序言：

    抗日战争时期，实际上是以毛泽东为领袖的中国共产党人全面、具体化实行土地革命时期毛主席探索出的农村包围城市路线，从而真正开创了“农村包围城市”格局的时期。徐焰说：“八路军、新四军挺进华北、华中的敌后,全面展开对日军占领的点(城市)、线(各铁路、公路)形成包围之势，共产党在华南领导的游击队也在广州以东和海南岛开始了抗日游击战。中国革命力量就此真正形成了‘农村包围城市’之势”（徐焰：《热血长城》）。这无疑是精准的。抗日战争被毛主席称为“犬牙交错的战争”，而“犬牙交错”的重要内涵，就包括共产党在敌后开展农村包围城市、对日本占领的各个城市形成全面反包围的格局。毛主席为首的共产党人怎样对日军进行“农村包围城市”？要分三个阶段说开去。

    第一阶段，就是抗日战争的战略防御阶段，中共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在毛主席为首的中央军委指示下，坚决打到敌人的后方，在敌人后方的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发动群众、减租减息、组织军队、建立政权、发展党组织、发展经济实力，从而为战略相持阶段打下比较足够的物质基础特别是群众基础。第二阶段，就是抗日战争的相持阶段，中共军队在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全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的正确领导、指示下，执行党的政治和军事路线，进一步发展壮大革命力量、兼顾打击顽固派、坚决通过游击战争粉碎日军和日伪军的“扫荡”，进一步发展壮大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政治军事经济力量。第三阶段，也就是抗日战争的反攻阶段，以毛泽东为领袖的中国共产党人抓住有利战机，放手发动群众，壮大革命力量，开展全国性的战略大反攻，对日军和日伪军开展了越来越激烈的打击——其中，黄克诚大将指挥的苏北战场战绩尤其显著。八年全面抗战，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由小到大、由弱到强、逐渐发展到了127万、歼灭了比自己的兵力总数还要多的敌人。

    回顾这一辉煌的历史过程，感受中国共产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艰辛、不易，感受毛泽东、王稼祥、黄克诚等革命前辈的大智大勇，学习中国共产党独有的宝贵智慧，纪念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形成八十周年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八十周年！

    一、打开局面的抗日战争的战略防御阶段

    早在全面抗战刚刚爆发不久的1937年8月1日，毛主席就规定了中共军队在整个抗日战争的作战方针：“在整个战略方针下执行独立自主的分散作战的游击战争，而不是阵地战，也不是集中作战，因此不能在战役战术上受束缚。只有如此才能发挥红军特长，给日寇以相当打击。”（《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二卷）》：《关于红军作战的原则》）主席这一段话有三层含义，每一层都要认真领会：第一，就是中共军队作战必须是独立自主的，不能受制于国民党军队，这也是后来主席告诉彭德怀的“依照情况使用兵力的自由。”（《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二卷）》：《对独立自主的山地游战争基本原则的解释》）；第二，就是中共军队坚持的是分散的游击战争，而不是集中起来打阵地战，“坚持依傍山地与不打硬仗的原则。”（《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二卷）》：《对独立自主的山地游战争基本原则的解释》）是根据敌强我弱情况做出的符合战场实际情况的方针；第三，就是中共军队之所以打游击战，是因为要发挥自身的特长——灵活机动、发动群众，从而给敌人以相当打击。这就是发挥我军的长处、打击敌人的软肋，这就是避实击虚。

    开展游击战争，不仅是打仗消灭敌人，也是发动群众发展革命政治军事经济力量、实现革命力量的大发展。所以，主席指出：“红军有发动群众创造根据地组织义勇军之自由，地方政权与邻近友军不得干涉。”（《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二卷）》：《对独立自主的山地游战争基本原则的解释》）为了使彭德怀理解游击战争的完全必要性，主席做了更耐心更具体的解释：“今日红军在决战问题上不起任何决定作用，而有一种自己的拿手好戏，在这种拿手戏中一定能起决定作用，这就是真正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不是运动战)。要实行这样的方针，就要战略上有有力部队处于敌之翼侧，就要以创造根据地发动群众为主，就要分散兵力，而不是以集中打仗为主。集中打仗则不能做群众工作，做群众工作则不能集中打仗，二者不能并举。然而，只有分散做群众工作，才是决定地制胜敌人、援助友军的唯一无二的办法，集中打仗在目前是毫无结果可言的。”（《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二卷）》：《坚持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原则》）主席的意思很清楚：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需要在战略上从敌人侧翼进行，这样有利于我军的安全，这也是后来主席强调的“游击战争主要应处于敌之翼侧及后方，在山西应分为晋西北晋东北晋东南晋西南四区，向着进入中心城市及要道之敌人，取四面包围袭击之姿势，不宜集中于五台山脉一区，集中一区是难以立足的。”（《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二卷）》：《游击战争主要应处于敌之翼侧及后方》）；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中心任务就是分兵以发动群众、发展革命的政治和军事力量、建立革命根据地、发展我们中共军队的实力。不能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盲目硬拼。在当时红军极其弱小而且装备极差的情况下，只能先通过分兵发动群众发展革命力量、壮大自身实力，不然的话就是死路一条。主席的战略就是从这一敌强我弱的实际情况出发的。只有我军发展壮大的时候，才能逐渐消灭更多的敌人。

    关于游击战争的具体方法，毛主席坚持“以游击战争为纲”。我们知道毛主席经常强调纲举目张以及“弹钢琴”工作方法——有中心又统筹兼顾的方法。主席指出：“整个华北工作，应以游击战争为唯一方向。一切工作，例如兵运、统一战线等等，应环绕于游击战争。”（《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二卷）》：《整个华北工作应以游击战争为唯一方向》）这就是统筹兼顾、纲举目张、“学会弹钢琴”。游击战争这一纲中的纲，就是发展革命的队伍。主席讲：“除山西部署已告外，应令河北党注全力于游击战争，借着红军抗战的声威，发动全华北党(包括山东在内)动员群众，收编散兵散枪，普遍地但是有计划地组成游击队。”（《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二卷）》：《整个华北工作应以游击战争为唯一方向》）为了有利于游击战争的顺利开展，主席特别指出加强统一领导的重要性：“为此目的，应着重于高级干部之分配及独立领导的党政军集体机关之组织。要设想在敌整个占领华北后，我们能坚持广泛有力的游击战争。”（《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二卷）》：《整个华北工作应以游击战争为唯一方向》）这就是听党指挥无往不胜。

    中共领导的游击战争为什么能够进行？游击战争中为什么中共军队能够越打越多从而发展壮大？根源于中共军队发动群众、减租减息、代表了群众的利益，所以主席精准指出：“游击战争除军事部署以外，最主要的是紧密依靠乡村广大人民群众，只有如此，才能取得最后胜利。”（《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二卷）》：《游击战争主要应处于敌之翼侧及后方》）这也是国民党军队在敌后活不下去、共产党军队在敌后如鱼得水的原因。

    毛主席在抗日战争即将进入相持阶段的时候未雨绸缪，提前指出：“在华北正规战争业已结束，游击战争转入主要地位的形势之下，日寇不久即将移其主力向着内地各县之要点进攻。”（《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二卷）》：《准备充分力量对付敌向内地各县之进攻》）为了应对日军的反扑，中共必须发展足够的政治军事经济实力。所以，主席说：“部署纲领:以控制一部为袭击队，大部尽量分散于各要地，组织民众武装为第一义。大抵靠近铁路公路地带先布兵先工作，偏僻地方后布兵后工作”“红军应在统一战线基本原则下，放手发动人民废除苛捐杂税，减轻租息，收编溃军，购买枪枝，筹集军饷，实行自给，扩大部队，打击汉奸，谅纳左翼，进一步发挥独立自主精神。如此做去，期于一个月内收得显著成绩，以便准备充分力量对付敌向内地各县之进攻。”（《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二卷）》：《准备充分力量对付敌向内地各县之进攻》）这就是“早看五十年”的毛泽东，他在一些事情处于萌芽状态的时候就能预测事情发展的态势，然后根据新的实际情况提前做出必要的战略准备。

    为了进一步打开局面、进一步牵制日本帝国主义并在更广阔的空间发展革命的有生力量，毛主席决定指挥八路军向河北、山东等地挺进。主席根据战场实际情况精准指出：“当敌集力攻陇海路时，河北全境及山东境内乃至江苏北部必甚空虚，同时晋察绥三省之敌一时尚无力南进。”“用一一五师全部向东出动……如证明大兵团在平原地域作暂时活动是有利的，而且渡黄河向南与渡运河向西均不成问题，则实行第二、第三等步。至不能立足时及他方紧急时，向安徽、河南出动，或向西撤回。”（《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二卷）》：《关于一一五师分三步向河北山东等地进军的意见》）可见，主席精准敏锐的把握住了敌人分散驻守各个大城市以及向前进攻导致的后方兵力薄弱的重要战机，所以决定调兵向更宽广的河北地区挺进。同时，主席坚持做最困难准备，强调不可行的话注意撤回。主席进一步指出，如果形势有利、第一步可行，就要“分数路突然渡河，转入山东境内，在津浦路东山东全境作战，并以鲁南山地为指挥根据地”（《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二卷）》：《关于一一五师分三步向河北山东等地进军的意见》）。不出毛主席所料，八路军果然在河北和山东打开了局面，实现了大发展。主席在之后进一步精准指示：“党与八路军部队在河北、山东平原地区，应坚决采取尽量广大发展游击战争的方针，尽量发动最广大的群众走上公开的武装抗日斗争。秘密的抗日斗争只有在敌人统治的城市与铁道附近才成为主要的方式。”（《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二卷）》：《关于一一五师分三步向河北山东等地进军的意见》）八路军在毛主席指挥下，像神龙入海一样，在华北、山东开展了大范围的游击战争！

    早在这时，毛主席就对新四军也做了正确指导。毛主席致电项英：“地区扩大，已不患无回旋余地。望根据战争的实际，凡敌后一切无友军地区，我军均可派队活动，不但太湖以北吴淞江以西广大地区，即长江以北，到将来力能顾及时，亦应准备派出一小支队。”（《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二卷）》：《新四军可放手在敌后活动》）可见，主席在1938年就提醒项英必须在敌后开展游击战争、发展革命队伍，甚至已经设想了在长江以北打开局面，但是军事能力极端低下又极端自负的项英就是油盐不进。对于主席的指示，这个项英“左耳朵进，右耳朵出”，导致战机长期贻误！

    综上所述，在这一时期，总体上，八路军成功在敌后打开了局面、发展了革命力量，为抗日战争相持阶段敌后战场变为主战场、应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扫荡”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二、排除万难、披荆斩棘的战略相持阶段

    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等于进入了最困难、最艰辛、持续时间最长的阶段。在这一阶段，毛主席为首的中央军委领导中共军队排除万难、克服了来自日寇和蒋介石匪帮的双重压力，实现了革命力量的继续发展。这一时期，作为全军总政治部主任的王稼祥同志协助毛主席主持军委日常工作，也发挥了不可忽视的巨大作用。“从六中全会后到1943年7月，以毛(泽东)、王(稼祥)、或毛、朱(德)、王联名签署给八路军、新四军和各抗日根据地的指示文电达数百件之多。从六中全会闭幕到1938年年底的40多天内，毛泽东等发出的指示文电王稼祥参与署名的就有十几件。”（《王稼祥传》，第197页。）当下的很多党史文章对这一历史真相宣传程度不足，无疑是不太合适的。

    这一时期，对于毛主席关于在敌后进行农村包围城市的正确战略、对于敌后游击战争的具体方针，王稼祥同志在1939年1月9日做了非常重要的系统化表述，他清晰指出：“一、要按照游击战争的战略形势，重新划分军事的行政的区域，以便领导与指挥敌后的游击战争。区域的划分应当根据敌情、地形、我方游击战略之形势等等，而不应束缚于过去的省界。每个区域不仅应当有统一的军事指挥机关，并且应当有统一的最高行政机关。二、抗日根据地中的军、政、党、民各种工作应当很好的配合。执行‘一切为着坚持敌后长期抗战’的原则，军、政、党、民的机关必须有很好的协调动作，而不应彼此妨们互相磨擦。三、整理与强化我们在敌后的队伍与游击队。在正规军方面应该改造政治工作，提高部队的政治质量，严格军队的纪律，加强游击战争的训练，提高各级指官的机动与各部队独立行动分散行动之能力，开办训练班及学校培养军政干部。在击队方面应当严密组织与纪律，服从集中之指挥，禁止零乱、自由、各自为政与破民力等行动。四、高度的发扬民力与合理的使用民力。”“在敌后抗战胜利，不仅依靠于军力，并且依靠于民力的真理是最明显没有了。”“敌后抗战是长期的，民力的使用必须合理化。一切不顾长期作战之准备而浪费民力的行为，只会引抗战到失败的道路，是应该严格禁止的。五、坚持敌后抗战的中心关键，是在于各党各派各军各阶层的团结一致，以孤立日寇，瓦解伪军伪政府，以便长期支持和争取胜利。”（《王稼祥传》，第199页—200页。）王稼祥同志讲的五条措施，全面到位：根据实际情况划分行政区域，从而方便对战争的统一指挥；纲举目张，统筹兼顾，以抗日游击战争为中心，党政军民各领域事业相互配合；严格加强对军队的纪律要求、政治教育和政治建设，保证军队严格听党指挥、执行党的革命政治路线；坚决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反对滥用民力、过分增加群众压力；坚决坚持抗日统一战线，团结大多数、孤立极少数，一致对付日本帝国主义。无疑，王稼祥同志提出的五条措施，为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发展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是对毛主席“农村包围城市“正确战略的精准总结。

    1940年1月，为了实现新四军主力在长江以北大发展、打开南方战局的战略目标，毛主席、王稼祥同志致电项英、叶挺：“甲、你们主要出路在江北，虽已失去良机，但仍非力江北不可。”“乙、须秘密准备多数渡口，为紧急时用。”“丙、经费绝无他项出路，全党均须自力更生。”（《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二卷）》：《皖南部队须力争江北》）但是，项英仍然畏缩不前。皖南事变发生于1941年，距离1940年有一年多的时间。如果项英决心北上，按着毛主席、王稼祥同志的正确指示在敌后发动游击战争、发展革命队伍和根据地，新四军不仅不可能在皖南事变损失七千，而且会实现大发展！这个项英简直是一个危害中国革命、危害中国共产党、危害抗日战争大局的有罪之人，他对不起7000新四军烈士！

    1940年7月20日，毛主席、朱德同志、王稼祥同志再次强调：“华中目前斗争策略，以全力对付韩德勤及苏北其他顽军，切实发展苏北。对李品仙应取守势并力争和缓，以防蒋桂联合对我，不要截断皖省从敌区运私货孔道。”（《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二卷）》：《目前华中应切实发展苏北》）可见，向北发展一直是毛主席为首的中央军委坚持的战略目标，同时，主席特别注意强调利用蒋介石嫡系和桂系之间的矛盾，从而避免多线作战。但是，项英依旧继续贻误战机，为皖南事变新四军损失惨重埋下了祸根。

    为了继续打开抗日局面，毛主席、朱德同志、王稼祥同志指出：“敌占宁波、奉化、温州、福州。如系久占，你们应注意组织各该地之游击战争。有地方党者指导地方党组织之，你们派少数人帮助之，无地方党者由你们派人组织之。从吴淞经上海、杭州、宁波直至福州，可以发展广大的游击战争。”（《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二卷）》：《发展上海到福州广大地区的游击战争》）利用敌人兵力分散于城市的有利时机，打入敌人的薄弱环节——农村，从而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发展革命军事力量、实现农村包围城市、最终消灭敌人——这就是毛主席指导敌后战争的主要方针。随着八路军和新四军实力逐渐发展壮大，主席根据新的情况也制定了更加猛烈进攻敌人的战略方针：“向各方表示，八路军新四军均在敌后猛击敌人”（《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二卷）》：《八路军新四军均在敌后猛击敌人》）。

    这一时期，主席开始准备我军主力向北转移。早在1937年7月，主席就考虑过打通我军和东北的联系。在抗日战争相持阶段，随着战局和我军实力的发展，主席进一步将准备我军进入东北提上日程，并紧密筹备八路军、新四军主力向北转移。1942年7月，主席说：“须估计日本战败从中国撤退时，新四军及黄河以南部队须集中到华北去甚或整个八路、新四须集中到东三省去”“如此则山东实为转移的枢纽”“故掌握山东及山东的一切部队(一一五师、山纵、杨苏纵队)造成新四向北转移的安全条件，实有预先计及之必要。”(《毛泽东文集》第二卷，第434-435页)这无疑是高瞻远瞩的部署。正如杨冬权老师所说：“日本投降后，华东新四军以及华南游击队大部都经山东而转移到东北三省去，山东果然成了战略转移的枢纽，就连包括山东在内的华北的八路军，也有不少去了东三省。毛泽东提前三年多预见到山东将成为战略转移枢纽、八路军和新四军要集中去东北的局面，并提前作出部署，说明他确实是先人一步、高人一筹的。”（《遇见:毛泽东预见的历史验证》：《预见251》）这就为我军从容主动在抗日战争之后向北发展、向南防御提供了必要的战略准备。无疑，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方针是毛主席的独创，而不是刘少奇的独创，谁把这个功劳放在刘少奇身上、否定毛主席的独创性贡献，谁就是臭不要脸、歪曲事实，谁的脸皮就比经常说“下级无能，非我之罪”的蒋介石还厚。

    综上所述，抗日战争相持阶段，中共领导的敌后战场就是主战场。在这一阶段，在毛主席、王稼祥同志领导下的八路军和新四军，披荆斩棘、攻坚克难，不仅克服了来自日本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匪帮的双重压力，而且实现了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力量的继续发展。

    三、星星之火成燎原之势的战略反攻阶段

    随着抗日战争和整个二战局势的变化，特别是随着八路军和新四军的逐渐发展壮大，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进入了战略反攻阶段。毛主席敏锐的把握住了战机，精准指出：“沦陷区扩大，如我党能执行正确政策，便可使现有军队获得巩固，并可在新发展地方扩大军队。”“希望你们努力向雁北、绥东、察哈尔、热河及冀东敌占区发展，扩大解放区。”（《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二卷）》：《晋察冀部队应努力向日军占领区发展》）这也是七大路线的雏形。

    在1945年中共七大，毛主席做了比《论联合政府》更精彩、更深刻、更生动的口头政治报告。毛主席指出：“我们党的七大应该决定一条什么路线呢?一条什么政治路线呢?怎么样决定才好呢?我们想，应该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这就是我们党的路线，我们党的政治路线。这里所说在我们党的领导之下，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就是组织我们的队伍。组织队伍干什么呢?不干别的，就是要打倒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和它的走狗。”（《毛泽东文集（第三卷）》：《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口头政治报告》）我们的方针是什么？就是抓住抗日战争即将胜利的有利战机，实现革命的政治、军事、经济力量的全面大发展。主席生动讲道：“根据一九四三年和一九四四年，特别是一九四四年的经验，我们的任务需要发展攻势，扩大解放区，集中大的兵力(五至六个团)和小的兵力(武工队)，到敌后之敌后举行攻势。因为日寇的情况变化了，它的兵力疲惫，自顾不暇，而我们的地方扩大了。我们和敌人两方面的情况都变化了，世界的情况也变化了，柏林快打下来了，所以我们应该集中相当的兵力，在可能条件下对敌人最薄弱的地方举行进攻。这对我们的防御，也有很大的好处。”（《毛泽东文集（第三卷）》：《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口头政治报告》）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根据实际情况、以自己的绝对优势进攻敌人的薄弱环节，从而克敌制胜，典型的毛氏风格！如果说日寇和一切反动派是猎物，毛主席就是最懂捕猎的狩猎者。

    这一时期，毛主席亲自栽培的能文能武、军政皆优的黄克诚大将指挥的苏北战场极其杰出的贯彻了毛主席的军事方针。“1944年元旦，黄克诚发布文告，号召全区军民‘动员与组织根据地一切力量纷碎敌伪‘扫荡’，准备反攻敌人。’”（《黄克诚传》：《第十四章、指挥三师反攻作战》）黄克诚大将的指挥炉火纯青，“第三师及苏北军民在黄克诚指挥下，局部反攻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苏北解放区不断扩大，日伪军顾此失彼，惶惶不可终日，最后不得不将兵力龟缩在几个较大的据点之中。”（《黄克诚传》：《第十四章、指挥三师反攻作战》）这实际上实现了苏北战场农村包围城市格局的形成。后来，黄克诚大将又亲自指挥了两淮之战，而两淮之战和之后的胜利，“使苏北、苏中、淮南、淮北解放区连成一片，为中人民解放战争准备了广阔的战场和巩固的大后方。”（《黄克诚传》：《第十四章、指挥三师反攻作战》）大反攻之中，黄克诚大将集中优势兵力，以避实击虚、各路相互配合、围点阻援的战术，实现了打通各个根据地之间联系、切断敌人之间的联系、攻克敌人重要据点的战略目标，取得了辉煌的战绩！

    整个抗日战争时期，“在毛泽东的指挥下，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游击队，在从1937到1945年的8年全面抗战中，共进行大小作战12.5万余次，歼灭日军52万多人，歼灭伪军近120万人，缴获长短枪近70万支，机枪1万多挺，各种火炮1800门，收复国土100余万平方公里，解放人口近1亿。”（杨冬权：《抗战旗帜毛泽东》）神矣，伟哉——咱们的领袖毛泽东！在共产党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都能创造出来！

    小结：

    以农村包围城市，最终实现武装夺取全国政权，是以毛泽东为领袖的中国共产党人开辟的一条完全不同于俄国革命的新道路，这条道路不仅是扎根敌人的薄弱环节、避实击虚的革命方针，而且是为中共生存发展以及中共领导的革命事业输送源源不断的活力、动力的战略方针。抗日战争最大的意义，就是实现了共产党领导下的红色革命力量的大发展、形成了农村包围城市的格局、为中国无产阶级夺取全国政权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中国近代城市极少，全国工人仅仅200万，而且分别分布在多个城市之中，形不成合力。按照抗日战争时期共产党根据地1亿人口中的百分之1.27可以组成127万军队来计算，200万产业工人最多能形成2万支部队，而且这2万还要分散在全国各大城市。所以，中国近代的城市工人根本难以组成一支足够强大的武装集团、根本无法形成足够集中起来抵御“三座大山”的强大的人民军队。中国共产党在土地革命时期和抗日战争前期、中期如果想死守一个或几个城市，就必须用农村大量人力资源“输血”，这无疑是得不偿失、严重损耗革命战士的选择——这就像“八戒沙僧救师傅”一样：灭敌一千，自损八百，得不偿失。农民是近代中国的最主要人口，他们有足够的力量用来分别进行生产斗争和军事斗争，从而为中共领导的人民革命事业输送源源不断的经济活力和军事动力。中国共产党人特别是领袖毛泽东对这一状况洞若观火，所以排除了来自国内外的一切压力，选择了这条曾经没有人走过的道路。有了农村包围城市，就有了源源不断地、发展到了五百万的强大的革命军队，就有了“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以绝对优势的力量、尽可能小的损失，解放了数万万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

    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以全面抗战八年的实际行动向世界宣告——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坚持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是正确的、中国共产党首先提出的人民战争和统一战线是抗日战争胜利的决定性因素、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是无往而不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