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经过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爬雪山，中国共产党和中央红军在领袖毛泽东指挥下摆脱了数十万敌人的封锁包围、在濒临灭亡的边缘实现了重生，并和四方面军实现了大会师。

    摆脱了濒临灭亡的困境之后，中国共产党究竟向哪个方向走呢？是苟且偏安于一隅，还是打起抗日大旗、逐鹿中原、代表多数人民的愿望、领导全国革命战争、开拓中国革命新局面呢？中国共产党是发展壮大最终夺取全国胜利还是保守偏安最终被强敌绞杀？

    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坚持北上抗日、逐鹿中原、代表全国大多数人民的利益和愿望、打开全国革命新局面，而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张老四为代表的相当一部分人坚持南下保存实力、偏安于西南地区。这是两条针锋相对的道路的斗争，这段历史无疑是中共命运大转折的历史，也是中国大革命的一个绕不过去的历史转折。

    这段历史的脉络，可以用“两条道路”、“六次会议”来形容。

    （1）两河口会议：长征路上仅次于遵义会议的重要会议

    早在两河口会议之前，毛主席、周总理等就致电张老四说：“今后我一、四两方面军总的方针应是占领川。陕、甘三省，建立三省苏维埃政权”（《毛泽东传》：《第15章、长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这就是“北上”战略方针。但是，张老四不同意这一战略，建议红军北攻阿坝，先占领青海和新疆，或暂时往南打。

    为了统一战略意见，两河口会议召开，总理先发言，阐明了北上的必要性。之后，主席和王稼祥同志也做了坚决要求北上的发言。主席表示：“一、中国红军要用全力到新的地区发展根据地，在川陕甘建立新根据地，这是向前的方针，要对四方面军同志作解释，因为他们是要打成都的，而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有可能实现向北发展。二、战争性质不是决战防御，不是跑而是进攻，因为根据地是依靠进攻发展起来的，我们应当过山战胜胡宗南，占取甘南，迅速向北发展。三、我须高度机动，这就有个走路的问题，要选好向北发展的路线，先机夺人。四、集中兵力于主攻方面，如攻松潘，胡宗南如与我打野战，我有二十个团以上，是够的。今天决定，明天即须行动。五、责成常委、军委解决统一指挥问题。”（《毛泽东传》：《第15章、长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主席的意思很清楚——红军要图发展、打开新局面，而不是图保守、退却，而北上就是代表人民愿望、到多数人口聚集地和矛盾的聚焦地争夺更大的发展空间的战略决策。

    王稼祥同志在发言中也表示了对北上方针的坚决支持：“首先是一、四方面军汇合后力量大了;其次是帝国主义的干涉远，敌人又隔离，群众受压迫，易于接近我们，等等。有这么许多好条件，但是能否成为苏区，要看我们能否消灭敌人。如果认为一面无敌，后退无穷，这就错了。这是躲避斗争，不看到进，只看到退。当然在有的情形下须要退，但现在主要的问题不是在这里，而是要坚决斗争扩大苏维埃区域。我们到这个地区，主要是为了消灭敌人。”（《王稼祥传》：《第十三章、长征途中（下）》）王稼祥同志的发现展现了他对主席北上方针的深刻理解——首先，北上有利于我们发动更多的群众反抗压迫，是我们代表人民利益的选择；其次，北上是我们中共革命力量发展壮大的必然要求，南下难以充分发展革命力量，成不了气候的。

    1935年6月28日，两河口会议通过了主席的北上方针。后来29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毛泽东发言时指出:日本帝国主义想把蒋介石完全控制在自己手下。‘党对时局应有表示，发表文件，在部队中宣传，反对日本’，这是‘最能动员群众’的。”（《毛泽东传》：《第15章、长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正如主席所说，南下，就是往人烟稀少、民族风俗和生活习惯不太一样的地方走，就是往群众基础和经济基础都很薄弱的地方走；南下，真搞成了也顶多是偏安一隅，无非是做个“红色刘湘”、“红色龙云”，不会有什么出息，成不了“问鼎中原”的气候：北上，群众基础厚一些，语言和生活习俗就相似一些，群众基础和经济基础就相对有利于中共领导下的革命力量的发展；北上，前往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聚集之地，这才有利于中共和各路诸侯以及日寇斗智斗勇中发展壮大。

    （2）芦花会议——张老四枪指挥党妄篡权，毛大帅老谋深算护方针

    看到四方面军兵力远远比中央红军雄厚，野心膨胀的张老四进一步开展了篡夺党中央权力的阴谋行动。中共中央在芦花举行政治局常委会议，张老四就提出增补一批人进入军委。主席回答说：“提拔干部是需要的，但不需要这么多人集中到军委，下面需要人。”（《毛泽东传》：《第15章、长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于是，“会议为了团结张国焘共同北上，同意将原由周恩来担任的红军总政委改由张国焘担任，周恩来调中央常委工作。”“二十一日，组织前敌总指挥部，以徐向前兼总指挥、陈昌浩兼政治委员，叶剑英兼参谋长。”（《毛泽东传》：《第15章、长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从这一历史细节中，可见主席炉火纯青的斗争艺术——在保证共产党能发展壮大的唯一正确的路线能够捍卫，在保证人民的根本利益能够捍卫的唯一正确路线也就是北上路线不动摇的前提下，为了团结过多的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为了稳定住张老四，做出组织成员上必要的让步。

    我们知道井冈山时期和赣南闽西苏区时期的毛主席虽然已经成为了用兵如神的职业军事家，亲自指挥了大量神仙仗。但是这一时期，主席在是非分歧上处事过于刚猛。例如在苏区的时候，总理和稀泥，在向临时中央汇报的时候故意说主席“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想让主席和临时中央妥协。但是主席毫不遮掩的告诉他们：“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古人都知道这个道理。我们在前方的同志，对敌情和我军实力的了解，比你们后方的同志更清楚。我希望后方中央局同志不要干涉前方的军事行动！”（双石、铁流：《从赣南会议到宁都会议——王明路线在中央苏区如何占据统治地位的》）之后，毛主席的军事指挥权在任弼时、周总理先后主持的宁都会议遭到了彻底剥夺。

    经过中央苏区斗争的洗礼，毛主席成为了斗争艺术炉火纯青的政治家，从此，他只把代表人民利益作为唯一的不可牺牲的原则、不再一直在理论分歧和各种认识分歧上丝毫不让步的过度纠结、从此更加善于灵活的实现根本战略目标。所以，后来1960年，“蒙哥马利说:我衡量一个政治领袖的标准是看他是否会为了地位而牺牲他的原则。如果一个领袖为了取得很高的地位而牺牲他的原则，他就不是一个好人。毛泽东说:我的意见是这样的，一个领袖应该是绝大多数人的代言人。蒙哥马利说:但是他也不能牺牲他的原则啊!毛泽东说:这就是原则，他应该代表人民的愿望。”（《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十五章，1960年，六十七岁。）有了宁都会议的经验教训，也有了后来在和张老四的斗争中只维护北上战略方针而愿意在其他方面做出策略性的让步的老谋深算的共产党领袖毛泽东，有了后来在1956年到1960年即使苏修变质也为了集中孤立美国、对抗美国而尽可能扩大美苏矛盾、尽可能联合苏联、只要不侵犯中国国家利益就不和苏联撕破脸、直到苏修侵犯了中国主权才和苏修撕破脸的实事求是、成熟老练的伟大领袖毛泽东。

    （3）沙窝会议——强调党对全军绝对领导，公开批判张国焘

    由于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正确策略，张老四更改中央路线的阴谋没有得逞，但是张老四仍然放不下更改中央路线的野心。由于张老四对松潘战役计划的破坏，导致松潘战役计划没有成功执行，胡宗南部队得以集中兵力扼守松潘，红军被迫更改行军路线。

    张老四有错在先，毛主席敏锐的抓到了批判张老四的政治主动权，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策略，决定对张老四进行了最早的批判。于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毛儿盖附近的沙窝召开会议。毛泽东在发言中，再次强调两河口会议确定的北上战略方针，批评了张国焘的错误主张。”“会议通过的《中央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的决议》，重申北上方针，强调创造川陕甘根据地是当前红一、四方面军面临的历史任务。为此必须加强党对红军的绝对领导，维护两个方面军的团结。决议指出，在红军中必须纠正对革命前途悲观失望的右倾错误。”（《毛泽东传》：《第15章、长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从这一决议，可以看出毛主席为首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斗争智慧。

    张老四犯错在先，这一决议形成在后，决议针对张老四的错误而产生，这就是有理；这一决议坚定不移的继续维护北上这一根本战略，维护这一党和红军生存发展、给中国革命事业打开局面的唯一正确路线，坚持了最重要的底线，这就是有利；这一决议特意强调了党指挥枪同时，还特意强调了维护两个方面军的团结，而没有对张老四进行严肃的组织处理，为中央红军和四方面军联系留下了余地，这就是有节。相比于毛主席的老谋深算、有理、有利、有节的掌握着和张老四斗争的尺寸，张老四横冲直撞、到处要权、四面出击，显得极其拙劣、粗莽。细节之中，可见悬殊差别！

    （4）毛儿盖会议——毛泽东审慎定长策，王稼祥炮打张国焘

    张老四简直是烂泥扶不上墙。为了批评张老四坚持向青海、宁夏、新疆退却的主张，中共中央告诉他：“不论从敌情、地形、气候、粮食任何方面计算，均须即时以主力从班佑向夏河急进。左路及一方面军全部，应即日开始出动，万不宜再事迁延，致误大计。”（《毛泽东传》：《第15章、长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之后，中共中央在毛儿盖召开会议。当时中共中央在右路军，张老四在左路军。

    当时，毛主席对同样在右路军的徐向前、陈昌浩做了耐心的说服工作。“毛泽东从军事、经济、民族、地形等条件，论证了红军主力不应向西而应向东。并且指出:目前我们的根据地应‘以洮河流域为基础’，将来向东发展，后方移至甘肃东北与陕西交界地区。徐向前、陈昌浩同意毛泽东的报告，说战略方针当然是向东，左路军一定要与我们靠拢。”（《毛泽东传》：《第15章、长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在这次会议，王稼祥同志对张国焘屡次破坏党的路线执行和军事计划忍无可忍。“会上，王稼祥提出要同张国焘作斗争的问题。毛泽东说:斗争是需要的，但目前开展斗争是不适宜的。目前我们应采取教育的方式，写文章，不指名、不引证。可指定专人搜集材料，研究这个问题。”（《王稼祥传》：《第十三章、长征途中（下）》）可见，王稼祥同志是继毛主席之后又一位最早点名在会议上痛批张国焘的领导同志。毛主席不愧是老谋深算的大政治家——他根据一四方面军不能分裂的实际需要，决定先以不点名的批评教育为主，以免耽误北上大局甚至红军分裂。同时，主席精准指出：眼前不打倒张老四不等于以后不仔细审他，所以要搜集资料研究批判张老四的问题。北上的战略方针、红军内部团结问题、准备对张老四斗争的必要材料——无一不是长策！可见主席对眼前战略目标和长远战略目标的精准把握。

    在此期间，张老四分裂党和红军、反对北上路线的行为越来越恶劣，甚至在9月9日，他给陈昌浩发密电，要求“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毛泽东传》：《第15章、长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这和张老四要搞军事政变、彻底实现枪指挥党无异。右路军前敌指挥部参谋长叶剑英看到这封电报之后，迅速秘密前往毛主席所在地报告。看到这封密电，毛主席果断决定亲自提前率右路军北上。后来1971年，在回忆这段历史的时候，毛主席说：“张国焘搞分裂，叶剑英同志在这件事上立了一大功，张国焘打电报给陈昌浩说，坚决南下，否则彻底解决。当时叶剑英同志当参谋长，他把这个电报拿出来先给了我，我们才走了的。叶剑英同志在这个关键时刻是有功劳的，所以你们应当尊重他。”（《毛泽东年谱（1949~1976）》1971年，七十八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当时，主席去询问徐向前是否坚持北上，徐向前对北上的态度产生了动摇。无奈之下，毛主席亲自率领林彪和彭德怀的一、三军团北上，后来徐向前回忆这件事的时候说：“晚上，毛主席亲自来到我的住处，站在院子里问我:向前同志，你的意见怎么样?我说:两军既然已经会合，就不宜再分开，四方面军如分成两半恐怕不好。毛主席见我是这种态度便没再说别的，要我早点休息，遂告辞而归。”（徐向前：《历史的回顾》）当时主席预言——不出一年，你们一定会北上的。不出主席所料，不到一年，南下部队损失惨重、陷入了严重被动局面，不得不北上。后来，徐向前回忆这段历史的时候感慨说：“我对毛主席的远大战略眼光和非凡气魄，是经过南下的曲折，才真正认识到的。”（徐向前：《历史的回顾》）

    （5）俄界会议与榜罗镇会议——继续北上打开局面，继续痛批张国焘

    北上红军到达俄界之后，毛主席在会议上说：“我们现在背靠一个可靠的地区是对的，但不应靠前面没有出路、后面没有战略退路、没有粮食、没有群众的地方。”（《毛泽东传》：《第15章、长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主席的意思很清楚——在蒋介石跟追的情况下，南下没有战略退路；从西南自然地理环境来看，南下的话会导致红军粮食给养的严重缺乏；从西南人文地理环境来看，南下不能争取足够雄厚的群众基础。不愧是大道至简！主席的回答，精准、简洁、到位！

    俄界会议上，党中央指出：中央和张国焘矛盾的实质，“是由于对政治形势的分析与敌我力量估量上存在着原则的分歧。”（《毛泽东传》：《第15章、长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人民的根本利益是唯一不可牺牲的根本原则，北上是满足人民利益、革命事业的唯一正确方法。对于北上这一根本底线，党中央毫不动摇的坚持到底。同时，“中央号召红四方面军的同志团结在中央周围，同张国焘的错误倾向作坚决的斗争。”（《毛泽东传》：《第15章、长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可见，在批判张老四的错误同时，中央坚持团结四方面军的多数指战员，尽可能的制止红军分裂。不过，由于形势的极端险恶和敌人的强大，在俄界会议，决定建立接近国外的根据地，“变更原定在川陕甘创造根据地的战略方针……当然是万不得已的事情可以看出当时情势是多么险恶。”（金冲及：《生死关头:中国共产党的道路抉择》）

    出乎意料的是，情况比较快的发生了变化。9月17日，毛主席指挥红军取得了腊子口战役的胜利，从而使红军突入甘南。之后，红军在宕昌县收集到一批天津《大公报》和《山西日报》等报纸，之后，“得知在陕北已有徐海东、刘志丹等很有战斗力的红军和大片比较巩固的根据地。这是中央红军长征出发以来不曾遇到过的。事情需要作新的考虑。27日，陕甘支队继续前进到通渭县榜罗镇。第二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这里举行常委会议，改变俄界会议的决定，把落脚点确定在陕北。”（金冲及：《生死关头:中国共产党的道路抉择》）毛主席说:“榜罗镇的会议（由常委同志参加)改变了俄界会议的决定。改变了，因为那里得到了新的材料，知道陕北有这样大的苏区与红军。所以改变决定，在陕北保卫与扩大苏在俄界会议上想会合后带到接近苏联的地区去，那时保卫与扩大陕北苏区的观点是没有的，现我们应批准榜罗镇会议的改变，以陕北苏区来领导全国革命。”（金冲及：《生死关头:中国共产党的道路抉择》）可见，毛主席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根据实际情况实事求是的调整战略方针。

    （6）铁证如山，毛泽东压倒张国焘；据理力争，王稼祥说服斯大林

    党中央到达陕北之后，经过一系列艰辛曲折的斗争，终于促成了红军三大主力会师。三大主力会师之后，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开始全面清算张国焘路线。但是，莫斯科发来了这样一个指示：“我们认为，无论如何现在不宜就张国焘以前的错误作出专门决议并就此展开讨论。要千方百计避免激化党内关系和派别斗争，时局要求团结党和红军的一切力量来对付敌人，并有必要准备齐心协力地反对无论来自何方的对红军的打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给中共中央的电报（1937年3月22日于莫斯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31～1937）》（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5卷）第283页，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9月第1版。）可见，斯大林、季米特洛夫反对中共中央对张国焘路线的清算。

    此时的中共中央领导人，已经不再是吃不得辣子、不敢和共产国际对着干的江苏人博古，而是爱吃辣椒、最喜欢投入和各种力量激烈斗争、在党和人民根本利益问题上毫不让步的湖南人毛泽东——所以，中共中央这次对共产国际“抗命不遵”，坚持对张老四进行组织处理。铁证如山——这无疑又是一个妄图完全给共产国际在指导中国革命的严重错误全部翻案的翻案分子们难以掩盖的事实。毛主席从来没有冤枉过共产国际，翻案不得人心！

    为了说服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王稼祥同志向莫斯科提交了关于中国的政治形势和中共的任务的报告。王稼祥同志指出：“为党的团结而进行的斗争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中共]中央是团结一致的，只有以前张国焘同志曾同[中共]中央进行过斗争。中央关于张国焘路线错误的决议为重新教育第4军的干部和保证中央对第4军的正确领导提供了可能性。”（《王稼祥关于中国的政治形势和中共的任务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报告提纲》）之后，经过长期的据理力争，王稼祥同志成功说服了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使共产国际终于承认了毛主席作为中共实际领袖的地位。王稼祥同志即将回国的时候，季米特洛夫和他讲：“应该告诉大家，应该支持毛泽东同志为中共领导人，他是在实际斗争中锻炼出来的。其他人如王明，不要再去竞争当领导人了。”（《王稼祥传》：《第十五章、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王稼祥同志对斯大林、季米特洛夫进行说服工作期间，任弼时同志也赴莫斯科，他们都对说服共产国际起到了关键作用。

    小结：

    经过两河口会议、芦花会议、沙窝会议、毛儿盖会议、俄界会议、榜罗镇会议六次会议，毛泽东为领袖的党中央和张国焘及其信徒进行了激烈、艰辛的斗争，以毛泽东为核心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以高瞻远瞩的政治远见、坚定不移的革命信念、炉火纯青的斗争艺术，成功实现了对张国焘路线的压倒性胜利，结束了张国焘路线在红四方面军的统治，实现了中共从绝地重生到全面发展壮大的命运大转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