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大量中央文献研究室公开的真实资料显示，大跃进时期，毛主席发现问题最早、纠正问题最早、解决问题最积极。值得深思的是，当时中央核心层领导人——毛主席、周总理、刘少奇、朱德、邓小平、陈云之中，做自我批评最多的却是毛主席。毛主席的几次自我批评，态度诚恳、真心实意，不仅不损他本人光辉伟大的形象，反而更显示了他的真诚和无私。

    在毛主席的自我批评中，关于高指标问题的自我批评，是符合实际情况的。但是，毛主席关于公社向全民所有制过渡的问题、关于反右倾问题、关于大跃进期间负责的问题所做出的自我批评，则未免过于苛刻。毛主席为什么做了这么多过于苛责自己的自我批评？这个我会在后文详细讲解。

    一、主席说，他对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速度设想的太快了

    主席关于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问题的自我批评，要从北戴河会议说起。

    在北戴河会议关于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中，主席写了这段话：“人民公社建成以后，不要忙于改集体所有制为全民所有制，在目前还是以采用集体所有制为好，这可以避免在改变所有制的过程中发生不必要的麻烦。实际上，人民公社的集体所有制中，就已经包含有若干全民所有制的成分了。这种全民所有制，将在不断发展中继续增长，逐步地代替集体所有制。由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是一个过程。有些地方可能较快，三四年内就可完成，有些地方，可能较慢，需要五六年或者更长一些的时间。过渡到了全民所有制，如国营工业那样，它的性质还是社会主义的，各尽所能，按劳取酬。然后再经过多少年，社会产品极大地丰富了，全体人民的共产主义的思想觉悟和道德品质都极大地提高了，全民教育普及并且提高了:社会主义时期还不得不保存的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工农差别、城乡差别、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都逐步地消失了，反映这些差别的不平等的资产阶级法权的残余，也逐步地消失了，国家职能只是为了对付外部敌人的侵略，对内已经不起作用了，在这种时候，我国社会就将进入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共产主义时代。”（《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三册）》：《在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稿上加写的文字》）

    主席这里说的话有三层含义：第一，人民公社不能忙着从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第二，集体所有制要逐渐过渡到全民所有制；第三，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有些地方可能快一些，三四年实现，有些地方可能慢一些，需要五六年或者更长的时间；第四，集体所有制经济过渡到全民所有制之后，还是社会主义经济，而不是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经济；第五，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需要生产力的提高和人民觉悟的提高。可见，第一，主席反对过早实现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第二，主席并没有把话说得太绝对，他只是说有可能有些地方快一些，用三四年就可以，有的地方可能慢一些，甚至需要比五六年还要长的时间，并没有说一定三四年或者五六年就能实现；第三，主席认为，实现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实现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前提，必须是足够的生产力水平和群众觉悟；第四，主席并没有要求各个公社搞“一平二调”。如果当时县级干部们真的能够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放下官架子、不搞强迫命令群众的官僚主义，严格按照主席在1958年以来多次强调的“打掉官气”、“以普通劳动者姿态面对群众”正确指示来做的话，也是不可能产生剥夺群众粮食的“共产风”——“一平二调”的。人民公社化期间的“一平二调”恰恰是官僚主义者们违反主席正确指示的表现。所以在纠“左”期间，主席坚决批判和制止“一平二调”。

    对问题，主席发现最早、纠正最早。从1958年8月29日北戴河会议到11月2日郑州会议，短短65天，毛主席就迅速把纠正“左”的问题、稳定集体所有制提到了日程。郑州会议的时候，主席讲：“我们在北戴河写了少者三四年，多者五六年或者更多一点时间，这个东西我总是动摇着，究竟能不能办到?能不能把农业办得跟工厂一样?产品能够调拨积累能够调拨。河南说四年，我看四年比较困难一些，我给你们加一倍，八年。山东范县说两年过渡到共产主义我看它那个时间太短。有两个过渡，第一个是由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大体需要多少时间?这次我们不要作决议案，交换一点意见。”（《毛泽东年谱（1949~1976）》1958年，六十五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到11月中旬，短短70多天，从来不相信亩产万斤的毛主席也不再相信其他一切比万斤低一些的虚高“卫星”，彻底把调整指标提上了日程。1958年毛主席纠“左”，比1929年之后的苏联纠“左”更迅速——这也和主席的政治判断力更敏锐有关。苏联从1929年11月3日开始犯农业集体化的“左”倾错误之后，用了长达120多天的日子——到1930年3月2日才开始相对冷静、出了《胜利冲昏头脑》，比主席1958年纠“左”的节奏慢了至少五十天。

    后来，在1960年11月28日，主席在为中央起草转发甘肃省委《关于贯彻中央紧急指示信的第四次报告》的批语的时候，以第三人称的口吻，写了他自己的名字，向全党做了自我批评。主席讲：“发去甘肃省委一九六〇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报告一件，很有参考价值，值得你们及地、县同志们认真研究一遍至两遍。甘肃省委在作自我批评了，看起来批评得还算切实、认真。看起来甘肃同志开始已经有了真正改正错误的决心了。毛泽东同志对这个报告看了两遍，他说还想看一遍，以便从其中吸取教训和经验。他自己说，他是同一切愿意改正错误的同志同命运、共呼吸的。他说，他自己也曾犯了错误，一定要改正。例如，错误之一，在北戴河决议中写上了公社所有制转变过程的时间，设想得过快了。在那个文件中有一段是他写的，那一段在原则上是正确的，规定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原则和条件，是马列主义的。但是在那一段的开头几句规定过程的时间是太快了。那一段开头说:‘由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是一个过程，有些地方可能较快，三四年内就可以完成;有些地方可能较慢，需要五六年或者更长的时间。’这种想法是不现实的。现在更正了，改为从现在起，至少(同志们注意，说的是至少)七年时间公社现行所有制不变，即使将来变的时候，也是队共社的产，而不是社共队的产。又规定从现在起至少二十年内社会主义制度(各尽所能按劳付酬)坚决不变，二十年后是否能变，要看那时情况才能决定。所以说‘至少’二十年不变。至于人民公社队为基础的三级所有制规定至少七年不变，也是这样。一九六七年以后是否能变，要看那时情况才能决定，也许再加七年，成为十四年后才能改变。总之，无论何时，队的产业永远归队所有或使用，永远不许一平二调。公共积累一定不能多，公共工程也一定不能过多。不是死规定几年改变农村面貌，而是依情况一步步地改变农村面貌。甘肃省委这个报告，没有提到生活安排，也没有提到一、二、三类县、社、队的摸底和分析，这是缺点，这两个问题关系甚大，请大家注意。”（《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五册）》：《中央转发甘肃省委<关于贯彻中央紧急指示信的第四次报告>的批语》）主席自己非要把自己的名字、自己的问题写进去，这能不让人动容吗？！

    如果主席不在批示中写上自己的名字，不在批示中讲北戴河会议决议中的那段话是“毛泽东同志写的”，那么谁也不会知道北戴河会议决议中关于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的那段话是毛主席本人写的，这一错误就可以“融化”到集体之中了。但是，主席就是亲自写上了他的名字，公开作了自我批评。这件事，在主席之后新中国的所有领导人之中，没有一个可以做到！他一丝一毫不在乎他的个人名誉，他只在乎人民的事业。主席这里对自己的批评也是比较苛刻的——因为主席仅仅说可能会有一部分地区的集体所有制会过渡到全民所有制，而且在估计过渡时间的时候并没有完全把话说的太绝对、充分留了余地。

    即使在农业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探索中由于没有经验经历了曲折，毛泽东时代的新中国农业还是取得了中国和世界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超高速发展成就。在七十年代，中国粮食总产量基本位居世界一二，这是国际公认的。中国是当时人口最多的国家，比美国人口多了三倍以上、比苏联人口多了四倍以上。人是生产力的决定性因素，人多力量大，这是毋庸置疑的。

    二、主席说，反右倾的错误在于“扩大到了县级以下”

    1959年6月以来，由于苏联撤资和逼债之后极端紧张、随时面临战争的国际局势，中国急需高速发展、鼓足干劲；由于苏联撤资和逼债，中国更需要集中国内农业支援工业和偿还外债，农村公社化的巩固成了历史的必然。反右倾不能完全和庐山会议联系起来，因为当时复杂的国际环境才是反右倾必然产生的根本原因。但是，反右倾不代表作为“共产风”的“一平二调”。早在1959年的第二次郑州会议，主席就领导我们确定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公社制度，坚决反对一平二调。如果所有一线干部能够严格执行毛主席的正确指示，反右倾的时候也不会出现“一平二调”。但是，主席还是近乎苛刻的做了检讨。

    主席认为，反右倾，“错就错在不该把关于彭、黄、张、周的决议传达到县以下，应该传达到县为止。”（《毛泽东年谱（1949~1976）》1961年，六十八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郑州会议的召开，是为了反‘左’。凡是贯彻郑州会议精神比较彻底的省，工作就比较实一些。从三月到六月只反了四个月的‘左’，如果继续反下去，那就好了。谁知道彭德怀在中间插了一手，我们就反右。右是应该反的，反右是正确的。但是带来一个高估产、高征购、高分配。这个教训值得我们吸取……在群众中间一反，结果就反出一个浮夸风。庐山会议反右这股风把我们原来的反‘左’割断了。”（《毛泽东传》：《第67章、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上)》）

    可见，主席看来，如果不转移县以下干部纠“左”的注意力，不在县以下提出“反右倾”，县以下干部就会继续纠正“一平二调”，就不会在反右倾的时候使“一平二调”复燃了。可见，主席对自己的批评近乎苛刻，甚至想尽了办法把下级的责任揽到自己的身上。虽然决议不传达到县以下的话，县级干部会心无旁骛的纠“左”。但是，如果县级干部真的是像毛主席一样将“弹钢琴”、“统筹兼顾”运用的炉火纯青的辩证法大师，严格遵循毛主席关于反对“一平二调”的正确指示同时反右倾、鼓干劲，1960年就不会再出现“一平二调”了。可见，主席对自己的批评近乎苛刻，在发现问题之后，找自己的原因比找别人的原因多得多。

    即使由于一线干部没有严格贯彻毛主席正确指示而出现1960年没有根除“一平二调”的现象，由于地方干部积极向毛主席反映真实情况和毛主席本人极强的政治洞察力，在1960年中旬以后，打击“共产风”、根本解决“一平二调”的工作迅速被毛主席重新定为中心工作，到1961年，“一平二调”得到了根本解决，“共产风”得到了比较迅速的根本制止。

    三、主席说，对于中央的问题，首先他负责任

    在七千人大会，毛主席讲：“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别人推卸责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责任，但是第一个负责的应当是我。”（《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六册）》：《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这是主席的自我批评——他毫不犹豫的把主要责任完全揽在了自己的身上。但是，真的如主席所说吗？主要责任真的在他吗？

    薄一波同志回忆说：“应当公道地说，对于一九五八年‘左’的错误，是毛泽东同志首先提出要纠正的。”（薄一波：《领袖元帅与战友》）原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李捷老师也讲：“毛泽东是一个思想敏锐的人，也是一个注重实际的人……率先发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是他，率先提出纠‘左’和刹车的也是他。”（李捷：《中国有个毛泽东》，第256页。人民出版社）值得注意的是，大跃进不等于浮夸风。主席在发动大跃进的时候，在成都会议、八大二次会议等等重要会议，不止一次强调必须注意实事求是、主观符合客观。正如李捷老师所说，发动大跃进之后，大家头脑都发热之后，也是主席率先冷静下来、率先纠正大家的错误的。在纠“左”方面，毛主席是最积极的，周恩来、刘少奇、陈云、邓小平等人却比毛主席慢了很多、晚了很多。

    所以，在1959年的第二次郑州会议上，面对头脑发热的大多数干部，毛主席甚至无奈地说：“我现在代表五亿农民和一千多万基层干部说话，搞‘右倾机会主义’，坚持‘右倾机会主义’，非贯彻不可。你们如果不一起同我‘右倾’，那么我一个人‘右倾’到底，一直到开除党籍。”（《毛泽东传》：《第62章、纠“左”的努力(上)》）。而且，毛主席比其他领导人更注意从所有制出发、根本刹住“共产风”。于是，“从能查到的文献来看，到这时（1961年2月。——引者注。）为止，还没有哪一个中共领导人，包括农村工作的人在内，像毛泽东这样重视生产小队（相当于原来的初级社）的地位和权力。毛泽东的目光，他的注意力，总是盯在生产小队这一级，盯在农业生产的最基层。”（《毛泽东传》：《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上）》中央文献出版社）虽然在1961年我党就比较迅速的根本纠正了“左”的问题、根本上制止了“共产风”，但如果大多数干部真的好好听毛主席的话，从1958年底开始就坚决和毛主席一起坚定不移的纠“左”，制止“共产风”可能会更迅速一些。

    综上所述，你让最早发现问题、最早提出解决问题、最积极纠正问题的毛主席负主要责任，合适吗？完全不合适！当“二线”的毛主席坚决不信亩产万斤的时候，很多负责具体工作的一线领导同志站在“亩产十多万斤”的稻田上欢呼丰收——这是当时的真实历史，有照片为证。那么，谁负主要责任呢？时任中央书记处总书记的邓小平在1962年七千人大会的报告说得清清楚楚。“这几年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的责任，中央首先负责，而在中央，首先应由做具体工作的中央书记处负主要责任。”（《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2023年版）》：《对邓小平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整理稿的批语》：注释“[1]”）邓小平这里说的是完全正确的。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公布的大量资料显示，1960年，毛主席之所以把注意力转移到打击“共产风”上，就是因为当很多地方省委在积极向中央反映“一平二调”还没有根本纠正的问题。但中央一线领导同志对根本纠正“一平二调”的问题重视程度并不足。一线中央领导同志的一些关于调运粮食的决定，恰恰加重了一些地方的经济困难，而地方领导干部们无疑是必须按他们的指示办事的。

    为了纠正一线中央领导对于根本解决“一平二调”的重视程度不足的问题，1961年3月，毛主席亲自写信给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彭真五位同志。毛主席严厉批评说：“大队内部生产队与生产队之间的平均主义问题，生产队(过去小队)内部人与人之间的平均主义问题，是两个极端严重的大问题，希望在北京会议上讨论一下，以便各人回去后，自己并指导各级第一书记认真切实调查一下。不亲身调查是不会懂得的，是不能解决这两个重大问题的别的重大问题也一样)，是不能真正地全部地调动群众的积极性的。也希望小平、彭真两位同志在会后抽出一点时间(例如十天左右)，去密云、顺义、怀柔等处同社员、小队级、大队级、公社级、县级分开不要各级集合)调查研究一下，使自己心中有数，好做指导工作。我看你们对于上述两个平均主义问题，至今还是不甚了了，不是吗?我说错了吗?”“我希望同志们从此改正。我自己的毛病当然要坚决改正。你们为什么那样忙呢?开三天会太少了，至少五天至七天才行。为什么南方三区反倒不忙开七天，北方三区倒那样忙呢?”（《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2023年版）》：《关于认真调查公社内部两个平均主义问题给刘少奇、周恩来等的信》）大量资料显示，反映问题方面，很多地方干部是比较及时、负责的；纠正问题方面，毛主席最为迅速、及时。而其他一线中央领导同志对于彻底解决“一平二调”的重视程度是不如毛主席和其他地方领导同志的——这才是当时真实的历史！

    “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我们不能因人废言。林彪说：“而且事实证明，这些困难，在某些方面，在某种程度上，恰恰是由于我们没有照着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警告、毛主席的思想去做。如果听毛主席的话，体会毛主席的精神，那么，弯路会少走得多，今天的困难会要小得多。”（林彪：《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根据上述资料来看，林彪说的是有一定道理的。多数干部如果真的听毛主席的话、坚决按着毛主席的纠“左”指示办，真的不搞“一平二调”，哪里会出现那些1959年7月到1961年的弯路呢？

    综上所述，毛主席最早发现问题、最早提出解决问题、最早而且最积极纠正问题。所以，让他负大跃进期间问题的“主要责任”，真的不合适，一点也说不过去！大量历史资料显示，毛主席他老人家从来不炫耀自己的功劳，而且很喜欢到处和别人谈他的“缺点”、“错误”，甚至怎么难听怎么说。一提起功绩，他却总是强调是人民的、共产党集体的。这真的令人动容。正如李慎明老师所说：“看看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写的《毛泽东传》与《毛泽东年谱》可以发现，毛泽东在多处作自我批评。事实上，毛泽东的胸怀最宽广。他对战友，对下属，对朋友，总是严以律己，宽以待人。”李慎明：《关于正确评价毛泽东方法论研究——纪念毛泽东诞辰130周年》）毛主席这样的伟大领袖，人民能不爱戴他、感激他、怀念他吗？！

    小结：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知道，毛主席做的很多自我批评，已经近乎苛刻，有些甚至是他对自己的过分指责。主席在我们心中，不仅是有雄韬伟略的伟大领袖，而且确实是一位品格高尚、可敬可亲的老人。主席之所以做了自我批评，实际上也包括他希望他的同志们——中央一线领导同志以及地方干部、基层干部们和自己一样放下架子多做自我批评、积极反省自己。当时很多同志——特别是一线领导同志做的自我批评很少、很不足。主席当时亲自做自我批评，也有希望让大家放下架子、放下包袱多检讨的目标。这一时期，毛主席是最冷静的。主席提出纠正问题是最早的、解决问题也是最积极的——但是，他做的自我批评也是最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