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红旗》创刊于1958年6月1日，是中共中央主办的理论刊物，毛泽东主席题写刊名，刊名颜色为红色。1988年6月16日停刊。ZAZHI正文没有一字提及停刊，但封底“欢迎订阅《求是》杂志”的大标题下是“中共中央决定，《红旗》杂志今年6月底停刊，《求是》杂志7月1日创刊。”

    2.《求是》创刊于1988年7月1日，由《红旗》改名。《求是》先是中共中央委托中央党校主办，后改由中共中央主办，刊名由邓小平题写，首期刊名颜色为黑色，后改为红色。

    1957年10月4日，苏联宣布成功地把世界上第一颗绕地球运行的人造卫星送入轨道。这则消息震惊了世界，从此，人类开启了航天时代。

    时间过去了三十年多年（1991年），苏联这个充满着新生活力的社会主义大国上空高高飘扬的红旗缓缓落下，列宁、斯大林的雕像被一夜间推倒，属于社会主义的一切仿佛顷刻间土崩瓦解。　

    苏联，一个伟大的国家，何以会走到如此？！

    此前1953年斯大林去世，赫鲁晓夫上台。赫鲁晓夫在"反对个人迷信"的幌子下，宣扬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博爱和人性论，向苏联人民灌输个人主义、人道主义、和平主义的思想。赫氏之流败坏社会主义的道德风气，腐朽的西方资产阶级文化成了时髦，社会主义文化受到排斥和打击。

    当时，布尔什维克的2000万党员没有一个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中国共产党的高级干部中没有一个人觉察到这是苏联变修的危险信号。

    唯独毛主席，以其深厚的共产主义理论功底和敏锐的洞察力，深刻地看到了修正主义的存在，并直指本质，发出了“卫星上天，红旗落地”的忧虑和预言。　

    那时，毛主席以高度的警惕心和敏锐的洞察力，不仅看到了苏联社会主义变修的危险，同时发现了党内部分党员的思想变质的问题。

    正是在这样的忧虑下，才有了“红旗”杂志的诞生！　

    1958年6月，苏联卫星上天尚不到一年，在毛主席的推动下，中国共产党党中央的理论刊物——《红旗》杂志创刊。

    《红旗》杂志从诞生起就凝聚着毛主席的心血，也饱含着主席的期待。在此后的三十多年里，《红旗》杂志始终坚持毛泽东思想，坚持社会主义方向，深入地进行理论批判，成为党内思想斗争的高地。

    早在1955年1月，党的七届六中全会上，毛主席就指出各省市要办好刊物。1958年1月，毛主席在南宁会议上正式提出创办中央理论刊物的问题。这年3月，创办中央理论刊物的决策在成都会议上被具体化。在1958年5月召开的党的八届五中全会上，毛主席作出创办刊物的正式决定，并定名为《红旗》。

    当中央酝酿创办刊物时，一些同志请毛主席为刊物起名字。主席说:"还是走群众路线，让大家一起来寻个好名字。"有关单位就发动大家提名，汇集上报。毛主席从中圈定了《红旗》这一名字，并经中央全会确认。

    毛主席还为《红旗》题写刊头二十余幅，他在给《红旗》总编辑陈伯达的信中说:“报头写了几张，请审核，如不能用，再试写。”他在题字旁还注有说明:“拟可用”“这种写法是从红绸舞来的，画红旗”。

    编辑部从中选了两字作为正式刊头，这就是至今仍为大家广为认知、众口称赞的“红旗”二字。

    “红旗”是社会主义政权的象征，毛主席圈定“红旗”为杂志名称时一定是充满期待的：希望能通过这个杂志纠正思想、统一思想，从而保证社会主义的红旗高高飘扬，无产阶级的“红旗永不落地”。

    《红旗》杂志作为毛主席亲自指导打造的思想战斗堡垒，它没有辜负主席的期待，在它存在的三十年中，始终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分析方法，保持着高度的理论水平，顽强地与各种错误的思想战斗。

    第二篇：《红旗》杂志“九评”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

    1956年2月召开苏共二十大，中共特使刘少奇、邓小平参加了苏共会议。在这次大会上，赫鲁晓夫做了题为《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所谓“秘密报告”，并公开了列宁给苏共十二次党代会的信（列宁在信中指出，斯大林粗暴，建议代表大会找一个比斯大林更耐心，更忠顺，更和蔼，更关心同志，更少任性的人替代他），夺去了斯大林是列宁的学生，战友和接班人的神圣光环，并将其描述为一个制造大量冤案，滥用权力，践踏道德和法律的暴君，从而全面否定了斯大林。由此，作为全世界共产党人的精神支柱，斯大林的形象，功绩全面崩塌。

    这次代表大会是苏共领导走上修正主义道路的第一步。因为在这次会议上，苏共领导借口所谓反对个人迷信全盘否定斯大林，且提出所谓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议会道路这样一个重大原则错误。

    中苏两党在斯大林评价问题上的分歧，成为后来中苏论战的一个原因。

    1958年发生的长波电台和共同舰队事件，成为两党两国关系走向恶化的起点。同年4月18日，苏联国防部部长马利诺夫斯基致信中国国防部部长彭德怀，提出在中国华南地区由中苏共同建设大功率的长波电台。7月21日，苏联驻华大使尤金又向毛泽东提出，由双方共建一支以中国为基地的潜艇舰队。毛泽东认为，长波电台和共同舰队涉及国家主权问题，明确拒绝了苏方的主张。

    1959年赫鲁晓夫访问美国前后，苏联的外交政策开始出现重大调整，赫鲁晓夫提出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阵营“和平共处、和平竞争，和平过渡”（中共称之为“三和论”）以及“争取建立一个没有武器、没有军队、没有战争的世界”（中共称之为“三无世界”，简称“三无论”）。

    1960年4月，毛泽东及中共中央认为，赫鲁晓夫及苏共的这些观点造成了整个国际共运的思想混乱，中国方面在《红旗》杂志和《人民日报》上发表了《列宁主义万岁》、《沿着伟大列宁的道路前进》、《在列宁的革命旗帜下团结起来》3篇文章，对苏共和赫鲁晓夫作了不点名的批评。

    这3篇文章涉及世界形势、列宁主义是否过时、马列的革命学说、战争与和平、和平与帝国主义、革命斗争与议会斗争等命题。

    1961年10月苏共二十二大后，苏共领导人、苏联报刊连篇累牍地发表文章和公开信，攻击中国共产党和其他一些党。

    中共中央从1963年9月到1964年7月，以《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编辑部的名义，相继发表总称为《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总路线的论战》的九篇评论苏共中央公开信的文章（通常简称“九评”），全面批评苏共的对外对内政策。

    “九评”是中国共产党对以赫鲁晓夫为代表的大国沙文主义，反华主义进行的一次舆论反击战，通过有理有利有节的论战，修正主义败落。

    “九评”的基本结论是：“在伟大的十月革命的故乡，在具有几十年建设社会主义历史的苏联，也发生了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篡夺党和国家领导的事件，也出现了资本主义复辟的严重危险”，这是帝国主义推行“和平演变”政策的结果。

    “九评”指名批判了“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全面批评苏共“全民党”“全民国家”及各种内政外交政策。

    《红旗》杂志发表的中共批判苏共的9篇“重头文章”是：

    一：苏共领导同我们分歧的由来和发展——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1963年9月6日）；
    二：斯大林主义问题（1963年9月13日）；
    三：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吗？（1963年9月13日）；
    四：新殖民主义的辩护士（1963年10月22日）；
    五：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两条路线（1963年11月19日）；
    六：两种根本对立的和平共处政策（1963年12月12日）；
    七：苏共领导是当代最大的分裂主义者（1964年2月4日）；
    八：无产阶级革命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1964年3月31日）；
    九：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1964年7月14日）。

    随着1964年10月16日罗布泊上空蘑菇云的升起，中国再也不用看任何国家的脸色。同时传来了一条新闻—苏共第一书记，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赫鲁晓夫被解除职务！

    11月21日，《红旗》发表社论《赫鲁晓夫是怎样下台的》，结束了中苏两党之间的论战。　

    第三篇：1988年，《红旗》被《求是》代替

    《红旗》杂志作为党中央的机关刊物，于1958年6月创刊。当时我国社会“三大改造”基本完成，如何从中国实际出发，进行社会主义改革和建设，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进行着全面实践和深入探索。历史的车轮走过了半个多世纪，发生在《红旗》的往事并没有因时光流逝被冲淡。

    毛主席的 《红旗》情结

    《红旗》杂志是在党中央、毛主席的直接关怀、具体指导下创办的。早在1955年1月，党的七届六中全会上，毛主席就指出各省市要办好刊物。1958年1月，毛主席在南宁会议上正式提出创办中央理论刊物的问题。这年3月，创办中央理论刊物的决策在成都会议上被具体化。在1958年5月召开的党的八届五中全会上，毛主席作出创办刊物的正式决定，并定名为 《红旗》。

    当中央酝酿创办刊物时，一些同志请毛主席为刊物起名字。主席说，还是走群众路线，让大家一起来寻个好名字。有关单位就发动大家提名，汇集上报。毛主席从中圈定了 《红旗》这一名字，并经中央全会确认。毛主席还为 《红旗》题写刊头二十余幅，他给 《红旗》总编辑陈伯达的信中说：“报头写了几张，请审核，如不能用，再试写。”他在题字旁还注有说明：“拟可用”、“这种写法是从红绸舞来的，画红旗”。编辑部从中选了两字作为正式刊头，这就是至今仍为大家广为认知、众口称赞的“红旗”二字。

    中央同时还决定成立 《红旗》杂志编委会。编委会第一次会议于1958年5月24日在中南海居仁堂由邓小平同志主持召开。编委共36名，由中央有关部门，各省、市、自治区和部队中理论水平高、写作能力强的同志，以及宣传理论系统的负责人、党内学术理论专家组成。其中邓力群、田家英、李友九、陈伯达、胡绳为常任编辑，陈伯达为总编辑。这次会议也发生了一个小插曲，由于工作人员的疏忽，通知了两个李达开会，武汉大学校长 “文”李达是编委，与总参的副总长 “武”李达重名。“武”李达到会后发现不对要退席，小平同志说，既然来了，就坐下听听吧。这个大编委会由于成员分散在全国各地，各人的工作繁重，会议召集困难，以后再未开过。因此， 1959年中央决定在 《红旗》内部成立一个编委会，由总编辑、副总编辑以及4位编委组成，主持 《红旗》的日常工作。

    《红旗》创刊号于1958年6月1日出版。发刊词由胡绳执笔，经毛主席、邓小平同志审定。同期发表了毛主席的文章 《介绍一个合作社》。此后，毛主席一直关注 《红旗》的工作，经常向 《红旗》推荐文章，对一些稿件还作了精心修改。1958年8月，陆定一写了一篇题为《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文章，送毛主席审阅，主席前后看了好几次，每次都提出修改意见，有时自己动手作重要修改。8月22日，他在给陆定一的信中说：“在教育史部分，应批评凯洛夫、斯大林，对中苏都有益。中国教育史有好的一面，应当说到，否则不全。你看如何？”他特意在陆定一的稿件上加写了这样一段话：“中国教育史有人民性的一面。孔子的有教无类，孟子的民贵君轻，荀子的人定胜天，屈原的批判君恶，司马迁的颂扬反抗，王充、范缜、柳宗元、张载、王夫之的古代唯物论，关汉卿、施耐庵、吴承恩、曹雪芹的民众文学，孙中山的民主革命，诸人情况不同，许多人并无教育专著，然而上举那些，不能不影响对人民的教育，谈中国教育史，应当提到他们。”毛主席对儿童的全面发展也作了精彩补充：“儿童时期需要发展身体，这种发展是要健全的。儿童时期需要发展共产主义的情操、风格和集体英雄主义的气概，就是我们时代的德育。二者都同从事劳动有关，所以教育与劳动结合的原则是不可移易的。总结以上所说，我们所主张的全面发展是要使学生发展健全的身体，发展共产主义的道德。”对此文他特批：“登 《红旗》，题目特大，全文尽量用较大字型。”同时，还代《红旗》写了编辑部按语。

    毛主席还为 《红旗》编辑部写过约稿信。他从《光明日报》上看到哈尔滨工业大学机械系同志写的有关机位设计的文章，很感兴趣，便给作者写信请他们再写一篇更详细的文章，以 《红旗》编辑部名义发出。这对 《红旗》工作人员来说深感亲切又备受鼓舞。

    《红旗》杂志的 “三面红旗”

    在 《红旗》头几年的版面上，经常出现几个作者的名字，引人注目。一个是写国际评论的于兆力，一个是写思想文化评论的施东向，一个是写经济评论的许辛学。后来人们才慢慢知道，这原来是三个集体笔名。

    “于兆力”是由乔冠华、姚臻、王力组成，各取自己名字中的一个字或字的一部分。他们都参与中央有关国际问题的研究及文件起草工作，对国际情况、国际问题比较熟悉，又了解中央精神，具有很高的权威性，很受欢迎和重视。

    “施东向”是以副总编辑胡绳为首，中央政治研究室王忍之、丁伟志、郑惠等同志参加的写作小组的笔名。“施东向”即取自 《思想界动态》这份内部刊物刊名的谐音。他们以渊博的知识、高度的理论修养、充满文采的写作技巧，写出了影响很大、很受欢迎的思想文化评论文章。

    “许辛学”是由 “虚心学”演化而来，由副总编辑邓力群牵头，梅行、马洪参加的写作小组笔名。他们都是中央有关经济问题会议的参加者和经济文件的起草者，所写的文章能够对有关问题进行透彻分析，使中央精神得到最快的传达，对经济工作起到了很强的指导作用。

    有人开玩笑说，全国有 “三面红旗”， 《红旗》杂志也有 “三面红旗”，指的就是这三个集体写作班子。

    1960年9月，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出版，这是我国思想政治生活的一件大事。《选集》收集了毛泽东在第三次国内战争时期的70篇文章，《红旗》把学习和宣传 “毛选”四卷作为工作重点全面展开。1960年第19期 《红旗》在刊登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介绍的同时，围绕中央确定宣传重点，发表了社论 《在战略上藐视敌人，在战术上重视敌人》，即突出敢于斗争、敢于胜利、善于斗争、善于胜利的思想。社论对此作了全面具体的论述，并指出这是克敌制胜的根本法则。第20-21期合刊上，刊出编辑部文章 《中国人民革命胜利经验的基本总结》，重点介绍了毛泽东如何坚持马列主义有关国家机器的观点、建设人民民主专政的思想。此文刊发前曾送毛主席审阅，他认为写得很好，并作了一些修改。

    《求是》代替了《红旗》

    1987年12月16日下发的 《中央机构改革领导小组关于中央、国务院关于机构改革方案》内有一项是撤销 《红旗》杂志社，由中央党校主办一个党内的理论刊物。

    《红旗》自创刊以来，到1987年走过了将近30个年头。作为党的机关刊物，每个时期都按照当时中央的意见、指导思想进行编辑工作。然而，忽然被停刊，这使得无论是做 《红旗》工作的同志，还是党内外的一些同志都感到突然。

    一个很急迫也是很现实的问题出现并需要立即解决：1988年第一期是否出版？《红旗》编委会于1987年12月21日给当时中央分管宣传工作的领导人和书记处写了报告：“近日社内外盛传 《红旗》机构要变动， 1988年第一期按计划12月25日发稿， 27日付印。《红旗》是否照常出版，请批示。” 12月23日中央宣传思想工作会上重申《红旗》必须停刊， 1988年第一期照印照发，同时成立一个三人小组起草改刊第一步方案。12月25日三人小组开会讨论第一步方案内容。1988年2月12日党校负责人与 《红旗》杂志的干部接触后，感到党校确实不可能有力量办刊。3月2日他们给中央的信中写道：《红旗》在国内外已有相当影响，发行量达240万份，不改刊名为利。但中央最后决定刊名还是要改，并确定 《红旗》 6月15日的停刊日期。6月16日， 《红旗》 1988年第十二期出版。杂志正文没有一字提及停刊，但封底 “欢迎订阅求是杂志”的大标题下是 “中共中央决定，《红旗》杂志今年6月底停刊， 《求是》杂志7月1日创刊”的字样。

    《红旗》就这样悄然地退出了历史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