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革命,是需要对中国的实际情况有切实深刻的了解的。我觉得,近代以来对中国影响最大的是四个人:孙中山,蒋介石,毛泽东,周恩来。有意思的是接受西方文化更多的人都是某种意义上的失败者。孙中山是深受西方文明影响的,但他却无法驾驭辛亥革命,被袁世凯这个独夫民贼篡了权。蒋介石受中国传统思想熏陶很多,在军阀混战中他却站了28年,建立了自己的统一政权。周恩来很受西方文明熏陶,但他最终只是毛泽东的得力助手。批“反冒进”以后,很难旗帜鲜明地坚持自己的正确意见。毛泽东成功了,他很明白,革命是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落后的中国搞起来的,要达到胜利的目的,不可能不借用传统的方式,传统的手段,“七八会议”后他带兵上井冈山,就是一个这样的选择。
访问人:毛泽东在与蒋介石的斗争与周旋中,也非常熟练地运用了中国的谋略。近代以来,有许多仁人志士从西方从苏联留学回来,寻找救国救民的方法,但最后的成功者却是从来没有留过洋的毛泽东,仔细想来,这里边的确有许多值得思考的问题。我们还是回到毛泽东的文化性格的问题上来吧。
时刻可见的“对立统一”
陈晋:我现在正构思写一篇文章,内容是写在毛泽东身上时时刻刻可见的既对立又统一的东西。这里借用毛泽东常说的“对立统一”,表达的意思是说,在毛泽东身上时常同时存在融会了两个极端相反的气质。我们刚才所谈到的现代与传统是一个,此外,还有现实与浪漫;“虎气”和“猴气”;政治家与诗人:逞强与悯弱等等。
比如“猴气”,就是道家的灵活性,进于不得不进,退于不得不退,可进可退,追求人生与世界的最终价值。“虎气”,就是儒家的庄严,威武,统一。毛泽东一身兼具这两种气质。其实,不论是道家,还是儒家,对毛泽东的影响都存在。大家都知道毛泽东提出过反儒反孔,但我认为,实际上他是在最深刻地接触儒学之后才反儒的。对儒家的那一套,他吃得最透,而且已经自觉不自觉地融化到血液之中去了。人常有这样的情形,最熟悉的东西往往是自己所瞧不起的,而对不熟悉的东西反而恭敬有加。毛泽东对自然科学一直是持很恭敬的态度,他反儒,但他的言谈之中,书信之中,却随处可见孔子孟子的原话。他熟悉诸子百家的著作,运用时随手拈来,炉火纯青。青年时代,他曾立志要做圣贤之人,探究人生的大本大源,崇尚运筹帷幄,而对纵横疆场,野战千里的人不以为然,认为只是豪杰而已。这都反映了他与儒学之间的联系。晚年的毛泽东为什么如此讨厌孔子,是很耐人寻味的。
访问人:五四时期,青年毛泽东发表过不少反对尊孔的文章。
陈晋:是的。但那只是追随着时代的潮流,反对当时尊孔的思想气氛。他不是说过吗:我们反孔不为别的,单为他独霸中国的思想。至于反孔到底反些什么,他没能说出个所以然来,细读他的这些文章就可以看出这一点。我讲过,他是一个现代型的人物,这样的人物处在“五四”这样的时代,他肯定会大喊反孔而不是去做别的。那时他大喊反孔,却没有触及儒学的实质性东西,他写反孔的文章,而不久前他还在谈圣贤之人与圣贤之事。他反对孔子,目的只在于促进思想自由,而不是反孔子本身。他所具有的强烈的历史责任感,他强调主观意志的作用,这本身就带着儒家的色彩。
其实不是儒家,法家、道家、墨家的东西在毛泽东身上都有反映,拿来为我所用,并且融为一体。墨家是与儒家反其道而行之的,强调务实、勤苦、节约、禁欲、集体主义与献身精神,这是从下往上的小生产者的人生哲学。中国革命的力量是由农民为主体的小生产组成的。因此,对于墨家学说的影响非常易于接受。毛泽东对墨子还说过这样的话:墨子是比孔子更高明的圣人。
看上去相反的东西在毛泽东身上却融为一体相辅相成的,还有做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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