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晋，1958年生。籍贯四川。1982年武汉大学中文系毕业。1986年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毕业后，曾工作于原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现为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研究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主要从事文艺评论与毛泽东研究。有《文艺的观念世界》、《当代中国的现代主义》、《悲患与风流——传统人格的道德美学》等专著。

　　陈晋近几年的研究颇受人注目。年龄的优势更使他的思维敏捷而活跃。由于我们和他挺熟，聊起来也就很随意。话题是从他新出版的《毛泽东的文化性格》、《毛泽东与传统文化》两本书开始的。

　　打开另一扇窗户，你看到些什么?

　　访问人：最近看到了你的两本书，一本是《毛泽东的文化性格》，一本是《毛泽东与传统文化》，都与“文化”这个概念有关。我们知道，你没到文献研究室以前，主要是搞文学评论的，从文化个性的角度研究毛泽东，在你除了“因地制宜”的原因外，还有对毛泽东研究本身的一些考虑吗?

　　陈晋：如果说我来这里搞毛泽东研究是意料之外的事，那么，从文化个性的角度写毛泽东，正如你们所说，则在自己意料之内。熟悉党史、哲学史或经济学史的人往往都有自己固定的研究角度和模式，这是我们可以经常看到的。就我来说，选择文化个性这样的角度，有扬己之长避己之短的切实考虑，也有创新的愿望。从事毛泽东与中国文化传统研究较早的汪澍白教授取得的成果就是一个例证。

　　访问人：从文化个性的角度来剖析毛泽东，是不是也意味着可以避开或功或过的硬性定论?

　　陈晋：可以这么说。取一个软性的视角，这对读者来说可能也会有新意，哪怕是同样的内容。比如，对于“大跃进”政治、经济诸方面的研究已经取得一些共识，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也有明确的阐述。而我的研究视角是：毛泽东那个时候处在什么样的心态之下?举个例子，他那时喜欢读什么书呢?他喜欢读《楚辞》、喜欢读《离骚》，浪漫而又富于想象的作品，读了以后还给江青写封信，说今晚又读了一遍《离骚》，心中喜悦，有所领会之类的话。这就很值得玩味。1958年1月召开的南宁会议批评了反“冒进”，对发动“大跃进”运动举足轻重，这个时候毛泽东去读《离骚》，读得那么晚还要给江青写信，这么一个大政治家大思想家，他到底领会的是些什么东西呢?他又是怎样进入上天入地，纵横捭合充满驰骋想象的那种诗境，与几千年的诗人对话的呢?有人统计过，从1957年到1958年，毛泽东读过好几遍《离骚》。又比如这时期，他在与身边工作人员和外宾的谈话中也似乎不着边际地问道，我们到底是住在天上还是地上，这个问话，他还拿到中央的会议上说过；他读《光明日报》发表的介绍苏联火箭之父成长经历的文章时，在充满幻想的一段文字描写之下画了很多的着重号。这都是很有意思，很耐人寻味的。我力争把这些描述出来，挖掘出来，归纳之后作这样的表述：在推动“大跃进”运动的实际操作过程中，伴随着毛泽东的始终是他的浪漫性格和丰富的想象力而这种想象在一个诗人、哲学家身上，是充满魅力的，问题在于，毛泽东不单是诗人、哲学家，他还是一个政治家，一个国家管理者，优势扩大了范围，用错了范围，就变成了劣势。我就是这样从文化性格的角度接近毛泽东的主观心态，一方面有利于了解他的主体特征，另一方面对他的现实实践中的一些功过作新的层面的剖析。

　　访问人：研究毛泽东，研究毛泽东思想，就必然离不开研究毛泽东的社会实践和中共党史，这中间的联系是非常紧密的。就我们现在的研究状况来看，比较习惯的思路是从重大的党史事件中看毛泽东的决策过程，或者从各个社会科学领域去研究毛泽东思想，这方面的成绩不小，研究起来也驾轻就熟，但这是不是也意味着落入了某种研究模式呢?意味着忽略了毛泽东的性格本身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