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晋：是存在这样一些问题。研究一伟人，当然要和历史事件及其思想路线联系在一起，但在这之后，我们最终还是要回到毛泽东究竟是怎样一个人上面；而且，通过事件折射出来的也是他的个性，因此，从文化性格的角度去看毛泽东，可能会更直接一些。打个比喻，如果毛泽东研究是个房间，大家都从这扇门进去从南往北看，那么我就绕到后面打开后面的一扇窗户从北往南看，这个角度不一定比从南往北看好多少，但至少弥补了从南往北看所看不到的东西。

　　访问人：这个比喻很有意思。看起来这样的窗户还不少。比如毛泽东的人际关系，他和他的战友、朋友、下级，甚至他的对手、敌人的关系怎样?从这其中表现的毛泽东的性格又怎样?这样的研究恐怕还不够。缺少这种种角度，不打开这一扇扇窗户，就很难说是全面地走近了真的毛泽东，真正从事实出发而不是从概念出发去认识他，理解他。

　　陈晋：可供研究的领域的确很多。举个例子，我听说过这样一件事：1950年淮北地区发大水，受灾严重，毛泽东看到一份报告里说有些灾民为躲水爬到树上，有的被毒蛇咬死，他伤心地掉了眼泪，很感人。我又听说过这样一件事，1954年长江发大水，武汉地区受灾严重，淹了好些地方，毛泽东听后说：好，旧的不去新的不来。我觉得，这并不有损于毛泽东什么。恰恰这两个例子反映的是毛泽东性格的两个侧面，一个是同劳动人民的天然的感情联系，另一个是他那种一张白纸好写最新最美的图画，打碎旧世界建设新世界的勇气和斗争精神。

　　访问人：也就是“不破不立”。

　　陈晋：毛泽东叫好，有两层意思，一是不在自然灾害面前吓倒，这就毛泽东的个性来说，是很自然的反映；就像他1959年在关于福建沿海发生沉船事故的一个报告上批示的那样：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在同地球开战中，要有此种气概。另外，他想得更远，旧的去了，新的建设有待我们的加倍努力。这两个例子一个感伤，一个叫好，孤立起来看是对立的，但放在一起仔细琢磨，就可以发现，这两个方面互补起来，才是完整的毛泽东。

　　天然的现代型个性与中国传统文化

　　访问人：厦门大学的汪澍白教授也是研究毛泽东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但似乎角度不一样。他主要从哲学、政治上探源毛泽东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联系，你是更着重于毛泽东的文化性格。那么，文化性格到底是指什么，你能不能作一个概要解释?

　　陈晋：这很难说清。我在《毛泽东的文化性格》这本书的后记里，说自己写作的侧重点是：人格道德、社会理想、政治革命与文化变革的关系；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的关系，毛泽东的主体个性及诗文意气与他的实践活动的关系等等。所谓“文化性格”大体就包含了这些内容吧，不知道能不能表述准确。中国这片文化土地给了毛泽东什么?毛泽东从这片土壤中又吸收了些什么?他又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吸收和表现出来的?前一个问题具体地说，就是中国传统思想渗透到毛泽东血液里的是哪些东西，中国社会当时的现实状态——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背景与社会环境又给了他哪些东西，这是文化；后两个问题，毛泽东怎样吸收以及吸收的方式，他有别于他人的表现，这就是个性。把“文化”和“性格”放在一起形成一个概念用得不多，也不一定规范，但它有两个好处，一是明确性，指明我研究的主题在文化与它的主体这两个范畴之内，二是含混性，用它来避我所短，扬我所长，使用材料能够说明他的个性特征的就用，反之不能说明的就不用，自由度更大些。

　　访问人：那么，就你的研究来看，毛泽东的文化性格是怎样的?

　　陈晋：我谈些随感吧。有些说法我过去没有表述过。单从个性的角度而言，我觉得，毛泽东是天然的现代型。换句通俗点的话说，是最时髦的人。他的眼光，他的追求，他的创造，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