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问人：向你提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问题，他作了解释没有？

　　林克：讲了他的看法，他认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既是防御性的，也是侵略性的，他说，假如我们强大起来，它就可能是防御性的，因为它怕“共产主义细菌”，如果我们尽出波、匈事件，那么就可能是进攻性的。他的思想是辩证的，非常有道理。

　　我记得，50年代我刚到毛泽东身边不久，他就提出要我注意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发展的情况，后来我从外交部要了一个关于拉美国家的人口、面积等基本情况的统计表，我还给他找了关于亚非基本情况的小册子，送给他看了，他看后在一些重要国家打了圈，作了记号，并把这些国家总人口、总面积加起来，作个统计。他的意图是在这些材料的基础上形成一个整体概念，看它在世界上有多大的影响和作用。所以，他的思路是比较开放的。最近，我作了一次讲演，题目是《从毛泽东到邓小平对于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我的总的观点是继承和发展的关系。我讲了三点：一、相同和基本相同，如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相同的；二、有些差异或较大差异，我提差异没有提相反，其实差异就包含这个意思了，如人民公社问题，毛在时是要维护那种体制，现在是完全废除，这就完全不同。三、邓小平的新发展，如一国两制，还有关于经济特区、经济开发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都是新时期的新发展。

　　对毛泽东晚年失误的分析

　　访问人：对毛泽东晚年的失误，您怎么看？有人说，他的失误主要在阶级斗争问题上，他的整个哲学思想就是世界要动，不断变革，因此给他概括为斗争的哲学。

　　林克：我认为，毛泽东的失误，主要是在理论上出现偏差，主要有三点：一是对过渡时期的认识估计得太长，过渡时期的主要矛盾又认为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因此导致阶级斗争扩大化，这些斗争由党外到党内，又由党内到党外，三反五反、反右派，是党外，庐山会议批判彭德怀是党内，最后形成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基本路线；第二是急于求成，他的思想老在变，使别人总有赶不上趟的感觉，总想在有生之年使中国富强起来，急于改变中国的落后面貌，就对别人不大放心，在理论上虽然对生产力、生产关系两个方面都讲过，但实际工作中偏重于在生产关系上的变革，而对发展生产力花的力量不够；第三，是国际的原因，中国一直受压，受别人的包围封锁，先是美帝国主义的禁运，后有中苏分歧以至冲突，无论美苏都曾想要对我国动用核武器，1958年金门事件时，美国就要动用核武器，1969年苏联也要动用核武器，毛泽东是有骨气的，他不怕这些，但这在客观上为他的理论的偏“左”提供了外部条件。

　　毛泽东对治乱有他和别人不一样的看法，“大乱达到大治”，他不是随便讲的，是根据历史上的兴衰变化总结出的规律。但问题出在哪？不论“文革”中，还是“文革”前，毛泽东都讲过阴暗面，就是党内的腐化变质问题，现在这些现象仍然存在。解决这个问题，毛泽东采用了群众运动的办法，最后还是没有解决，反而走向了失误。我认为解决这个问题应当采取法治的办法，而不是人治，他是用人治，靠个人的号召力、个人的威望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