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实践与创新

    南梁苏维埃政府的成立，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西北革命斗争中一个历史性转折，它使革命委员会这一临时政权转变为苏维埃政府，使陕甘革命斗争由流动的游击区域变成巩固的革命根据地。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标志着西北红军在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指导革命斗争实践上的成熟，为党中央将西北作为中国革命大本营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当时南梁政府的一切工作，都没有现成经验和模式，都是开拓创新。例如颁布了“十大政策”，即土地、财政粮食、军事、统一战线、民政劳资、文化教育、知识分子、肃反、优待俘虏和各种社会政策。在边区苏维埃政府统一领导下，各县、乡立即发动人民群众开展了土地革命运动，没收地主土地、牛羊、粮食、庄宅和其他财产，没收富农封建剥削部分的土地和财产，分配给贫、雇农和缺少土地、牲畜的中农，按照主要生活资料来源和剥削与被剥削的程度划分阶级成分，实行依靠贫雇农，团结中农，中立富农，打击豪绅地主的土地革命路线。为了改变根据地群众的生活状况，边区政府大力鼓励农民发展畜牧业，并从政府办的牧场中，提供牛、羊、马匹给贫苦农民，帮助他们度过因缺少牲畜而造成的生产、生活困境。这些措施的实行，使南梁人民得到了休养生息，有力地促进了生产力的恢复和发展。

    边区的文化教育事业，也是从无到有。为了贯彻党的方针政策，陕甘边特委和苏维埃政府分别创办和发行了刊物《布尔什维克的生活》和《红色西北》。这些如今已经成为文物的纸质粗糙的手工刻制的油印宣传品，第一次把文化的信息和气息传播到了封闭的空间。我们可以想象，人老几辈儿没念过书的梢山农民，手中捧着这样一份刊物，那该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那是远比我们今天面对计算机和软件还要惊异和高兴。开天辟地的事情，给人们心灵带来的震撼是局外人很难想象的。从这个意义上讲，革命者，又都是开拓者、改革者和建设者。南梁在苏维埃政府成立前即创办了陕甘边第一所红色学校——列宁小学，霍建德任校长，张景文任教员，共有学生60多名。教学设备虽然非常简陋，但校长和教员的责任心和使命感很强。校长亲自为学生编写课本。学校从实际需要出发，开设了文化、政治和军事等课程，看的出，一开始就突破了旧学，实行完全的新式教育。 1934年10月，在梨园堡还开办了红军干部学校，刘志丹兼任校长，吴岱峰兼任副校长并主持工作、习仲勋兼任政委。 南梁政府成立后即改为军政干部学校，校址迁到豹子川的张岔，开设了政治、军事和文化课，同时兼搞生产和军训。此时，马文瑞来到南梁，应邀担任政治教员。
 
　　制度的形成，和经济建设也是完全的创新。陕甘边特委、政府和军委的工作人员，一律实行供给制，从吃饭、穿衣和日常生活用品到办公所需的笔、墨、纸张，都由财政委员会按规定统一配发，即所谓的军事共产主义。为了减轻群众负担，政府还规定“党政军的财、粮来源，主要是取之于豪绅、地主，并向敌人夺取”，号召党政军机关经营红军公田、兴办小牧场、种粮种菜、养猪养羊，补充红军和机关所需。南梁政府成立后，国民党对边区进行了严密的经济封锁。为此，边区政府在梨园堡设立了集市，确定农历每旬一日为集日。为活跃集市贸易，对白区商人采取了争取和保护其利益的政策，把根据地的羊只和山货廉价卖给他们，鼓励他们把苏区缺少的布匹和其他货物想方设法运进来。针对南梁地区流通货币极不统一，各种纸币贬废迭起，人民深受其害的现实，边区政府于寨子湾设立了陕甘边苏维埃银行，在油坊沟设立了造币厂，发行了用布制作的“苏币”。面额有一角、二角、五角、一元四种。在此期间，边区政府还发行了“陕甘边苏维埃银行券”，明令禁止国民党钞票和地主豪绅的“帖子”等在苏区流通。随着集市贸易的发展和金融流通的革命，南梁山区的经济很快繁荣起来。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项事业的发展，使根据地成了人们向往的地方。人口很快翻了一番多。

    “三大法宝”创造历史辉煌

    毛泽东主席是最善于归纳和概括历史的政治家。中国革命千头万绪，斗争形式瞬息万变，面对强敌，我们手中应该掌握怎样的“法器”？延安时期，毛泽东精确地概括出“三大法宝”，即“武装斗争、统一战线和党的建设”。实践已经反复证明，这是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回顾历史，也正是这“三大法宝”的神奇威力，使得西北革命从胜利走向胜利。“工农武装割据”，其基本内容就是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和根据地建设三者的紧密结合。如何更有效地实行，经过反复的实践，刘谢习等终于摸索出一条具有陕甘边特色的“工农武装割据”的革命道路。即根据当地实际，把农民作为革命的主要力量，首先以农民为土地革命的主体，开展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活动；其次以农民为革命武装的源泉，在土地革命的基础上发展壮大革命力量；再次与农民群众结为建设和捍卫革命根据地的铜墙铁壁。 统一战线是我党独创的应对复杂局面团结民众、孤立强敌，克敌制胜的特种武器。陕甘边时期不仅与国民党军队和民团以及“绿林”武装、哥老会发展统战关系，同时也在国民党地方官员、士绅之间讲统战；不仅在开展武装斗争，创建人民军队中做统战工作，而且在进行根据地建设中也特别注重发挥统战工作的特殊作用。 加强党的建设更是陕甘边革命胜利的根本保证。在创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艰难历程中，形成了以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为主的领导集体，他们能够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陕甘边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坚决同“左”倾错误路线做斗争，在远离中共中央及至中断联系的情况下，立足实际，排除干扰，独立解决陕甘边区革命斗争的重大问题，制定和实施适合陕甘边区实际的正确方针和政策，保证了陕甘边区革命斗争的最后胜利。
 
    “陕北根据地是落脚点和出发点”

    1975年9月1日，邓小平在同《万水千山》剧组主创人员交谈时讲：“陕北根据地是落脚点和出发点”。他这里所讲的“陕北根据地”，实际上就是指“西北根据地”，应当包括陕北和陕甘边。其实，这话并不是小平同志的发明，而是暗引了毛泽东的论断。早在延安时期，毛主席就在不少场合讲过同样的话。而且明确注解，就是“红军长征的落脚点和抗日战争的出发点”。以后这自然成为了全党的共识。邓是一个既严谨又很讲实事求是的人，他不同意的观点，绝不会轻易引用。他也是一个很善于从历史经验中汲取政治营养的人，绝不放过任何一个有内涵且有现实意义的历史细节。两代伟人都这么评价，可见是意味深长。

    其实西北根据地，还有一个更加伟大而深远的贡献往往被人们忽略了，那就是为邓小平同志“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伟大构想提供了重要的历史依据。当年的陕甘宁边区，即是在西北根据地基础上形成的一个当时情况下争得蒋介石认可的合法的“特别行政区”。这对于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华民国而言，亦可谓名副其实的“一国两制”。毛主席讲，“陕甘宁边区是我们一切工作的实验地”，这就意味着要出经验，出政策，也出制度创新。“陕甘宁边区“本身实行“三三制”领导体制，就是我党运用统一战线的手段，努力争取创造的一种全新的制度。几十年后，大智慧的邓小平由此生发出灵感，用于解决棘手的香港、澳门问题，取得了举世公认的伟大成效。饮水思源，追根求本，作为“落脚点和出发点”的西北根据地，为此功不可没。长期以来，民间有一种说法，“是中央挽救了西北，还是西北挽救了中央？” 这个问题提得本身就很不辨证。把一个事物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硬是人为对立起来。事实是，如果党中央毛主席和中央红军不来，已经开始了的“错误的肃反”也将断送西北革命成果。因为当时包括刘志丹、习仲勋、马文瑞在内的军队营以上，地方县以上干部统统都被扣上“反革命”的帽子抓了起来，即将枪毙、活埋。在这种情况下，毛主席派人制止，命令“刀下留人”，才避免了一场屠杀。因此，西北人民在歌中唱到“毛主席来了晴了天！”这是由衷之言，是肺腑之语。但值得骄傲的是，西北根据地这硕果仅存的一片，的确又是十分重要的，用毛主席的话讲，就是历史地承担起了“中国革命放在西北的任务，”那就是所谓的“落脚点和出发点”。实践证明，两大任务都完成的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