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多年前，贫穷落后的大西北，是旧中国黑暗统治的一个缩影。连年干旱灾荒、地主老财盘剥，地痞恶霸巧取豪夺，再加上军阀割据欺压，讲“民不聊生，饿殍遍野，怨声载道”，一点也不夸张。“饥饿出盗贼”，“官逼民造反”，革命的能量就是在这样的情形下逐渐聚集起来的。但起初率先觉醒的年轻的革命者并没有看到这种潜在的分散的能量存在及其聚合的威力，而是一心把主要的精力放在了搞枪杆子的兵运工作上。梦想着从反动军队中拉出一支革命武装，然后夺取政权，解救万民于水火。结果刘志丹、谢子长、阎红彦、习仲勋等这些意志坚定的热血青年，冒死策划暴动、领导起义和从事秘密策反的兵运斗争。结果连续七十多次都悲壮地失败了。习仲勋、汪锋、马明芳、马文瑞等领导的陕甘边、陕北地下党组织，也是在敌人白色恐怖之下，反复遭到破坏，有人被捕坐牢，甚至流血牺牲，他们宁死不屈，实在可歌可泣。崇高革命理想和坚强的革命意志，鼓舞和鞭策着革命者不屈不挠，前赴后继，不畏艰险，不断地探索前行。终于，在经历过七八年漫长岁月，党团组织扩大了，群众基础巩固了，红军武装建立了，游击区域拓展了，根据地也出现了。党在陕甘边界通过“兵运”、“起义” 等斗争形式建立武装虽然失败了，但刘志丹改造“绿林”的行动取得了成效，赵二娃的民间武装听他的。加上晋西游击队和安定县新加入的人员，于1931年“9•18”事变后，由谢子长任总指挥、刘志丹任副总指挥的“西北抗日反帝同盟军”宣告成立。翌年2月，“西北抗日反帝同盟军”在甘肃正宁县的三嘉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因为有了自己的队伍，４月，即在正宁县寺村塬建立红色政权——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６月，陕甘游击队在陕西省委“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执行者杜衡的要求下，东进陕西韩城地区，遭受挫折后返回寺村塬。７月下旬，陕西省委派省委常委李良担任红军游击队政委，由于李良的错误决定，致使游击队接连失利，被迫撤离寺村塬，根据地丧失。我们可以想象，西北革命在幼年时期该是多么的艰难。这一过程，就像一个弱小的儿童在蹒跚学步，不断的跌倒，再爬起来。闹红者站立不稳，脚下的道路，更加充满了泥泞坎坷。黑暗中的星火，随时都可能被风雨扑灭。然而，那星火，却像天上的北斗，在乱云飞度中闪烁明灭，始终顽强地照耀着大地，给人们导引着方向。

    “星火燎原”关键是把握火候

    历史没有忘记，西北“闹红”早期，由于种种原因引起“自我折腾”，付出的代价沉重。那深刻的教训，至今仿佛还镌刻在照金“红军寨”险峻无比的红色岩石上。当初，陕甘游击队成立后，按照谢刘的本意，是想先在距敌较远的梢山地区活动，发动群众，扩大武装，等待时机，开展军事斗争形成武装割据。但严重脱离实际的中共地下陕西省委，主要是好大喜功的省委书记杜衡这个人，却坚决指示部队南下渭北。其实他是在执行左倾冒险主义路线。部队在力量弱小，准备不足的情况下，正面主动出击，同强敌硬打硬拼，结果可想而知。先后打了大小50余仗，虽歼敌1400余人，终因是在反动势力很强的平原地区作战，无天险可借，无后方依托，无给养保障，无兵员补充，加之很快引来敌人重兵围击，战斗十分惨烈，部队损失严重，未能站得住脚。红军主力违心受命，战斗失利。这是西北闹红史上的第一次大折腾 ，但灾难仅仅开始，左倾冒险主义的干扰仍在继续。

    陕甘游击队被迫撤离渭北后，为了隐蔽休整，部队采纳谢子长的提议，分三路活动于靠近山区的合水、耀县、三原一带。也就在这一时期，刘谢领导的部队从实际需要出发，主动与地方党组织合作，肩负起了创建以照金为中心的根据地的重任。那时，手中掌握大权，又热衷于执行左倾冒险主义路线的杜衡，对地方群众工作既无耐心也不感兴趣，他的注意力主要盯在军队和攻打城市上。这就给刘志丹、谢子长和习仲勋留下了一个机会，这也是陕甘边照金根据地能够在大环境很不利的情况之下艰难诞生的一个意外的历史机遇。

    历史铭记着这精彩而重要的一幕：1932年冬季，渭北山区特别的寒冷，阴历十月，就下了一场大雪，山路被封了，山区的群众反倒觉得安宁了许多。山路上，一个年约三十出头，高鼻梁大眼睛，头戴八角帽腰挎盒子枪的英俊的军人，同一位年龄不到二十岁，脸上稚气犹存的身穿便服腿打裹缠的精干热情的高个子青年一道踏雪来到照金。老辈人们都还记的，这就是刘总指挥和以后的习主席。他们白天带人穿行在密林深处的山路上，夜晚就在村子里的穷人家里围坐在炕头上开会动员、精心谋划，成功地创建了我国西北地区第一个山区革命根据地——陕甘边照金革命根据地。

    1992年秋，是照金革命根据地创建六十周年，笔者有幸随马文瑞和许多老革命赴陕西耀县照金参加了纪念活动。也亲见了那里环境的偏僻隐蔽和地势的险要。马老在照金同刘志丹夫人，年近90的同桂荣见了面，两人回忆起当年第一次在南梁见面的情形，亲切之状，历历在目：“刘嫂子，啥时候再给咱做剁荞面呀？”“刴荞面太硬，怕你肠胃受不了呀！”老人家还是那样的好开玩笑。

    照金根据地座落在纵贯陕北的桥山山脉南端突出地带。这里山深林密，道路崎岖，奇石嶙峋，堡寨呼应，从军事上看，具有凭险而据，好守难攻的优势。特别是薛家寨，一座巨大的红石山峰拔地而起，高耸入云。无论是险峻威势，还是地理位置，在方圆百里的山峰与堡寨之中，如同鹤立鸡群，堪称险峻之冠。薛家寨的天然红石峰即成为根据地军事指挥中心，故称之“红军寨”。红色石峰之上，有四座天然岩洞，洞口地形极其险要，当时分别作为红军医院、红军被服厂、军械厂和指挥部等。上山一条险路，有哨卡、吊桥、石砌寨门等多重防御工事。真正是一夫把关，万夫难开。薛家寨遂成为根据地的中心和后方基地。在鼎盛时期，红色武装割据区域扩展到陕甘两省十四个县，面积数万平方公里。

    照金“红区”的创建，是在中国革命处于低潮，白色恐怖极其猖獗的形势下，红军和地方党组织神不知鬼不觉地在敌人背后插入的一把钢钉，使之痛而无奈。同时也在两省交界的偏远地区点燃了革命之火，为后来南梁根据地培养锻炼了干部，积累了珍贵经验，特别是宣传革命，鼓舞士气的作用尤为突出。至今当地群众中仍流传着“南有瑞金，北有照金”之说，可见其影响之大之深远。在西北“闹红”史上应该写下一笔。在此期间，年轻有为的习仲勋在组织领导两当兵变失败之后，配合刘志丹、谢子长，完成了这一重大历史使命，也得到了一次充分锻炼和展示各自才能的机会。他当选陕甘边（照金）革命委员会副主席。主席当时按左倾路线规定，只能由不识字的农民同志担任。实际工作，主要还由他承担。这一时期，马明方、马文瑞等为代表的中共陕北特委，在陕北各县自觉抵制左倾盲动主义路线，积极开展秘密斗争，坚持发动群众，引导饥民斗争，武装工农，组织游击战争，筹集经费、枪械，支援红军主力，深入敌军策反，把起义人员输送到红军部队等等。对陕甘边的斗争起到了强有力的牵制和支援作用。

    左倾路线干扰损失最大的还是部队。1932年12月，陕西省委指令，陕甘游击队在陕西宜君县的转角镇正式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26军第2团（全军仅有200多人，显然有些虚张声势），他们无知地认为刘谢阎执行省委指示不力，不懂军事的杜衡自己赤臂上阵，担任军政委兼团政委。同时，谢子长、刘志丹、阎红彦等人被扣上“右倾机会主义”帽子，免去军事职务，但仍留在部队。红26军暨红2团组建后，根据陕西省委也就是杜衡个人的指示，再度南下，在陕西耀县、三原、淳化、宜君等6县相交地区开展游击战争。这一次，刘谢阎在困难情况下，利用各自在部队的威望和影响力，仍发挥着重要作用。部队从实际出发，注意了尽量靠近山区活动和发动群众，避开强敌，主要针对民团作战。到１９３３年三四月间，红二团在战斗中连连取胜，群众斗争蓬勃发展，并依托照金根据地， 成立了中共陕甘边特委和陕甘边革命委员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