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中国工农红军西北军事委员会粉碎敌人二次围剿动员令》，为集中红军主力到陕北与敌作战，1935年4月13日，习仲勋率领陕甘边苏维埃政府撤离南梁地区转移到陕北甘泉县的下寺湾开展工作。面对强敌的残酷围剿，根据地人民与游击队密切配合，把粮食、灶具埋掉，将牛羊赶入山中，神出鬼没地袭扰牵制敌人，针锋相对地与敌周旋，配合反围剿斗争。以刘志丹为首的前敌总指挥部带领红军主力，充分利用国民党杂牌军之间的派系矛盾与敌斗智斗勇。经过5个多月的浴血奋战，先后消灭了井岳秀的一部和高桂滋的两个团等正规军5000余人，消灭民团地主武装3000余人，缴获各类枪支8000余支，相继解放了安定、延长、延川、安塞、靖边、保安等6座县城，在甘泉、富县等20多个县开辟了游击区或建立了工农民主政权，发展红军4000多人，实现了陕甘边和陕北两块根据地的统一。根据地面积达６万平方公里，成为土地革命后期全国“硕果仅存”的红色区域。同年7月，红军胜利收复南梁，第二次反围剿斗争取得全面胜利。 12月底，刘志丹、吴岱峰带领红二团和庆阳游击队、陕甘游击队五六支队，向陕北挺进，沿途消灭了安塞县隆安、平桥等民团。

    养伤中的谢子长仍然关注着战局变化。刘志丹在战斗间隙到安定县水晶沟、柳沟、灯盏湾等地，多次看望谢子长。战友深情感人至深。他们还就陕甘边和陕北两地区统一领导，两支红军统一指挥共同作战等问题充分交换了意见。刘志丹对年长自己并富有斗争经验的谢子长一贯都很尊重，谢子长也看重刘志丹的军事指挥才能和高尚人品。两人的思想境界都很高。据马文瑞同志回忆，谢子长性情刚烈，嫉恶如仇，不光思想活跃，政治上坚定，且很有长者风度，同时又是很会会带兵打仗，也很会作群众工作。他为人性情直爽，说话幽默风趣，心胸格外坦荡，平时衣袋里总是装着炒豆子或炒瓜子。见了同志和老乡，就抓一把递到人家手中，像是见面礼，大家的感情一下子就亲近了。在他影响下谢家三代参加革命，有9人壮烈牺牲，可谓满门忠烈。在马文瑞的回忆里，刘志丹有胆有识，敢做敢为。除了超人的军事才能之外，还是一个具有很高政治觉悟和文化修养的自觉的共产主义战士。他做事严肃认真，平时不苟言笑，组织纪律性很强，善于团结同志，像周总理一样，在西北老革命中威信很高。共同的革命理想和崇高事业把他们联系在一起，刘谢两位战友，他们之间根本没有 旁人所猜测的“山头之争”。许多历史的细节，由于文献的缺失而出现了某些个争议。但大的历史脉络，却是异常的清晰。那就是刘志丹和谢子长，是西北人民爱戴的群众领袖，是党内公认的民族英雄。如果把毛主席比作太阳，刘谢和习阎马马等就是天上的北斗星，在最黑暗的年代里，曾经用星火照亮过西北人民的心灵，导引了人民前进的方向。

    开辟东地区是连通两块红区前奏

　　1935年春，红四十二师骑兵团配合延安、安塞等游击队和宜川、甘泉的“抗捐军”，扫除民团据点，形成了一大片敌人统治薄弱的游击区域。为了扩大苏区，解决给养困难，刘志丹、习仲勋派马文瑞率领武装工作队，深入该地区，建立党团组织，发动群众，开辟了陕甘边东区根据地，经过近一年的艰苦努力，成立了东地区革命委员会，马文瑞当选主席。又先后成立红宜、赤川两县临时革命政权，在北起延长，南达韩城，东抵黄河，西接南梁中心根据地的方圆百余公里范围建立了各级苏维埃政权，把陕甘边根据地扩大了四千多平方公里。陕甘边东地区的开辟，有效地解决了苏区和部队给养困难，也扩大了战略回旋余地，使红军出征有了更强有力的后方依托，客观上起到了连通陕甘边、陕北两块苏区的前奏。

　　眼下，七十多年过去了，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经历了反复的荣枯更替，生死轮回。一切的变化都令人感到吃惊，但日月星辰的光辉没有改变。当我在照金、南梁、南泥湾、临镇一带采访，发现至今老乡中还流传着当年“闹红”的歌谣。人民歌唱着刘谢习和马文瑞，歌唱当年率领民众闹红的人们，歌唱新生的苏维埃政权，歌颂耕者有其田的理想生活，歌颂自由平的精神欢乐——“半夜里来叫门，问你是那部分，只要说是老刘的人，赶快迎进门。请吃猪羊肉，请吃热蒸馍，老刘爱吃剁荞面，赶快压饸饹……”那种热情洋溢的情形令人万分感动。

    在那历史的回声之中，你首先想到，中国革命的胜利，客观来讲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几十年营造出的不可逆转的历史大趋势。因此很难讲哪个地方的功劳最大，那个具体人的功劳最大。这也是唯物史观决定的，群众创造历史，并非是英雄创造历史。因为革命运动是真正意义上的综合系统工程，是接力赛，要团队精神，是不断的需要有人探索牺牲，不断的经受挫折和考验才能找到正确的道路，从而被推向前进。是在没完没了，此起彼伏，前赴后继，风起云涌，声东击西，南呼北应的反复搏斗的过程中，这才形成了如火如荼、轰轰烈烈、排山倒海、势不可当的燎原之势。从这个意义上讲，错误路线的代表，也有了不起的贡献，至少提供了某种教训，至少告诉人们，此路不通。就某一地区而言，同样也是这样。如果当初没有红军主力南下作战的失败，也就没有南梁根据地的建立。辉煌的历史功绩是大家共同创造。各地区各个时期数不清的革命先烈起到的作用更是无可估量。比如陕北革命先驱李子洲等，他们虽然牺牲得很早，但作为革命先行者在西北地区的影响力却是相当之大、相当深远。他们就是西北地区的李大钊，像一面旗帜，又像一把火炬，在大革命初期，在迷茫与黑暗中，导引着人们前进。还有陕北早期党的领导人白明善等，他们同样是功不可磨。

    当我行走在南梁的黄土山道上，面对那寂静的山野和当年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住过的早已是破败不堪，甚至已经很难辨认的窑洞，即感到了一种深深地愧疚和强烈的历史责任。作为享受着革命成果的人，我们有责任把那已经沉寂下来的辉煌历史还原复活，写真再现，作为精神遗产继承下来，教育自己，激励后人。要千方百计让那曲折复杂的发展过程，艰苦卓绝的斗争故事，众多的历史人物获得永生。

    井冈山道路是拨开迷雾的灯塔

    西北地区，是中华大地偏远闭塞的一隅。它的当初的落后与闭塞，当你走进南梁，面对那蜿蜒山路和寂静梢林的一霎那即真切地感受到了。那真正是与世隔绝的地方。你想象着，当初这里既没有电话，也没有电台，没有报纸，更没有网络。外边的消息，主要依靠信使。同上级组织几个月甚至整年失去联系，是经常发生的事情。有时候，上级的一条指示和情报，等到派人送来早已经过时。何况常常还会出现上级在完全脱离实际的情况下制定的路线方针，往往反倒成为斗争中最令人头疼的阻力和障碍。
然而，幸亏有黄埔军校出身，又善于在实践中学习和思考的刘志丹；有走南闯北，见多识广，求真务实的谢子长。有那么多的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养成了实事求是、走群众路线的领导者，才使得西北革命，在总体上没有偏离正确的航向，那就是坚持走井冈山的道路。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形成与发展，绝不是孤立的，而是整个中国革命的一部分。是在中共中央北方局的正确领导之下 ，更是在兵运工作和党的地下工作的反复失败的情况下，包括流血牺牲的教训中，才最终把武装斗争和农民运动有机结合起来的，实行了工农武装割据，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政权的正确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