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渭北那边红一片，分田分地闹共产”。正当革命形势好转时，杜衡头脑更是发热膨胀，继续执行“左”倾路线，强令红二团南下渭华地区建立新根据地， 搞得很张扬，很快就引起当局注意。结果使500多人的部队被敌打得只剩下100多人。遭到数十倍于红军的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几乎全军覆没，杜衡本人也被捕判变。红军主力南下后，杨虎城、井岳秀以4个正规团和6个县民团约8000余人的兵力，分4路对照金根据地进行围攻，根据地处境危急，习仲勋领导赤卫队和全体军民反围剿，苦战半年，粉碎了敌人四次围剿。军民坚持到１０月中旬，被迫撤出，根据地随之陷落。

    历史的教训警示我们，无论哪一项事业，在前进中，头脑发热，盲目冒进，火候把握不好，即使暂时形成星火燎原之势，也有可能被很快扑灭。西北革命的幸运，是因为有实际斗争经验的同志合力抵制，才把错误路线的影响和损失限制在了最低限度。

    唯物史观是破解历史谜团的金钥匙
 
    西北“闹红”史上，有一些有争议的焦点，长期争论不休，以至于影响到团结。早在延安时期，中央就委托任弼时同志主持召开西北历史座谈会，对一些问题充分讨论，形成了决议。但事实证明矛盾并没有彻底解决，以至导致“《刘志丹》小说问题”出现，株连了许多的好同志。到了新时期，中央又召开一次座谈会，这次由李维汉同志主持，原则性地形成了新的《决议》。看来对历史事件和历史细节，同是当事人，却可能形成不同的记忆和认识。后人如何揭开这些谜团？唯物史观是一把金钥匙。西北闹红，许多历史事件没有文字记载，早期的历史文献更是少得可怜，主要靠当事人回忆。回忆中的差异，就形成了争议。历史事实和历史功绩不是谁争出来的，而是客观存在。例如高岗这个人物，至今外界总以为他是同刘谢同等级的西北革命的领袖人物，甚至认为他是“功大于过”。真正了解了西北革命，你就会觉得，他其实远远达不到这个档次。其实刘、谢和高岗孰高孰低的争论，本身就是历史形成的一个误会。因为当时，在刘谢先后牺牲的情况下，高岗以“西北红军总政委”的头衔出现，自然就成了头面人物。当你运用唯物史观全面客观地考察了西北革命历史，就会发现高岗在西北革命中的历史地位是无法同刘谢相提并论的，而习仲勋、阎红彦及许多同志比他的贡献都大。他只是在杜衡叛变之后，代之担任了“红军总政委”这个职务，其实仍然还是换烫不换药的角色。而刘谢阎却因为左倾路线的干扰而屈居高岗之下。如果仅仅以职务高低来衡量贡献大小，那叛变之前杜衡的贡献应该说是最大了。不能简单看谁担任什么，而要看干了什么，起到了怎样的作用。为此，对高岗知根知底的阎红彦同志早在延安时期，就郑重向中央反映过高的问题，认为高岗在战场上当过逃兵，还强奸过妇女，他不能取代刘谢代表西北。刘少奇为此当时还批评过阎红彦，要他立了字据。以后高岗问题出来后，中央才肯定了阎红彦的意见，毛主席在四川金牛坝会议期间看见阎红彦，很抱歉地说“红彦同志，我们瞎了眼，冤枉了你十几年。”再比方如何看待照金根据地的历史作用。先有照金后有南梁，没有照金的失败，也就很难有南梁成功，这是历史事实。革命事业的发展反映出一个阶梯式递进的规律。有许多非直接的，甚至是潜在的因素，往往在历史的进程中被人们忽略，但实际上却是历史前进的必要条件之一。例如，没有长期兵运工作在失败中培养锻炼的既懂军事，又懂政治的强有力的干部和积累的经验教训，而在有了军队时，就没有那么多会带兵的人。从这个意义上讲，清涧起义、渭华暴动和两当兵变等等大大小小的兵运工作，其历史功绩不可磨灭。同样，没有陕北地下党领导的轰轰烈烈农民运动和地下工作的配合，敌人的统治力量在更大范围之内得不到干扰和分散，重点区域的形成也是很难发展。另外，革命运动的成败，也有许多偶然的因素。正是无数的偶然，才最终导致了必然结果。这就如同1931年时没有阎红彦、吴岱峰等率领的三十人的晋西游击队遭受重兵围剿打过黄河来，没有马文瑞坚决抵制立三路线在安定县保持了革命实力，能够及时动员一百多青年农民党团员参加部队，没有刘志丹、谢子长的军事才能和影响力及其联络的民间武装参与，就不会那么快地形成西北红军的基本力量。当然，有刘志丹、谢子长的威望和努力，西北迟早肯定会有红军武装的，但在当时白色恐怖异常猖獗的情况下，红军队伍早诞生一天，意义都是及其重大的。 甚至就连杜衡这个人物， 他的冒险主义的错误以致叛变，给革命造成的损失当然是显而易见的。但作为反面教员，他又有积极的意义。当时是否从反面已经起到了积极作用？当我行走在南梁崎岖的山路上，满脑子翻江倒海地思考着这样一系列的问题。要回答这些问题，离不开辩证思考。通过辩证思维，辨别历史真伪，这也正是我们党史研究所要尊循的一个规律，是今后解答一切历史疑团的金钥匙。

    血的教训使革命走向成熟

    拜谒过照金“红军寨”，仰望那壁立千仞、高入云表的红色岩峰，就仿佛看到了一座用鲜血和生命铸就，引人沉思的悲壮无比的纪念碑。当你在红军寨下沉思，耳边即响起反围剿的枪炮声和先烈冲锋陷阵的号角。仿佛看到刘志丹、谢子长、阎红彦率领红军主力南下平原作战，在数十倍于己的敌人面前，沉着指挥，背水一战的悲壮和惨烈。仿佛看见年轻的苏维埃主席习仲勋在红军主力外线作战的情况下，按照刘志丹的吩咐，带领赤卫军大队，指挥军民，团结一心，同仇敌忾，取得一次次反围剿战斗的胜利。唯有在此种境况下，你才会真切体会当年的轰轰烈烈和艰难险阻，才能想象出革命道路的曲折坎坷，才能够体会到毛主席“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英明论断的内涵和分量。从而对那个时代格外仰慕，对那一代老革命更加肃然起敬。

    革命，没有现成的道路可走，只能在探索中前进，往往在黑暗中摸索。革命者的可敬，不仅仅在于不怕坚苦卓绝、流血牺牲，更在于能够从容应对和娴熟驾驭复杂局面的领导才能。当时是，党中央制订了大的斗争策略和方针，但各地的情况千差万别，作为地方性革命领袖，需要因时因地制宜，不断调整策略和方针，才能在严酷的白色恐怖下求得生存、不断取得胜利。刘志丹、谢子长等西北革命领袖的伟大，正在于此。作为西北根据地的主要创始人习仲勋、阎红彦、马明方、马文瑞等的杰出也主要体现于此。

    这里就是南梁？承前启后的西北根据地大本营——一片渺无人烟的寂寥天地。当你被着一路风尘，经历辛苦，终于来得其间，你起初也许会有点失望。因为你去过延安，也去过井冈山，去过浙东、闽西，也到了东北抗联活动过的地方，但都不像这里眼下如此的寂寞荒凉。当时（1994年时）甚至连一块像样的碑记也没有。在秋风渐凉的冷清氛围中，你按照向导的指引，在那几乎无法辨认方向的黄土山道上穿行，头顶上只有巴掌大的一片天空，你感到了狭小的沉闷和曲折的迷茫。然而，当你爬上山顶，登上一块高地，就看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大世界——丛林覆盖着的起伏连绵的山峦，一望无际的蓝天白云，你突然感到心胸豁然开朗，精神为之一振。心中百思不解的许多问题，突然之间会变得迷雾消散，泾渭分明。在这样的特定氛围中，最适合于对历史展开想象和深入的思考。革命的曲折，除了强大反动势力抵制破坏，往往还有来自营垒内部的无知和盲动。
 
    1933年11月，即照金根据地沦陷后，刘志丹等率领部队奋勇突围，转移到甘肃合水县包家寨子村。由于连续作战和打了败仗，部队有点儿溃不成军。刘志丹看着战士们士气低落，心里很是难过。此时，他亲密的战友，谢子长和阎红彦已经被左倾路线排挤离开部队到中央受训。面对失败的局面，他感到孤掌难鸣。部队向哪里去呢？革命事业如何继续前进？想到了习仲勋和地方党组织，他便想到了南梁。对，在南梁重建根据地，深入发动群众——让老虎归山，叫游鱼入海。唯有这样，才能避开强敌锋芒，让部队得到休养生息。但这种想法，很可能又被认为是逃跑主义和梢山路线，需要统一认识。眼看天色已晚，他建议部队停了下。在此困境下，中共陕甘边区特委和红军临时总指挥部于当时，即１９３３年１１月３ 日至５日在合水县包家寨子召开联席会议，总结经验教训，确定了刘志丹同志数次提出的以南梁为陕甘边区革命活动中心的建党、建军、建立根据地的一系列正确的战略方针。今天看来，这个叫“包家寨子”的村庄，应当视为西北地区的“遵义城”。我党历史上影响深远的“遵义会议”，在当时极其困难的情况下，起到了力挽狂澜的转折作用，恢复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权，在关键时刻挽救了革命也挽救了党和红军。而“包家寨子会议”，则是在西北革命遭受失败形势下，总结经验教训，从实际上恢复刘志丹对军队的指挥权，并决定创建南梁根据地，将武装斗争与农民运动相结合，这次具有深远意义的重要会议，相当于是西北革命史上的“遵义会议”。 就在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山村里，讨论研究了决定红军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

    包家寨子会议之后，陕甘边区党和红军立即投入创建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斗争。1933年11月中旬，红42师在师长王泰吉、参谋长刘志丹的率领下回到南梁。在红军的帮助下，习仲勋等再度大显身手，全面展开了创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斗争。1933年底，以南梁为中心的根据地迅速扩大到东至豹子川，南至东华池，西至柔远川，北至吴堡川的广大地区，并在这些地区相继建立了临时乡政权——农民联合会。于１９３４年２月２５日恢复成立了根据地临时政权——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此后，连续粉碎国民党军队的３次围剿，使根据地发展到陕甘边界十几个县的部分地区，面积达２．３万平方公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