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回顾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历程，我们可以发现，在古代，汉民族建立的中央政权在与北方游牧民族的对峙中长期处于守势。在前近代，明王朝颁布了“片甲不得入海”的禁海令，面对来自海上倭寇袭扰时，也长期采取防御的策略。究其原因，并非是中央政权的力量无法与牧人或海盗相抗衡，而是由于草原和海洋对于农耕文明的经济体系没有太大的吸引力，无法提供开疆拓土的战略需求。因此，中国历史上虽然有汉武帝、唐太宗、康熙大帝等出师远征、横扫千军的有为君主，但其主动进攻的目的皆是为了巩固既有的政权，为农耕经济的持续发展创造稳定的周边环境。明代虽有宦官郑和统帅舰队七下西洋，但却更多体现为航海探索的壮举，而非真正的军事行为。

    当今中国国防思路必然由

    “积极防御”向“主动防御”转变

    在冷兵器主导的低技术条件下，中央政权奉行防御为主的军事战略，在边防和海防区域设置要塞和卫所，既是由建立在农耕文明基础上的自然经济体系所决定的，也是顺应防易攻难的军事技术对抗格局的必然选择。然而，在信息化浪潮愈演愈烈的当下，中国乃至世界各国所面临的形势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经济上，以高度开放性为特征的信息产业成为引领全球经济增长的核心驱动力，在军事上，信息化武器装备以其高效的突防能力，推动军事对抗格局进一步向攻易防难的方向发展。

    恩格斯关于中国甲午战败的深刻分析启示我们，面对信息技术引发的全球经济与军事变革，面对数千年未有之强敌，当今中国国防思路由“积极防御”向“主动防御”的转变，是顺应经济发展模式转型与战斗力生成方式转变的必然举措。在中国国家利益向海外拓展的大背景下，摒弃“防御为主，后发制人”的传统军事战略，不仅可以赢取更深广的国际道义支持，而且可以更好地利用信息化条件下的攻防不对称律，从而在同等的国力财力支持下获取更大的军事实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