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云在改革开放初期对此仍极为关切。1978年，陈云就大力主张进口粮食，以改善和稳定农民生活，并指出:“建国快三十年了，现在还有讨饭的，怎么行呢?要放松一头，不能让农民喘不过气来。如果老是不解决这个问题，恐怕农民就会造反，支部书记会带队进城要饭。” ［5］（p.236） 1980年，波兰爆发全国范围的工人罢工事件，陈云借此强调:“经济工作搞不好，宣传工作搞不好，会翻船的。”当时的中共中央委员会主席胡耀邦还引述陈云的话说:“陈云同志讲，我们有没有可能发生波兰事件?对此要充分警惕。如果我们经济工作处理得不好，宣传工作处理得不好，有可能发生波兰事件。” ［9］（p.262） 1981年，陈云还指出:“不建设，经济搞不上去，日子就这样过去了，那就会像小平同志讲的，我们在台上的人都要下台。” ［6］（p.489） 可见，陈云长期以来一直注重发展经济建设从而根本解决人民内部矛盾。

　　当然，除了经济建设，陈云也很重视民主与法制对于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作用。他曾明确指出:“请愿，冲办公室，不行。要有民主，还要守法。民主是必须的，守法也是必须的。没有这两条，我们一事无成。” ［5］（p.257） 但从整体上看，陈云还是抓住根本，更主要的是深入认识和把握了经济建设与人民内部矛盾的关系。

　　三、经济工作中对人民内部矛盾的正确处理

　　陈云正确认识了执政后人民内部矛盾与敌我矛盾的复杂变化，并从根本上指出了经济建设与人民内部矛盾的关系，在主持经济工作的过程中正确地处理好人民内部矛盾。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经济手段的调节

　　陈云一直很注重用经济手段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如强调“向农民收买粮食要按经济原则办事，农民只要不吃亏，就愿意把粮食卖给我们” ［1］（p.514） ，再如用推广定息的办法来处理工人阶级、民族资产阶级与国家之间的矛盾，“实行定息以后，工厂的生产关系有了很大改变，国家对工厂的关系，资本家对工厂的关系，都改变了。定息就是保持私股在一定时期内的定额利润，而企业可以基本上由国家按照社会主义的原则来经营管理。” ［2］（p.288） 具体来说有以下三点:

　　1.用经济手段来正确处理人民各阶级阶层之间的矛盾

　　早在东北的接收工作中，陈云就通过修正工薪标准来调节工人阶级内部的矛盾。他指出:过去“评定工薪以中等工薪为标准，必然下向上顶，上向下压，产生平均主义现象，妨害积极性和技术的提高，也就妨害生产的提高”，修正标准“是按照各企业各种职工各人的能力来评定其应得的工薪报酬，能力越大，所得越多，使各种职工都具有积极上进的热情和上进心”，“普通职工的最低工薪提高到六十分（过去是四十分），业务管理者与专门技术人员的最高工薪可达三百分”，原来的“最高工薪规定为一百一十分，连专门技术家、大学教授都不能超过，这就严重地妨害了职工群众的积极和向上心”。 ［10］ 可见，通过新的工资制度，打破了工人阶级内部的平均主义矛盾。直到改革开放，陈云还仍坚持这一点，指出:“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不一样，脑力劳动者比体力劳动者、受教育程度高的人比受教育程度低的人在工资收入上高一些，这是合乎社会主义经济规律的，也是合乎人民长远利益的。不这样做，我们的科学技术不可能上去，生产力也不可能上去。” ［5］（p.313） 由此，陈云大力支持打破平均主义的改革，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