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问题

　　在建立全国政权后，陈云对于两类矛盾复杂变化的认识主要集中在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问题。在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之前，陈云强调对资本家既联合又斗争，“保护一切有利于国计民生的资本家的利益，但同时反对一切有害于国计民生而从事投机捣乱的人们的行为” ［2］（p.103） 。在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之后，陈云指出了这种变化之后的劳资关系，认为:“实行公私合营，是企业所有制的一种根本改变，是资本主义所有制基本上转为社会主义所有制的一种改变”，让民族资产阶级“为社会主义企业的生产经营服务，给予他们像全国人民一样的政治权利，是符合于工人阶级利益的”。 ［5］ “现在生产关系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从资本主义管理制度的生产转变为社会主义制度定息形式的国家管理的生产。”而且“不拿定息虽说不是资本家，是国家工作人员了，但在人们的观感上和实际上仍认为他们不同于一般的工人，不同于一般的劳动者”，“什么条件下我们把资本家看成劳动者，不当作外人?恐怕要经过考验。什么样的考验呢?就是要经过长期的埋头苦干的工作考验，这恐怕是要的”。 ［6］ 这就明确指出了在公私合营后，应给予民族资产阶级“像全国人民一样的政治权利”，在政治上同等对待;而且民族资产阶级在放弃定息后，经过一个长期工作的考验过程，就能“不当作外人”，在观念上也为人们所接受。与此相对应，陈云认为:“大部分工商业者在放弃定息后可以被吸收加入工会，但是某些人在一定时期内暂时不能加入工会”，“因为过去劳资双方在企业中是对立的”，“应该给工会一个准备时间，做些工作，以便将来吸收他们入会，得以顺利通过”。 ［6］（p.124） 可见，陈云睿智地指出，民族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在过去是对立的，但是民族资产阶级经过社会主义改造、放弃定息、埋头工作后，就可以在政治权利上和人们观念中成为劳动者，可以加入工会，是工人阶级的组成部分。这个观点在当时是很难能可贵的。距此两年之后，即1958年召开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就在此问题上出现重大失误，认为我国在社会主义社会建成前的主要矛盾始终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这也充分说明陈云对执政后两类矛盾的认识的深刻性和超前性。

　　陈云对这两个矛盾问题的处理和认识有一个共同点，即牢牢把握生产关系的变化。职员与工人矛盾的变化，是因为日寇、国民党政府的企业被接收而变为人民的企业;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变化，是因为资本主义所有制企业在公私合营后基本上转为社会主义所有制企业。这也正是陈云对执政后两类矛盾做出正确而深刻认识的原因。

　　陈云对于执政后两类矛盾的认识还体现在他特别注意区分人民内部矛盾与敌我矛盾。早在1953年陈云领导下的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就向中央建议:“对待工人请愿、罢工等事，应首先检讨自己工作中的缺点并切实解决工人的问题。对破坏分子应在事件中加以注意，事后调查处理。” ［7］ 1957年，陈云还深刻指出:“在人民政府领导下，也会有人民闹事。不仅学生，工人、农民、复员军人都可能闹事。要有这种精神准备。”“中国革命胜利后，人民同蒋介石、帝国主义的矛盾变成间接的了，同我们的矛盾变成直接的了。他们有不满意的地方，就会找我们闹。”“不能把人民闹事看成反革命，但其中确有反革命分子在利用我们工作中的缺点，鼓动人民闹事。人民政府总比蒋介石的政府要好，因此，估计不会出大乱子。”“历史总是向前进的，只要我们不犯大错误，我们的政权是站得住的。对人民闹事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