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岩精神在民主革命时期的巨大作用，已有了定论。英国传记作者迪克·威尔逊所著《周恩来传》，在评述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周恩来在国统区工作的历史贡献时写道：“在重庆的那些年中，周创立了一个后来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以及１９４９年后成为北京传播工具的编辑机构的核心。”“他同知识分子和专业人员建立了联系，这些人后来都投向１９４９年成立的人民共和国，填补了共产党在管理界、教育界和商业界的许多空白。”周帮助重庆的许多政治小团体“组织起一个倾向共产党的联盟。他们很多人在共和国早年颇有作为。”33我国著名理论家胡乔木在评价周恩来及其领导的南方局的历史功绩时提出了这样的论断：“没有南方局的大量工作，就没有抗战时期那么一种局面，团结了大后方那么多的人，把抗战坚持下去，还保存了我们党那么一大批骨干力量；没有南方局的大量工作，就没有后来解放战争时期那样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形成那样大的第二条战线。……没有南方局在大后方进行的广泛的统一战线工作，就很难把当时在国民党区域的各民主党派和各方面人士团结在我们共产党周围。……南方局的统战工作，从一个方面的意义上说，为新中国的建立奠定了重要的政治基础”34

　　这就说明，周恩来和南方局在当时那个特殊的社会环境中所进行的艰苦卓绝的斗争，取得了对中国革命来说是具有战略意义的辉煌成就。如果说农村革命根据地这个主战场和武装斗争这条主要战线，为中国革命积累了推翻旧政权的物质力量，进行了新社会制度的示范，并随着武装斗争的胜利将这个新制度逐步推开到全国；那么，国统区这个特殊的辅助战场和地下斗争、群众运动这个第二条战线，则为中国革命凝集了人心，并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建设新中国的政治格局。

　　这两个战场和两条战线上的斗争，都是在毛泽东思想和中共中央的正确路线、方针与政策的指引下进行的。然而，在国统区进行地下工作的共产党员，只能在高压下求生存，在逆境中谋发展，他们除了依据正确理论、路线、方针、与政策外，还必须依靠一种巨大的精神力量来支撑，来发挥对广大人民群众的凝聚作用，这种革命精神就是由江泽民总书记和邓颖超等老一辈革命家指出的红岩精神。只有这样，才能把广大人民从反对派的高压和控制下争取过来，特别是把富有活力的年轻一代从旧社会污浊的大染缸，引向光明之途。正因为周恩来等共产党人倡导、培育和发扬了红岩精神，才使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在国统区越举越高，使越来越多的国统区人民群众，沿着中国共产党这座灯塔指引的航向前进。

　　红岩精神是永存的，不仅必须继承，还要发扬光大。尽管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已经不再处于被压迫地位而成了执政党，惟其如此，党的责任才更加重大；尽管现在是和平年代，地下斗争和革命战争年代的斗争方式和工作方法大多已不再适用，但是，党和人民还必须警惕地保卫祖国，各项建设事业仍需要人们去进行坚韧不拔的战斗。今天，弘扬由周恩来倡导和培植的红岩精神，仍然是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所必需，是完成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所不可缺少的，是时代的呼唤和人民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