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对盟友采取谦诚相待，互敬互谅，坚持真理，以理服人的态度，与之患难与共，肝胆相照：抗战初期，周恩来在制定有关统战工作的一系列政策和策略时，就把“坚定的立场”、“谦诚的态度”列为“统一战线守则”的重要内容。他提出：在斗争中，我们既要不失立场，坚守原则，又要机动灵活，以求成功，但不操之过切，咄咄逼人。在组织上，要不暴露，不威胁，不刺激，以求实际发展，但警惕走向死路，自投陷井。在工作上，使竞争相互让步互相为用，但竞争不应损人，克己互助不舍己耘人，让步不能损害主力。此外，还要重实际，重信义等等17。这并不是要共产党人充当谦谦君子，而是为了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们。这样做，正是中国共产党有力量的体现。因为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和方针政策，符合人民的利益，真理在中国共产党人手里，人民站在共产党一边。所以，周恩来同长期处于敌对状态的国民党代表谈判时，总是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雍容大度，尊重对手的“党见”和“党格”，与之推诚相见，以便经过认真商谈，争取在维护民族利益的前提下，达成互信互让。这就使得他与谈判对手不仅建立了“公谊”，而且还能“由公谊而增私谊”18。周恩来一贯主张对同盟者一定要以理服人。他说：“领导群众的基本方法是说服，决不是命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作用是必须坚持的，但是，要做到使别人“不感觉我们是在领导”19。他坚决反对强加于人的坏作风。他曾说过：强加于人，就只会丢掉朋友，把他推到反对我们的方面去。他一贯设身处地替别人着想，经常教育一些具有公开身份的共产党员，在同党外民主人士联系时，“要注意他们的安全，不要把‘尾巴’（指跟踪的国民党特务）带到他们的办公室和家里去”２０。这样就赢得了广大党外进步人士的普遍拥戴。当他们中间的一些人，在时局发展的紧急关头，由于政治上的摇摆不定而发生错误，受到周恩来的严厉批评时，仍能诚恳接受，继续跟着共产党前进。这在国内外党派关系史上，确实是罕见的。这是周恩来与同盟者长期患难与共、肝胆相照才结成的牢固的战友之间的关系。

　　五、深入社会，扎根群众，永远保持为人民服务的本色，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群众路线是中国共产党的生命线，在白色恐怖的国统区进行荫蔽的地下工作，尤其需要得到群众的掩护。要做到这一点，只有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永远保持为人民服务的本色，以取得人民的信赖。所以，从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邓颖超等领导人到一般共产党员，从南方局领导机关到各个基层组织，其言行举止一切都从国家民族的利益出发。这正是中国共产党赢得国统区人民普遍爱戴的根本原因。中共在国统区的工作人员，基本上长期过着如同红军时代的那种供给制生活，工作和生活条件都十分艰苦。这就使得他们始终同广大人民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南方局的广大党员，都坚持贯彻周恩来制定的勤学、勤业、勤交友和职业化、社会化、合法化的“三勤”“三化”方针，依托职业、深入社会、扎根于群众之中。这种办法确实奏效。能使党员和积极分子在各种岗位上因表现出色而“得到信任，保住岗位，便于埋伏”，且由于广交了朋友，“处处可以得到掩护”，使得国民党特务因此而“找不到捕捉的目标”；同时，由于长期深入群众，潜移默化地把许多青年从国民党、三青团的反动政治思想影响下争取了过来，团结、教育、培养和锻炼了他们，“神不知，鬼不觉地积蓄和壮大了革命力量”31。鉴于国统区环境极其复杂，而革命工作又需要接触社会的各方面，南方局允许有的党员“三教九流都可参加”，但必须做到“同流而不合污。出污泥而不染”22。根据这一原则，有的党员长期战斗于国民党及其政权机构的核心部门或特务机关。他们既要扮演好与自身职业身份相称的社会角色，又要机智巧妙地保持共产党人的坚定立场和优秀品质，因而随时处于个人生命的风口浪尖之上。还有的党员奉派在重庆和香港等地开办企业，为革命筹集经费，这些企业后来均有发展，有的甚至延续至今，这些共产党员也就成了社会知名的腰缠万贯的“大老板”。然而，他们将企业盈利所得悉数上交党的组织，自己却两袖清风，不从中私占一分一毫，且始终过着平民百姓的普通生活。如果没有坚韧的意志，没有强大的精神力量支撑，这些处于极其特殊岗位上的共产党员要做到不辱使命，是不可思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