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因为国统区有以下一些特点：

　　一、以延安为中心的陕甘宁边区和各抗日根据地，有中国共产党的直接领导，有中共领导的革命武装和人民民主性质的革命政权，中共的各种活动都是公开的。而在国统区，则由国民党实行一党专政，一切国家机器都掌握在国民党手中，人民没有言论、结社、集会和出版等民主自由权利。在这里，共产党的组织不能合法存在，一经发现，便立即受到破坏；即使是具有合法身份，被国民党允许公开活动的共产党员的任何行动，都被置于国民党军（队）警（察）宪（兵）特（务）的严密监视和控制之下。他们在八路军办事处、《新华日报》馆周围和中共人员日常活动必经的路途沿线，都部署了各式各样的监视岗哨，此外还派专人进行盯梢和跟踪，有时竟然实行非法绑架和逮捕。在国统区活动的中国共产党人真不啻处于“龙潭虎穴”之中。

　　二、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反动派在对农村革命根据地（红区）进行长达十年之久的军事围剿的同时，在国统区（白区）实行了同样残酷的白色恐怖和文化围剿，致使中共在白区的革命力量丧失殆尽。这个期间，他们大肆进行反共宣传，把共产党人描绘成杀人、放火、“共产”、“共妻”的洪水猛兽，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抗战爆发后，他们又诽谤共产党“游而不击”、实行“封建割据”和“破坏政令军令”，有意颠倒黑白，混淆是非。这就给中共在国统区开展工作造成相当大的困难。

　　三、陕甘宁边区与敌后抗日根据地同国统区，显然是两种不同的社会。前者实行以工人阶级为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联合各抗日阶层的统一战线的政治体制，人民享有充分的民主自由权利。那里的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进行着热火朝天的抗日游击战争、各项社会改革和生产事业，并兴起了朝气蓬勃的为工农兵服务的文化运动，展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陕甘宁边区和各根据地实际上就是毛泽东所说的“民主中国的模型”4。这里是教育人民，培养革命骨干的大熔炉。而后者则仍然是典型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虽然广大的人民都以很高的爱国热情和激昂的斗志，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坚持着反侵略斗争，但是麇集在国统区的官僚买办奸商劣绅以及潜伏的汉奸走狗，却过着腐朽糜烂的生活。因使是国难当头，国统区却遍布舞厅、烟馆、赌场、妓院等污秽场所，社会上呈现一派纸醉金迷的污浊景象，加之国民党军警宪特和地方豪绅恶霸势力依仗权势巧取豪夺，欺压百姓，黑社会势力亦恣意肆虐，一般百姓更加感到社会上暗无天日。可以毫不夸张地把以重庆为中心的国统区比作一个社会罪恶的大染缸。在这里人与鬼、庄严与丑恶、光明与黑暗是并存的。

　　四、总的来说，抗战时期，中共领导的陕甘宁边区和敌后抗日根据地是抵抗日本侵略者和不断积蓄抗日力量的重要基地。正因为坚持开展了敌后游击战争，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保存下来的那一部分工农红军才得以迅速壮大起来，使中国革命的力量得到了空前发展。因此，就抗日战争和中国革命的全局而言，这里同大革命失败后的井冈山等红色革命根据地一样，是中国革命的具有决定意义的主要阵地。然而，在根据地的武装斗争还必须同国统区的革命工作，特别是以重庆为中心的国统区的革命工作相配合。因为，当时中国的中央政权在重庆，只有坚持在国统区开展党的工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才能在全国范围内巩固和发展，党才能够同国民党保持接触，以便遇事进行交涉、协商和谈判，尽一切可能维护国共两党的团结与合作；同时广泛地团结各派中间势力，并保持同广大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而就整个中国革命来说，必须通过党在国统区进行艰苦工作，不断地把党的政治影响扩大到全中国，使党的主张和方针政策为全国人民所接受。此外，还必须尽可能同各国派驻国统区的机构及来华人士交往，以便沟通中国共产党同国外的交流渠道，争取国际民主进步力量对中国抗日战争和人民革命的同情和支持。

　　对于国统区工作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性，周恩来曾明确地指出：全面地来说，如果没有武装斗争，革命当然谈不到胜利，但是，如果没有地下工作，没有统一战线工作，革命的胜利也是不可思议的。因此我们党长期在白区做地下工作和统战工作，应该说是必要的，是有意义的5。周恩来在这里说的“白区”，就是指国统区。毛泽东也曾强调说，如果没有城市工作和其他农村工作也就是国统区的工作来配合，中共所领导的农村革命根据地就处于孤立，革命就会失败。而民主革命的“最后目的，是夺取作为敌人主要根据地的城市，没有充分的城市工作，就不能达此目的。”6正因为党在国统区的工作具有如此重大的战略意义，所以，不论国统区的社会环境多么复杂、艰难和险恶，中国共产党都必须在这里站稳脚跟，并不断巩固和加强这个重要的革命阵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