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解题解在一句诗

    本文为纪念田间90周年诞辰而作。
    由收藏而引发对诗人的怀念，文字围绕收藏展开。
    写作之初，曾用“田间开出玉兰花”为题，后来为凸显所记而改成现题。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中期（大概是文革发动前的几年），田间曾身入到河北省临西县东留善固村从事实际生活与写作，在那里，他创作了不少包括诗歌在内的文学作品，让文艺在自然灾害严重的黄河故道灾区发挥了鼓舞人民征服困难的巨大作用，特别是在宣传当地涌现出的后来成为一代妇女英雄榜样的全国劳模吕玉兰这个人物上做出了显著的成绩。在田间90周年诞辰的时刻，搜寻、挖掘、发现有关的文学史料是一项极有价值的工作。
    我在青少年时代摩娑过田间诗集，有过朦胧的崇拜，更于1966年的大串联中，于当年的12月下旬，与李永魁、朱江、杨学荣、郭金娥等11名同学步行到了吕玉兰家乡，不光是亲耳听到了她的报告，还与她有过几句简短的对话，尤其幸运的是收到了歌唱她的两页歌篇。笔者本人嗜好收藏，得知所得歌篇的歌词是田间所作，于是矢志收藏至今。能于田间90周年诞辰之际，回忆四十年有余的生活经历，不光感到人生经历的可贵、收藏的乐趣，尤其感到田间等老一辈文艺家的精神境界所折射出的历史灵光是一团圣火，永远照耀和激励着后人去工作，为了更多的人而努力奋斗。
    田间的歌词中，有一句是“开出一支玉兰花”——我忽然一闪灵机，何不套用一下，以“田间开出玉兰花”为题。此中的“田间”指农民的土地，又可借代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的农业合作化运动。“玉兰花”中的“玉兰”，是双关语，除了“花”（美丽皎洁）的意思，又暗指所歌咏的人物吕玉兰。全题是赞扬吕玉兰是一代农民成长起来的英雄。我最初想套用上句诗作题目，除了句子给人以美好的想像外，还有将诗人的名字巧合而嵌入题目，让“田间”一词也具有双关意义的想法，正是大诗人田间，谱写出了巾帼英雄吕玉兰的诗章。两页歌篇中，作曲人是云翔，作词人则是“田涧”。“田涧”就是田间。当年田间为什么将自己的名字改“间”为“涧”，笔者至今也不得其详。现在的题目，容易让人看明白；当然，诗味也相应地少了。
    田翁的诗，“穷沙窝里把根扎，开出一支玉兰花”——半个世纪了啊，多么令人怀想不已的时代；而我的“田间开出玉兰花”呢，则是对一代先贤诗魂的礼赞，它记载的，是后来人仰慕先贤、挥之不去的心曲。
   

    二．两页歌篇人影长

    对田间作词、云翔作曲的歌篇的收藏约于1966年12月下旬，距今已40年有余了。
    一九六六年文革风起，这一年刚沾上七月的边，大串联就开始了。首都大专院校的师生都纷纷走出学校，奔向东西南北，八九月份，学校就空了一大半。大概是九月份，陈伯达有一个讲话，除了政治斗争的内容，还讲了他个人的一些喜好和追求（比如抄书、受乡贤严复影响等），以他当时的地位影响，他的话当然很有份量，其中说到走路问题，他号召学生步行串联。当时北京学生到外地，基本上是乘火车，直奔大城市，除了把北京的政治风云带出去外，还有很浓的个人游历的性质。陈伯达更强调在走路中考察社会。陈伯达讲话很起作用，他的话音刚落，人民日报的社论就出来了，题目是《红卫兵不怕远征难》。不久，步行串联就出现了。北京的一些学生举着红旗，徒步走向外地，外地的一些学生举着红旗走向北京。那时我所在的通县师范学校，虽是中等学校，但属于市级公费制，且学生未来都进入国家干部编制，卷入串联大潮是当然之事。七——九月份的暑期内，学生们乘火车分赴外地闹革命，大部分走光了。十月份，我们不同班级的十一个人（男三女八）心气一致，决心走出一条路来。那时的通县师范学校，学生都会自己穿针引线，“女工”之事，男生也会，买来红布，用一个晚上的时间，剪字贴字，赶制红旗。那时学校有公用的缝纫机，有人会用，很快就将自己的红旗做成了。我们给自己起了一个名字，叫“继红长征队”。“继红”之意，不言而喻。整整四十年了，联想到了2006年中央电视台举办的“重走长征路”活动，很是感慨。“继红”之长征，从组织到出发，只两三天的时间。路线是：从我们所在的通县师范学校出发，出北京大兴，过永定河固安大桥，先走河北，访白洋淀“小兵张嘎”赵波；又下山东，访吕玉兰；再入河南，寻访河南兰考县焦裕禄的五个红旗队。我们制定的第一步计划是先走到武汉，然后把从武汉到井冈山再到延安作为第二步，预定一年时间完成。走时穿的是棉衣棉裤，同时背包里就备好了夏衣。事实上，我们只完成了第一步。19966年2月上旬，从沿途的传单中，得知中央（文革小组）已发出通知：停止大串联。令行即止，我们也就改变计划，返身北归。当时我们已在光山县委党校住了10多天了，正做着穿越大别山的准备，心中憧憬着早日进入湖北，随即向井冈山方向运动过去。2月中旬，我们一行10人，从河南光山县委党校出发，背着沉重的行李，撵着劲儿，穿越河南与湖北交界的大别山，入出大别山，急行6日，到达武汉（武昌），住在江北的解放大楼。入出大别山，除了累还有怕，晚上九点了，还没有到预定的接待站，陡峭的山岩，横在头顶，森然欲搏人，而山鸟惊起，磔磔云霄间，叫得心惊肉跳。日间，阳光闪动下的山野，遍布的是小石板制成的小墓碑，多少人长眠在这里，陪伴他们的是早春二月的野花，“千里挺进大别山”，实际是不容易的事！在解放大楼住了三个晚上，大概是67年2月22日——24日，我们从武汉乘火车直接回到北京。步行串联实际结束在武汉。而从武汉到井冈山的第二步，终是神往中的憾事。
    这次串联，从66年10月中旬到67年2月下旬共走了100天有余，我们戏称自己为“百日长征”。67年2月下旬，我们回到学校。到校后才知道2000名师生的学校，步行串联的仅有我们一支，很可能，当时市属四所师范学校中，我们也是一枝独秀了。整整四十年过去了，三名男生中，李永魁，平谷人，毕业后不久从政，退休前是县人大重要领导；朱江，昌平人，于厂址在昌平的著名的北京手表厂工作，任研究所副所长。八名女同学，（一个因脚疾行至河北河间县回京），分别来自北京密云、顺义、平谷和通县（今通州区），毕业后，她们都将长征的精神营养蓄涵在自己的精神世界中，在教育等工作岗位上做出了成绩。多年后聚会，大家对特定历史环境下人生的奇迹百感交集。人生不可思量，往事没齿不忘，其精神财富的收获，又似乎使语言的表现力感到不足。文革是一场梦魇式的革命，其间发生的事情，耐人寻味，耐人咀嚼。当我们用“人性”和“人格”准则，返观千奇百怪的事物，又恍惚觉得，正是在那场恶梦中，善者自善，恶者自恶，善恶分明，天理昭然。坚持正确的修身原则，把心地放正，自会有天意佑护，安然无恙。世间浊流滚滚，政治上超忽起伏，我们却相信自己是一条清凉的小溪，以至四十多年来，我们仍珍藏着一场恶梦中的一个美丽的情节。百日长征，日行最短者是56里，最长的一次是90多里，没有坐过一分钟车（包括自行车）。66年的春节，我们是在大别山脚下的光山县委党校招待所度过的，从招待所领来面和馅，动手包饺子，每人分吃了二十四个。
    与诗人田间有关系的事儿，发生在访吕玉兰的过程中。吕玉兰的家乡是河北的东留善固——“东留善固”这个村名曾引起了周总理的好奇，他猜想是个少数民族地名的遗存，当然不是那回事儿，但至少说明吕玉兰这个劳模女英雄一直受到社会各界直到中央的关注。我们这个长征队在吕玉兰家乡住了两三天的样子，由于吕玉兰名气很大，誉满天下，学生每日云集而来者，总在千人之上。吕玉兰接待了全体学生，那年她29岁了，仍没有恋爱，血气盈润，红光满面。她的报告一讲就是大半天，南来北往的学生席地而坐，黑压压挤满一个大场院，已经12月份，学生们没有喊冷的。每次吕玉兰报告后，跟着是文艺演出，由于各路人马是临时凑集在一起的，没有预定的安排，都是你下来，我上去，情绪非常热烈，同时边演出，边散发传单，语录和歌篇。正是在这种特殊场合，我听到了一首歌，用朴素的歌词唱吕玉兰的事儿，既有经历的记叙，十八岁怎么样，十九岁怎么样；又有生活环境的概括，“穷山窝里把根扎，开出一枝玉兰花”；而对人物的赞美亲切而又甜美，“谁说妮子心眼傻，姑娘胆略比天大”……　作品是特殊时代的产物，任何一个作者都难以跳出自己的时代，不可能揪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面。田间把对吕玉兰的歌颂和对毛主席的歌颂统一起来，两行一节，共十二节二十四句诗，有三节说到了毛主席的教导和著作：“主席著作是指南”，“主席的教导记在心”，最终归结为“毛泽东时代好青年”。
    在毛泽东在世时的特殊历史时期，从工农中走出一大批富有理想，舍己为公的英雄人物，他们的事迹是非常感人的。我们继红长征队拜访了吕玉兰的全家，见到了她的奶奶和母亲，又用大半天的时间到了吕玉兰为培养干部而特设的一个劳动场所，地点在村子北面二三里开外的一个角落，有简陋的房舍和茅棚马厩，有树林，有沙窝儿。我们参加了那里的劳动，几十年以后我还隐约记得那里的树木园林、那里的沙丘水源，和临时集中起来的生产队的干部。到这里来的干部大约是半天学习，半天劳动。不久，毛主席提出办“五七干校”，我忽然觉得，“五七干校”吕玉兰已率先实行了。吕玉兰是把列宁的星期六义务劳动和毛泽东的干部参加劳动的思想付诸实践了，她的创造精神是感人至深的。
    吕玉兰在报告中，十分之七的内容讲的是村子里的斗争，她个人的危难情况。此外，又讲到了她的个人生活，让当时在场的上千名学生即当时的红卫兵深受感动的是，她说她的恋爱要等到“下一个五年计划”。“五年计划”是历史上一个特定时期的产物，是一个响亮的词语，不少英雄人物为一个又一个五年计划的确定和实现而舍弃了个人利益。吕玉兰说到恋爱时，涨红了脸，她说：“有许多人为我找朋友着急，我说，不忙呢，下一个计划再说吧！”“什么，搞对象还要按计划呀！”吕玉兰说到这里时露出了十五六岁小姑娘的羞色，其实她的真实年龄已二十九岁了。她的公而忘私的精神，她的坦诚坚定的话语让我们当时与会的人永远不忘，铭记一生。
    当时来东留善固的人太多了，基本上是大专院校的学生，也有相当一部分中专生、中学生，每拨儿都要上千人，一般能两次见到吕玉兰，来时一次，走时还有一次。就是要走的这天，大家争相往自己的笔记本或一本什么书上盖她事先预备好的一个印章，只听见叭叭叭钤印的声音，人多，顾不得“妥善”了，只要能盖上就行。原来，最先来的红卫兵临走时不少人请吕玉兰签字，她当然签不过来，后来，肯定有人出主意，想到了刻个印章的办法。这个印章是吕玉兰的亲笔字，印文是统一的话“永远跟着毛主席在大风大浪中前进”，十五个字，双行。我喜欢收藏，在不同书上盖了至少四五个。至今还能找到保留的几个（见插图）。正是在送别会上，我又听到了那首吕玉兰的赞歌，似有一阵春风吹来，顿时吹走了这十二月的冰雪寒气，这不正是那首歌唱吕玉兰的歌么，几天来我心目中的神曲又在耳旁响起。曲调是民歌味的，婉转柔美。幕天席地，会场是那样的阔大热烈；人头攒动，心情是那样的亢奋。一种特殊环境：色彩、天气、人物、生产队办公地点的屋舍门楣，简陋粗朴的饮水用具，吕玉兰叮嘱的话语，全都烙在心上了，而那首“不怕风吹浪打，不怕走石飞沙”，“开出一枝玉兰花……”的歌，总是音犹在耳，几十年以后每每忆及仍是当年那样的新鲜和隽永……
    我是一个好冲动的人，第一天乍听到时，就已入主方寸了。经过了两天的走访学习，对吕玉兰已经由崇拜慕名而具体为实际人格的血肉之躯，由表入里了，当时即萌生了今后要写一写吕玉兰的想法。这时候，再听到这首歌时，就已“三月不知肉味”了，它已是一种崇高的意志和理想。歌词的最后一句是：“玉兰花开传千里，乘风破浪再过万重山”——这首化度吕玉兰生平事迹而升为精灵的歌，弥漫在万重山峰，向远方悠扬而去……
    吕玉兰是新中国初建之时响当当的一个女英模，她十五岁时就在自己的家乡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办互助组，办合作社，走在时代大潮的前面，她的名字简直像解放战争时期的山西女英雄刘胡兰那样响亮，对于文革初起，正在革命畅想中的青年人来说，更有现实的吸引力。那时候还没有今天的时髦语言——追星族。但我们对吕玉兰、焦裕禄、王铁人等英模崇拜的热度，的确不亚于今天的追星族，只不过动机的单纯和信仰的深度，远非今天的追星族可比。
    带着新收获的精神崇拜，我在宣布散会人群走动的一霎那，向主席台走去。其实，并没有主席台，那时，囿于当年的生活条件，连吕玉兰做报告时，还有时蹲在地上呢！东留善固没有电灯，只有汽灯，汽灯也是一种奢侈品，大概只有生产队有。当时的主席台只是一种柳木长条桌，四腿一面而已。但就在这张桌边，发生了后来的奇迹：这张桌上的一张歌篇被我珍藏了下来。我向桌边站着的工作人员，也就是帮着组织会场的生产队的社员，问起这首歌，能不能帮助找一张歌篇，以便路上我们十几个人学着唱。别说，还真有，巧了，正有两张。但朴实的农村社员说，就这一份，送给你，以后我们再找……我高兴极了，比考试得了一百分还要高兴，于是如获至宝，接了过来。一看，还大有文章呢。
    什么文章呢，没想到，这首歌的作词者竟是一个似乎熟悉的人——田涧？田涧，哪一个？不是有个田间么？会不会错打一字呢，得赶快问一问，那个人说：“你赶快去问吕玉兰吧，看，她还没有走――”吕玉兰正和学生说话，我跑过去，直接说出：吕同志，这田涧是不是“田间”呢？她一听，赶快拉住我的手说：“是呀，你知道‘田间’？！就是你说的那个诗人田间……”啊，田间！田间——我是知道的。他的厚厚的《赶车传》我不知在书店翻动过多少次……
    1961–64年，我读初中，早晚上下学，要经过一个有名的大镇——沙河镇，京城九门之一的正北方向是德胜门，德胜门北约20里有清河镇，清河北18里是沙河镇。沙河镇有个有名的古迹，那就是明正统年间修建的巩华城皇帝行宫，今天巩华城的四围城址及瓮城仍在，且是直至目前，国内古迹中瓮城保存尚好或最好的一个（几十年来社会各界都曾有人提出要保护和修复它，它一直是我心目中的圣地）。就在巩华城中心，坐落的是沙河中学。我在沙河中学就读初中三年，每天早晚两次路过沙河镇的主街道也就是商业街，这条街道南北狭长二里的样子，街北头儿路东有当时沙河地区唯有的一个新华书店。每逢下学宽裕的时间， 我都要在这里看一会儿书。正是这一时期， 我读到了不少课堂上没有的书，记住了不少人的名字。至今，四十多年后，几乎半个世纪的时间我不能忘记的三本厚厚的书就有田间的诗集《赶车传》，另外两本是小说，一本是赵树理的《三里湾》，另一本是《林海雪原》。
    我对《赶车传》的封面很感兴趣，也由此对“田间”感兴趣。田间，不正是农民们劳作的地方么，作为农民的子弟，我感到这个名字至少不嫌弃农民（我的祖父辈，都是极朴实的农民，先祖父盛亮、先父盛进增、以及先兄盛发都是出色的劳动能手），由此有好感。而促成我记忆的，是另一个人田汉。田汉是上了小学生课本的《义勇军进行曲》即今天国歌的作者（我的启蒙老师王继贤先生，北京市海淀区玉河村人，四十多年前，他是我的小学时期的老师，既教了课文，又教了唱歌，小学生的经历终生不忘）。一个田汉，一个田间，在我看来，很搭配。说来有意思，那时学校的规矩，公历新年时各班组织小节目演出，我作为一名班干部，被当时的班主任林小曼老师指定主持班会（林小曼老师，广东海丰人，17岁参加革命，后来又参加抗美援朝战争，50年代中期由军队转入地方从教。她的勤奋的工作精神永不忘怀）。当时中国青年报常登载人物谜语，田汉是其中一则，谜面是“庄稼能手”，另外还有诸如“青堂瓦舍（老舍），马跃澶溪（马腾），十尺黑布（一丈青）等。我由田汉想到田间，自己也顺势仿造一则，自出谜面，“日出而作”（谜面：田间）。我将两”田“编成节目在新年班会上让人猜，声明是两个同姓作家。其实，田汉与田间并非同姓，但，他们在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都是了不起的，在我的心目中，他们的名字更是别出心裁，相映成趣。
    1966年的六七月份，那时我正就读通县师范。文革抄家，使得市面上廉价书多极了。我由昌平到通县读书，路经北京，为了省下几毛钱，要从西直门火车站走到北京站，其间逢书店便进去看，那些宝贵的书籍，卖得那样便宜，至今让我心里发痒，精装的《静静的顿河》，一套四本，才几毛钱，而《三希堂法帖》线装书，不成套了，古色古香的，两毛钱一册。这一时期，我曾托欧阳中石老师为我选购字帖，欧阳老师指导我临欧体，又有逆推向魏碑的意思，他前后分两次，为我购得《皇甫府君碑》和《等慈寺》，其价钱之廉令人咋舌。正是在那特定时期，我用省下的几毛钱买了《赶车传》，买了《三里湾》等书。书店的店员，有些年长的，一面希望快快卖掉，一面又摇头叹息说：可惜呀可惜。我有买书藏书的习惯，又时常热心于借书与人，“可惜”的书借出了，但有的又借而不还。《赶车传》连同《朗诵诗选》等早年借出，究竟在谁手中，还得想好长时间；《皇甫府君碑》也只好期待着早日回到自己手中了。自古借书与人，都有不堪言之苦，非独我也。
    《赶车传》在焚书扔书的年代，也就一两毛钱，而从西直门走到北京站，当年11路无轨电车走这道线，用的恰好是1角5分的车票。买这本书需要付出的是两三个小时走路的时间。中间饿了的时候，就掏出自己书包中备好的窝头，随便进一家饭店，找个空座，不等坐下，就将桌上的酱油瓶拿过来往盘子一倒，掰开手中的窝头蘸了酱油吃，吃咸了，就舍个脸，请店家给舀一碗面汤，这就是一顿饭（我和同乡同学朱江一路走向学校，都有此种经历），但因为有一本做梦也想得到的书到手了，那窝头吃得不光利口，还吃出了玉米糁儿的甜味来了。
    二零零七年五月，在房山区碧溪园召开的解放区文艺爱好者学会上，没想到与大诗人田间的缘份又得到延续，这就是认识了田间诗人的夫人葛文先生，年近九十岁的葛文先生，脚步是那样的轻快，思维的敏捷恐怕连年轻人也赶不上。晚饭后散步时，我翘着大姆指连声说“《赶车传》――《赶车传》――”她当即就明白了，直接问我：“你有第一版吗？”我没有答出，我心想，应该是有的，但我“拿不出”来了。
    我本想告诉他我珍藏歌篇的事，但顾虑书多且乱，又因书籍分散在亲戚家翻检殊为不便，怕吃被动之苦，来到嘴边的话咽下去了。会议结束后，我因认识了葛先生而萌发悉检箱奁的意思。我知道我的“宝贝”是在的，而千呼万唤不出台也是常有的事，但这次，只用很短的时间就找到了。我这次的喜悦不同寻常，因为我认识了歌词作者，诗人的亲人――葛文先生，我总有拿着歌篇向她倾诉的一天，虽然那时，我不知有田间90周年纪念活动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