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7月，玉兰从河北农业大学毕业，回到正定上班，仍当县委副书记。

    当时，正定县委书记习近平同志调任厦门市副市长，组织上决定由玉兰主持县委的全面工作。然而，时间不长，省委、省政府做出决定，调玉兰到省农业厅工作，任副厅长、党组成员。9月中旬，玉兰到省农业厅上班，分管人事处、纪检组、经管处、乡镇企业局、农垦公司和机关党委等工作。

    玉兰分管的工作面多线广，她抓重点、抓难点、抓热点，理好千头万绪。

从1985年起担任河北省农业厅副厅长的吕玉兰，经常到田间地头指导生产。右二为邢台市副市长杨湘荣。

    她到省农业厅第一次下乡，是这年10月到邢台、衡水、石家庄等地，对农村集体财务进行调查。她发现，全省农村集体财务虽经多次清理，依然是农村经营管理工作中的薄弱点。据初步统计，全省农村集体财产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的70多亿元，猛减到1985年底的50多亿元。当时，农民反应最强烈、最不满意的，也是农村财务混乱问题。他们不仅要求尽快予以清理，而且希望管好用活集体资金。经厅党组研究，决定把清理财务工作作为来年全省农经工作的重点来抓。

    俗话说：“响鼓要用重锤敲。”对于重点工作，玉兰总是下最大的力气来抓。1986年，她和河北省农业厅经管处同志一道筹备和召开了全省农经工作会议和农经管理改革研讨会，对清理全省农村集体财产，建立乡级经营管理服务组织进行了具体部署。1987年，他们又把继续搞好农村集体财务体制改革，作为强化农村财务管理的重点来抓，推广了集体资金由乡站统管或建立合作基金会制度的经验。

    如今，经管处的同志们也记不清了，玉兰到底跟他们一道出过多少回门，深入基层到过多少个乡村，同财务人员进行过多少次交谈，只记得每次下乡调查研究，她都要了解这方面的情况；厅里每次开农经会，她都要到会并讲话；每个先进典型和经验，她都要找有关同志认真研究和加以推广……经过两年的努力，全省农村基本完成了集体财产的清理工作，初步澄清了经济家底，查出和纠正了不少经济问题，共追回被贪污盗窃、挪用和拖欠承包款以及社员欠款3.8亿元；建立乡镇农经服务站3000余个，占全省乡镇总数的84％，开创了河北省农村管理工作的新局面。这一举措，在当时国家紧缩银根，农业资金短缺的情况下，对发挥集体经济内部资金的支农作用起到了积极作用。

    每当人们回忆起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河北省中南部的环境污染时，都对农村秋季田野里大烧农作物秸秆记忆犹新。那些年，每逢中秋节前后，从邯郸、邢台一直烧到石家庄、保定，连绵上千里。一到晚上，满地狼烟四起，到处乌烟瘴气，呛得人们受不了，家家关门闭户，处处怨声载道。玉兰到省农业厅不久，就跟我谈起这件事，不仅对污染环境感到忧虑，而且对大批秸秆没有得到还田深为惋惜。她说：“秸秆是个宝，要么直接还田，沤肥壮地，改良土壤；要么过腹还田，变成饲草，喂牛喂羊喂猪。这样白白烧掉，太可惜了！”

    我说：“你的意见很对，可是现在农村面对的是千家万户，靠谁抓？怎么抓？有难度啊！”

    玉兰坚定地说：“啥事只要想抓，就能抓起来。该抓的，早晚要抓，迟抓不如早抓。抓工作要是没困难，要咱们共产党干啥！”

    “玉兰抓秸秆还田认识最早，抓得最紧，做了大量号召、发动和组织工作。”河北省农业厅原土肥处长、后任厅办公室主任的赵振勋，这样向我谈起当年玉兰抓秸秆还田的工作。当时，农村刚刚实行大包干，许多人为了图省事，在地里烧秸秆，光施化肥，把地都使坏了。玉兰敏锐地发现了这个问题，并立即抓在手上。她下去检查工作，每到一地，都大讲焚烧秸秆的坏处和秸秆还田的好处。她还到田间地头，对正在焚烧秸秆的农民做说服工作：“大爷，这秸秆不能烧啊！种地全靠肥当家，沤沤上到地里，这是多好的肥料，这一烧不白瞎了？”针对一些干部的畏难情绪，她通过总结秸秆还田典型、召开机械化粉碎秸秆现场会等办法，先后推广了邯郸区的临漳、邢台地区的宁晋、石家庄地区的正定和栾城等县开展秸秆还田的经验，使这项工作逐步由点到面地开展起来。到1990年，全省机械粉碎秸秆还田近500万亩。

    当年担任过邯郸地区行署专员和地委书记、后任河北省副省长的郭洪岐告诉我，那几年，玉兰每次到邯郸去，都要跟他谈这件事，说这是关系到“保护农田的百年大计”。玉兰还带着省农机局的有关领导和科技人员，深入到邯郸地区的许多县、乡、村，帮助解决怎样利用机械化粉碎秸秆、采取高温积肥以提高肥效等问题。郭洪岐说：“为了秸秆还田，玉兰真下了不少功夫啊！”

    1991年9月，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到河北视察工作，对禁止在大田焚烧秸秆、提倡秸秆还田作了指示。后来，河北省政府对秸秆还田、促进农业良性循环作出了专门决定。如今，这一问题终于得到各级领导的重视，并开始得到解决。

吕玉兰深入河北农村向广大农民散发农业科技资料。

    农村实行大包干还要不要搞机械化，这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我国农业生产的一个热点问题。当时，一些人认为，农业生产实行责任制了，搞不搞农业机械化无所谓了，把责任制同农业机械化分隔开来、对立起来，甚至否定毛主席说的“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致使农业机械化多年受冷落，发展受阻碍。玉兰主持河北省农机工作后，觉得这个热点问题不解决，将会大大影响全省农机事业的发展。于是，她不论是在机关，还是外出开会或下乡，都要讲农机在农业生产中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讲广大农民对发展农机化的渴望，推动大家对农业机械化都重视起来。

    玉兰觉得这样做还不能解决人们的思想问题，还必须把农业机械化对发展农业生产包括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所产生的直接作用和间接作用，也就是说，必须从更高的层次上来分析农业机械化对社会生活方方面面所产生的深远影响和作用，才能从根本上提高人们对发展农业机械化重要性的认识。那段时间，她翻资料，找人谈，搞调查，甚至在家里也同我反复讨论，认真总结农业机械化的作用。她根据自己下乡的见闻与体会，归纳成这样一句话：“当代农村离不开机械化”。

    一条、两条……玉兰一直把农业机械化的作用，扩展到了10条，这就是：一、农机化是实施生物技术的保障，像深耕、机械化秸秆还田、模式化栽培、科学制种、机割等科技兴农和科学种田，都离不开机械化；二、农机化是保证农业稳产高产的重要手段，大大增强了人们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三、农机化是农村积累资金的重要渠道，它包括直接积累和间接积累，前者指拥有拖拉机、收割机等农机的农民收入明显增加，后者指随着农机事业的发展，修理、加工、饮食等工副业日益繁荣；四、农机化是向农业现代化迈进的必由之路，它有利于农业生产实现专业化、社会化、商品化，摆脱小农经济的束缚；五、农机化有利于提高水、肥、土、种、光、热等资源利用率，实现省水、省肥、省种、省工，有效地提高工效和抢农时，达到低耗、高产、高效、增收的目的；六、农机化有利于农村计划生育工作，机械化程度高了，男劳力干的活，女劳力一样干，人们也就不再坚持非生男孩子了；七、农机化有利于加强干群团结和基层政权建设，干部通过组织好农机化服务，帮助群众解决耕难种难收难的问题，“群众舒心，干部省心”；八、农机化有利于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可促使农民学习科学文化知识，促进农村教育、科技、文化等事业的发展；九、农机化有利于农村的安定团结，通过农机的互相服务，促进了邻里之间、有机户与无机户之间的互助；十、农机化有利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增强农业后劲，引导农民共同致富，显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玉兰通过做报告、写文章和向领导汇报等形式，以及在全国性的农机化会议上讲体会，到处宣传农业机械化的“十大作用”。她的观点受到人们普遍赞同。尤其是农机战线上的同志，感到“心里发热，身上长劲”。曾任河北省农机局长的陈春风告诉我，农业部一位管农机的负责同志这样评价玉兰的这一工作：“玉兰同志总结的农机化10大作用，很全面，有创造，对中国农业机械化的发展是个促进！”

    到1989年底，河北省农机总动力达2700万千瓦，居全国第2位，排灌动力居全国第2位，农机总值70多亿元；机耕、机灌、机播、机收、机械植保已形成相当规模，农业机械化承担农村主要农活一半以上，农机承担的田间运输占到60％以上；广大农民对大办农机的感情热得像盆火，出现了“无机户争先恐后地交钱排队雇机作业”、“农妇躺在机器前拦机要求雇机作业”等情景。

1987年8月,吕玉兰在河北坝上察北牧场草原打草。

    “俺这叫不叫多管闲事？”有一回，玉兰同我讨论如何对待分工以外的事。原来，她下基层时，并不完全按照厅长们的分工去了解情况，而常常是什么都问、什么都记、什么都管，叫做“下去一把抓，回来再分家”。在小麦返青季节，当她听到有的县化肥紧缺，她就告诉这些县的领导，省农业厅还有化肥指标，她打电话、写条子，有时亲自领着他们，去找有关厅领导和土肥处协商。在棉花集中产区，当她看到大面积棉田面临棉铃虫的威胁，而一些国产农药防治效果不理想时，回到厅里，立即找到有关的厅领导和省棉花办公室，建议尽快采取措施采购进口农药。

    玉兰不但对省农业厅的工作样样都关心，就是对别的厅局的事，有时也要“操心”。据原邯郸地区副专员、后任河北省委常委和省委副书记的冯文海介绍，那次玉兰从石家庄前往邯郸时，听说这一带的榆树普遍生了榆叶甲虫，大片榆叶被吃光，致使许多成树死亡，就掏出笔记本，详细记录了这一情况。跟随她调查的省农业厅同志提醒说：“树木的虫害归林业厅管，咱们就别再问了。”玉兰说：“这么大片的榆树发生虫害，一市一县很难治理，必须全省采取统一行动。如果不抓紧治理，林业受了害，农业也会受影响。咱们管不了，可以给林业厅反映嘛！”

吕玉兰陪同河北省委书记邢崇智（前排右四），省政协主席尹哲（右三）和省委副书记李文珊（右一），到大曹庄农场考察工作。

    玉兰曾向我谈到之所以这样做的原因：“领导就是服务。到了下边，见农民有困难，工作有问题，因为分工就绕着走，不去管，俺真不忍心！”一些接触过玉兰的县乡干部跟我说：“还是玉兰对农民有感情！我们不论反映基层哪一方面的困难，她都耐心听，而且总是力所能及地帮助解决。个别人说她多管闲事，我们基层就是喜欢这样的人。”

    玉兰热心地帮助王国藩、戎冠秀、王志琪、张贵顺、雷金河、杨凤鸣、李合贵、叶颖芬、常北女、刘太、郭玉真等河北省一批农业劳动模范，也是她“多管闲事”而得到人们称道的事情。这些劳模有的写信给她，有的到石家庄找她，她都热情接待或回信，帮助他们向省委和有关地、市、县委反映困难和解决问题，一连多次也不厌其烦。来自大庆的女劳模、刚担任石家庄市委副书记的李海峰，她们俩人由于谈得来，也很快成了好朋友。

吕玉兰带领河北省劳模（自右至左）张贵顺、耿长锁、王国藩等到大寨参观学习。这是吕玉兰亲自为他们照像留念。

    他叫乔登贵，原任地处河北省北部坝上的察北牧场场长、尚义县委书记，后任张家口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和市政协主席。他向我介绍了玉兰几次过问全国劳模、原张北县两面井公社十五号大队党支部书记和张家口地委副书记刘太的情况。1985年，乔登贵第一次见到玉兰时，玉兰听说他是坝上的，就向他打听刘太的情况，要他向刘太捎好。当时，刘太已被免去一切职务，熟人都躲之不及，可玉兰却主动关心他。第二年夏天，玉兰到察北牧场检查工作，又主动请在张北县林场当保管员的刘太吃饭。玉兰还找到地委和县委领导说明情况，刘太不是靠“打砸抢”上来的“三种人”，跟她一样，是从农村上来的，应当按全国劳模对待。后来，在玉兰的多次过问下，刘太的问题终于得到了解决，恢复了干部待遇。

吕玉兰和“子弟兵的母亲”、全国拥军模范戎冠秀在一起。

    1993年7月，当我和两个女儿前往保定市高阳县北蔡口村看望常北女时，这位担任过互助组组长、初级社社长、村党支部书记、县革委会副主任的全国女劳动模范，深情地向我回忆起玉兰和她的交往。从1964年玉兰从山东划到河北，她们就经常在一块开会。常北女感到玉兰心眼好，抓工作踏实，俩人很谈得来。1983年，她从村领导班子退了下来。当时，村里实行了责任制，她没定待遇，生活发生了困难，就到石家庄去找玉兰。玉兰几次找省上、找地委、找县委，跟各级领导们说，常北女这么大岁数了，解决不了工资，先给点过年的钱吧！当时有关部门就给了她100元。玉兰还拿出自己的粮票和钱，要给她，她不要，玉兰硬是塞给了她。后来，玉兰又多次帮着她找东找西，最后还是弄了个定期生活补助。常北女感动地对我说：“俺知道，玉兰和你拉扯着两个孩子，上有老，下有小，也困难着啊！玉兰对俺的事，可费了大劲了！玉兰对俺太好了，真是俺的好妹子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