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1月3日，新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李瑞环，从北京来到河北石家庄，了解群众过春节的情况。1月4日上午，李瑞环在听取河北省委汇报之前，我请他的秘书向李瑞环同志转告玉兰对他的问候。没有想到，李瑞环在听取汇报时，首先向省领导问起了玉兰的情况：“吕玉兰现在哪里工作？她的情况怎么样？”

    省委书记邢崇智答：“她现在省农业厅担任副厅长。要问她的具体情况，她的爱人、新华社记者江山，正好今天也在场。”

    李瑞环提高了声调：“谁是江山同志？”

    我赶忙站了起来。李瑞环笑着对我说：“请你回去转达我对玉兰同志的问候，欢迎她有时间来玩！”

    当天晚上，玉兰和我就来到李瑞环下榻的白楼宾馆。李瑞环很高兴地同我们握手、合影留念，对玉兰说：“好多年没见了，你比过去胖了。”

1990年1月，李瑞环与吕玉兰、江山夫妇合影留念。

    玉兰说：“你还是那个样儿，挺精神的。”

    李瑞环说：“八九年前，你到天津去过，秘书给我说你来了，实在因为事情太忙，没有同你见上面。”

    玉兰说：“1982年，我在正定工作时上的天津。当时见到了市委书记胡启立，市人大主任闫达开。天津同志对我们很热情，帮了很大的忙。”

    李瑞环和玉兰都是劳模出身，相互早就认识和了解。就在这次会见后不久，李瑞环在接见《人民日报》记者时谈到，在“文化大革命”前，给他印象最深的英模人物，是焦裕禄和吕玉兰。

    当时，东欧刚刚发生一连串的非常事变。李瑞环详细地向我们介绍了东欧的内幕，概括地分析了这一地区政局动荡的原因：“东欧政局动荡，从外部来说，是一些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国家长期搞颠覆的结果；从内部来说，与这些国家的共产党，在政治上腐败和没有搞好经济建设，群众生活水平提高不快有很大关系，我们中国要很好地吸取这些教训。”

    玉兰很同意他的观点，说：“对！咱们国家也要注意和警惕这些问题呢！”

    “身体怎么样？”分别时，李瑞环同志关切地问。

    “马马虎虎吧！”玉兰答道。

    玉兰当时说“马马虎虎”，主要是她这一段心脏不太好，血压、血脂偏高，而且在不久前遇上了一次车祸。

    那是在上一年即1989年8月27日，玉兰坐车从石家庄前往邢台地区广宗县，看望省农业厅在那里下乡扶贫的干部。她为了照顾同行的两位《河北日报》记者，让他们坐在后排，自己坐在了前排。归途中，车行至广宗与巨鹿之间，突然公路上出现了一条临时挖的浇水用的深沟。由于没做任何标志，司机没看见，车子一下子载到了沟里，又强烈地弹上来，只听“咚”的一声，坐在前排的玉兰，头部猛烈地撞到了车前的挡风玻璃，使进口车的双层玻璃上，鼓出了一大块，周围是一片蜘蛛网状的裂痕。

    她当天回到家，向我叙述了头部被撞的经过，谈到当时的感受：“俺被撞得一时晕了过去，满脑子是一片空白。”

    我问她：“现在有什么感觉？”

    她显得若无其事的样子说：“没事儿，撞一下子算个啥！”

    为了保险起见，我在第二天，还是拉着玉兰，到省二院做了头部CT检查，没有发现问题，这才放了心。她从医院出来，也没休息，就又上了班。后来，河北省人民医院老中医张文灿对我说：“这次玉兰头部被撞，是她不久就得脑血管病的转折点，实际上是脑震荡了，受了伤，有了淤血，要是休养一段就好了。”

    1990年4月5日，我从北京参加全国人大七届三次全会采访回到石家庄。我发现几天不见，玉兰跟以前似乎有点不一样，主要表现是精神不振、言语减少。我以为她碰到了什么不愉快的事情，问了她几次，她都说没有事儿。过了几天，我和河北省司法厅两位同志来到北京，准备陪《经济参考报》记者前往唐山采访河北省劳改第一总队。夜里，我躺在北京一家招待所的床上，竟然怎么也睡不着，不禁心事重重。像演电影一样，我又仔仔细细地反复回忆了几天来玉兰的一言一行，总觉得她同过去相比有些反常。我忽然想到：“玉兰是不是病了？说话少、精神差，是不是一种病态呀？”

    第二天早上天还没有亮，我就给石家庄省司法厅办公室有关同志打电话，请他们转告在河北省人民医院工作的吕玉霞，告诉她姐姐可能生了病，请她早上尽快到家里照看一下玉兰，我上午马上赶回去。当天中午，我们就送玉兰住进了医院。

    几位熟悉她情况的医生，也觉得她精神上有些反常，怀疑她是否长了脑瘤，或患了脑炎。经过反复检查以及必要的治疗，这些怀疑都被一项项地排除了，但病情还是没有明显好转。当时，听说邢台矿务局医院新安装了一台比较先进的核磁共振仪器。于是，我又陪玉兰来到邢台进行检查。经过进一步检查，证实玉兰没有长脑瘤，也不是脑炎。据李院长分析说，玉兰可能是由于脑血管硬化，造成脑血管痉挛。这是一种轻度脑血栓。

    “玉兰是累死的！”当我提笔写这段内容时，许多熟悉玉兰工作和生活情况的同志说的这句话，又回响在耳边。

    这位赤诚的农民女儿，从小就承担了过于繁重的工作担子。担子太重，她又太认真，总是拼着命地干。人们都说，常年艰辛加上精神负担，早就给她留下病根。记得玉兰跟我说过，1971年8月，庐山会议不久，她左脑就得了偏头痛，多年后脑血栓也恰在她的左脑！

    玉兰曾这样跟我详细回顾自己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在村里工作时疲劳过度的情况：“从1955年到1966年，除了两次生病，俺没睡过一个午觉。每天，除了来人和外出开会，主要是和社员一起劳动，每年平均都在300个工以上。这样，对俺的补助工就出现了争议，说不补助就是妇女的上等劳力，再补助就超过男劳力了。按说，接待来人和外出开会，应该补工分。但由于俺参加劳动多，要补就太多了，所以只补了一小部分。俺一般都是白天下地，晚上加班开会，午休处理一般难事，吃饭时间10次中8次有人找，早上没起床就有人叫门，睡不成，每天工作都在16个小时到20个小时，睡觉平均才五六个小时。那时候，俺们那里穷，又连续遭灾，临清县设在河西的生产救灾指挥部多年没有撤过。人常说，人穷事儿多。村干部经常忙于组织生产自救，发放救灾粮，救灾款，抢救病人等，整天忙得团团转。

    玉兰又说：“1960年冬季，开展‘整风’运动，整整搞了9天9夜。要说不睡一会儿是假的，每天开着会打两个盹儿。1963年，俺们那一带闹了严重水灾。俺下水挡决口，后来得了关节炎，天天疼痛，闹得几个月起不了炕，不得不休息了，整天躺在炕上，没想到白天黑夜睡不着觉，烦极了，打了俺的妹妹。1966年春天，村里来了几十号工作队员，需要了解情况。再加上省文联、北京等地一些新闻单位来采访，要求谈的情况又不一样，大多数要单独谈。俺白天要和社员劳动，晚上常常谈到半夜，谈不上来的叫俺晚上再想想。这一回，又把俺累趴下了。这时候，生活稍微好些了，吃粗粮能吃饱了，但是因为睡不好觉，吃得也不多。先是脚肿，后来腿也肿了。没有劲儿，一干活，就不行。栽地瓜，俺觉得蹲着受不了，就去看水。刚打的井，又老跑水，俺浑身无力，跑不动。又换去栽地瓜，跟老太太一样，种一棵坐一会儿，但还是吐了黄水。社员们发现俺脸黄得厉害，硬叫回去了。因为地远，俺在回村的路上，休息了一会儿。医生给看了看，说可能是严重缺钾，还有别的病，就拿不准了。工作队的人给地区打电话，县委书记安经章知道后，马上叫人送到临清医院。到医院后，俺躺在床上就睡着了。俺不想吃饭，也不想喝水，就是睁不开眼睛，老在睡觉，整整睡了三天三夜。连着检查了三天身体，俺没别的病，有名的郝大夫给诊断为疲劳症，嘱咐俺今后一定要劳逸结合。”

    现代医学研究表明，过度疲劳以至积劳成疾，会导致人体免疫功能下降，各种身心疾患及疾病接踵而来。由于它对健康为害严重，已经成为影响人类健康的一害，被人们称为人生的“杀手”之一。据有关医学书籍介绍，医学上将疲劳定义为三种，即体力疲劳、精神疲劳和病态疲劳。按程度又可分为三个阶段，即急性疲劳、慢性疲劳和过度疲劳。

    1992年第六期《健康之友》杂志发表了一篇题为《王崇伦和吕玉兰：走在时间前面的人怎么停步了》的文章，这样分析这两位全国著名劳动模范生病的原因：“当我们追寻他们患病的原因时，常常被他们忘我的工作精神所深深感动，但感动却包含着我们的隐忧：长期超负荷运转，马不停蹄地工作，不注意休息，甚至已经没有了休息的概念和习惯，这样不顾自身的健康，是会受到自然规律的惩罚的呀！他们曾经大步地走在时间的前面，但自然规律又使他们落到了时间的后面。”这篇文章提醒人们注意：“他们的个人保健问题也往往难于和当时的社会历史的原因截然分开。当社会提倡不怕苦、不怕死的同时，个人的健康却被忽略了。”这篇文章最后呼吁：“在日理万机的各国首脑们都有雷打不动的休假制度的现代社会里，为社会做出了巨大贡献的劳动模范和各条战线的专家学者们，应更多地享受到社会在健康方面提供的保护。”

    但是，我在同玉兰长达近20年的夫妻生活中深深感到，她从来不顾惜自己的身体，从来是个歇不住的人。也就是说，只要她能动，就要出门，就要工作，一直没有改变她在农村养成的工作起来不要命的劲头。

    就拿在河北省农业厅工作期间来说吧！玉兰平时在办公室上班，到了节假日，她就在家里办公。每到这时，到家里来找她说话、办事的人，总是络绎不绝。我问她：“你这么工作，也没有个休息的时候，不觉得累啊！”

    玉兰说：“农业厅厅大人多，享受厅级待遇的就有十几号人，处级干部有80多人，干部职工全部加在一块有700多人。俺负责人事工作和机关党委工作，同志们都想给俺说说，每人每年谈一次话，就是七八百人次，俺经常下乡，每次一回到办公室，就整天开着门，抓紧跟同志们谈心，每年也才谈200来人次，不到三分之一。如果把节假日充分利用上，可以多谈不少人呢！”

    玉兰从上河北农大开始，发现患子宫肌瘤，以后每到来例假时，经血特别多，身体很虚弱，仿佛大病了一场。医生劝她，来例假时，可以卧床休息几天，病症会明显减轻。可是，她总是惦着工作，很少休息。省农业厅办公室的几位女同志说，她们有好多次，在办公室里看到玉兰来了例假，还坚持工作。这时，她身下就是垫着很厚的卫生纸，也不管用，甚至连藤椅上的褥子都被血浸透了。她们劝她：“吕厅长，你流那么多血，脸都黄了，回去休息吧！”玉兰总是说：“别的厅长都下去了，处长们找厅领导找不到，办事不方便。俺只要在办公室里坐着，就管点用。光这么坐坐，累不着！”

    大概最能体现玉兰拼命工作精神状态，是在1990年4月初她患脑血管痉挛，到这年年底得脑血栓病的大半年时间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