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7月12日，邓颖超大姐从北京来到石家庄，准备以老校友的身份，参加母校河北师范大学（原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举行的建校80周年庆祝活动。当时我在新华社河北分社负责政文报道，得知了这一消息，吃晚饭时把这个情况告诉了玉兰。她连忙扒了几口饭，就和我一道去了邓大姐下榻的河北省委招待所白楼宾馆。

    “快走！邓大姐为俺成长，倾注了多少心血。‘十一大’后，俺一直没见到她老人家，可把俺想坏了。”玉兰边走边说。

    晚上8点，我们来到白楼宾馆的二号楼。这时，邓大姐的秘书赵炜已站在门口。她说：“今天下午，大姐还在火车上说哩，我们到石家庄，玉兰、江山知道了，肯定会来看我们。”

    邓大姐从里屋稳健地走出来了。她梳着短发，戴着眼镜，上身穿浅玉白色衬衣，下身着灰色裤子，脚蹬手工做的布鞋。82岁高龄的大姐，脸色还是那么细嫩、红润，看上去就像60多岁的人，只是有一点驼背，步子走得小了。玉兰赶忙上前问候：“大姐，你好！”

    邓大姐紧紧地握着玉兰的手，说：“好，很好，玉兰你好！”然后又跟我握手。

    她老人家像母亲一样打量着我们，高兴地说：“玉兰这几年没大变，这不挺好吗！玉兰大学毕业了，还在县里？”

    玉兰说：“去年9月，调到省农业厅工作了。”

    大姐满意地说：“玉兰子回来了，孩子能见到妈妈了，好！”接着，她又询间了玉兰父母和孩子们的情况。

    她拉着玉兰和我的手，让我们挨着她一块坐在大沙发上。话题转到对玉兰的关心和鼓励上。她说：“组织上决定玉兰上大学，这个决定对了，有实践有理论了。在学校里学习，在工作中还要抓紧学习，看文件，看书，要不断地提高。”

    玉兰说：“大姐说得很对。”

1986年7月12日，邓颖超大姐来到石家庄，吕玉兰和江山当晚到宾馆看望。

    我说：“玉兰上学这几年，遇到困难，就给大姐写信，大姐每次都叫赵炜回信，鼓励她战胜了学习上、生活上的困难。”

    大姐说：“我的关心也包含着赵炜同志的关心，由她亲自给你回信。”

    接着，大姐又意味深长地说：“玉兰子战胜了好些困难，好！我们共产党人是马列主义者，就是要克服困难，战胜困难。战胜一个困难，就前进一步。”

    玉兰说：“江山对俺帮助不小。当初老人老，孩子小，母亲有病，江山抱着她上医院。”

    邓大姐风趣地说：“江山做得好，这就是为人民服务，江山是个好后勤。”

    玉兰说：“是模范丈夫。”

    “好，我赞成玉兰的话，是模范丈夫！现在不少男同志不愿做后勤，不愿做模范丈夫了。”邓大姐指了一下在旁的男同志，笑着说，“你们应该向江山同志学习，只有甘于向家里的亲人做奉献的人，才能向社会做奉献。”

    大姐还嘱咐玉兰，要尊重老干部，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说：“一定要把老干部的工作做好，他们都是党的财富。”

    玉兰点头称是：“大姐，俺在今后的工作中一定尽力去做。”

    大姐站起来同我们合影留念。送我们时，边走边说：“玉兰、江山，我看着你们成长起来了，我很高兴。”

    玉兰说：“这都是大姐的培养，总理的培养。”

    大姐谦虚地说：“通过我们的具体工作，体现党的培养。”

    这天晚上，玉兰躺在床上，久久不能入睡。她向我回忆起了邓大姐多年来对她的无微不至的关怀，谈起了许许多多老干部、老领导对她的培养和教育。她说：“俺的每一点进步、每一项成绩，都离不开他们的帮助。俺怎么做，也报答不完他们的恩情啊！”

    玉兰的家乡是老革命根据地，共产党、八路军，特别是老一辈革命家们，早已在她幼小的心灵上，留下了深刻印象。她曾这样对我说起过有关的往事：“俺们那一带，是抗日战争的老革命根据地，流传着许多革命先辈浴血奋斗的故事。比如，有这样一位老革命，身上的任务越来越重，原来指的是王任重同志。王任重、宋任穷、陈再道、李尔重等老一辈革命家，经常在俺们那一带活动。在临西县摇鞍镇中贺伍庄村北，有座‘四•二九’烈士陵园，埋葬着1942年4月29日反‘扫荡’中牺牲的200余位烈士遗骨。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在北京召开全国党代会、人代会，华北组开会时，王任重等同志见到俺，总是亲切地叫俺‘小老乡’，十分关心地打听家乡的建设情况，对这一带感情很深。王任重同志还说，他受伤转移时的最后一夜，就是在东留善固度过的，要俺代向乡亲们问好。”

    正是在许许多多老干部的悉心培养下，玉兰才从一个普通的农村姑娘，成长为一个年轻的女基层干部，并逐步走上了乡、县、地、省的领导岗位。所以，她对党，对毛主席，以及各级老领导、老干部们，一直怀有很深的感情。当听说邓大姐、康大姐、彭真、李雪峰、杨成武、曾志等老革命家来到石家庄，她都要去住地看望他们。

1988年11月，杨成武上将与吕玉兰、江山夫妇及两个孩子江河、江华合影留念。

    1975年春天，全国妇联筹备组开会筹备召开全国妇联大会，康大姐和玉兰都是筹备组副组长。当时，全国妇联筹备组的一些人排挤康大姐，不但把她的副组长的名次排在最后一个，而且常常在会上或公众场合，摆出一副很不尊重她的样子。玉兰对此非常看不惯，同他们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她在会上总是主动征求康大姐的意见，会下经常同康大姐交谈，安慰康大姐，支持康大姐的工作。从此，两人结下了浓厚的情谊。康大姐曾几次带着玉兰到家去做客，受到朱德委员长的亲切接见。

    那天开完会，玉兰正要去吃饭，康大姐一把拉住她的手，说要回家拿件毛衣，问她去不去。玉兰想能见到敬爱的朱委员长，便高兴地答应了。

    在一栋松柏环绕，青藤攀援的旧楼房前，汽车停了下来。因忙于会议，几天没回家的康大姐，一进门就在楼道里热切地呼唤：“老总！老总！”楼道里，静悄悄的没有一点回音。康大姐轻轻推开一间房门，只见朱委员长正端坐在办公室的椅子上，戴着花镜，手里拿着大红铅笔，聚精会神地在批阅文件。桌上放着书籍、报纸、文件和电话机。他听到康大姐推门进来的声音，便缓缓起立，转过身来，慈祥地望着她们。康大姐大步跨上前去，一手扶住朱委员长，一手介绍说：“这是玉兰同志”。

    朱委员长面带笑容，点点头说：“我知道，吕玉兰是河北的。”说着，伸出宽厚温暖的大手，同玉兰亲切握手。

    朱委员长已是年近九旬的高龄，国家大事这样繁忙，还清楚地记得一个河北女青年的名字，这使玉兰激动得热泪直往外涌，路上想着要说的许多话，也不知怎么说好了，只说了句：“朱委员长，都到吃饭的时候了，你还不歇歇啊！”

    朱委员长亲切地笑了笑，指着康大姐和玉兰说：“等一会，我们一起吃午饭。”康大姐听了，朝朱委员长摆摆手，告诉他，她俩下午还有会议，要赶回去吃饭。说完，他们就走出办公室。

    玉兰一边往外走，一边环顾朱委员长的办公室。只见室内除了办公桌外，再就是墙边摆满各种书籍的书架和放着地球仪的小桌，陈设非常简单。她很快联想到，站在这里，就好像在参观延安的黄土窑洞和西柏坡的土坯平房，看到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培育成长起来的艰苦朴素的优良作风。走到门口，她又一次回望，这时朱委员长又坐回到办公桌边，伏案工作。她全身上下忽地热了起来，深深地被朱委员长这种为革命不知疲倦，为人民兢兢业业的可贵精神所感动。

    后来，康大姐又几次邀玉兰到她家做客。那天，她是和几个女劳模一起去的。康大姐领着她们刚来到会客室，还没坐定，朱委员长就迈着稳健的步子走来了。她们都赶紧迎了上去，同朱委员长握手。康大姐把她们向他一一作了介绍。大家坐下后，康大姐说：“她们都是各条战线的妇女劳动模范。”这样，话题就首先从妇女工作开始了。

    朱委员长亲切地说：“妇女工作很重要，是党联系群众的很重要的工作之一。中国妇女要走毛主席指引的彻底解放的道路，将来全世界的妇女都要走这条道路。”接着指示说：“你们是妇女，更要把这项工作做好。”

    朱委员长说话很慢，声音不高，但是吐字清晰有力。他停了停，又继续往下说：“妇女是决定革命成败的一个力量，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妇女更是一支不可缺少的主力军，要充分发动广大妇女参加，像毛主席指示的那样，发挥半边天的作用！”

    聆听着朱委员长鼓舞人心的谈话，玉兰只觉得胸中有一股无穷的力量在凝聚，眼前是一片灿烂的火花在闪耀。她极力抑制内心的激动，对他老人家说：“我们还年轻，经验还少，要向革命老前辈学习，向康大姐学习。”

    “她还是应该向你们年轻的同志学习呦！”朱委员长谦逊地说道，同时用手指指康大姐，大家都爽朗地笑起来。接着，他又说：“你们年轻人要听毛主席的话，将革命进行到底。”

    当玉兰她们离开时，朱委员长站在楼门口，频频地向她们招手告别。

1987年8月，康克清大姐与吕玉兰、江山夫妇合影留念。

    我记得，从1974年我和玉兰结婚，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邓大姐、康大姐去世，玉兰一直是每到逢年过节和她遇到重大事情，都要向大姐们写信问候和汇报情况。1980年底，玉兰被免去省上所有领导职务和受到审查时，她是多么迫切需要在中央工作的老领导，给予一下关怀和支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