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在这样的关键时刻，玉兰却意外的没有向大姐们汇报这件事。她向我解释说：“邓大姐、康大姐年纪大了，身体又有病。这回，就不要打扰和麻烦她们老人家了。”

    这时，有人好心地劝她说：“玉兰，你跟邓大姐、康大姐那么熟，叫她们说句话，不就得了，还怕他们查！”

    玉兰还是不愿这样做：“这是个大事，考虑考虑再说吧！”她对我说：“如果俺有问题，请中央领导说话也不顶事。没有问题，中央领导不过问，再查也不怕。不能因为俺的事，影响了大姐们的身体健康。”

    后来，在安排职务问题上，又有人劝她：“现在邓大姐是全国政协主席了，叫她给省上不论哪个领导写几个字，不用说厅长、局长，就是副省级，也不是不能安排的。”

    对此，玉兰坚决地拒绝道：“那可不行！俺从来就没有要过官。再说，大姐们也不会干这种事。”

吕玉兰与任弼时夫人陈琮英在一起。

    1992年7月，我到保定采访，已经身患脑血栓病的玉兰，住在保定市第一人民医院。11日傍晚，我们俩正在看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节目。忽然，随着一阵哀乐声，屏幕上出现了带着黑框的邓大姐的照片。很显然，年事已高、久病不愈的邓大姐，不幸逝世了。玉兰一见这个情景，泪水马上从脸颊上滚了下来。我用手绢帮她擦泪，她仍然哭个不停，我赶忙扶她回病房。她一边走一边哭，嘴里念着：“邓大姐，邓大姐……”我知道，同邓大姐感情深厚的玉兰，对大姐的去世，心中一定悲痛万分，越劝越会使她哭得更厉害。我也很悲痛，无法用言语来劝慰她，只是一面帮她擦泪，自己也一面偷偷地掉泪。第二天的联播节目，又播放了群众怀念邓大姐去世的消息，玉兰再一次痛哭起来。第三天，我怕联播节目再播邓大姐去世的消息，就没让玉兰看电视。可是，从窗外的电视和病房里的收音机里，还是传来话说邓大姐的声音，玉兰又一次痛哭起来。这时，玉兰的眼睛已经哭得又红又肿了。

    我还记得，当原中共华北局和河北省主要领导李雪峰刚从被“下放”的安徽省来到北京时，玉兰一听到这个消息，就带着我从石家庄赶到北京去看望他，并且冒着风险，为他向中央领导反映情况；当她每次到北京和天津出差，总要抽时间去看望刘子厚、闫达开等原河北省的老领导；当她听说当年的临西县委书记安经章患了脑血栓病后，一次次地去医院探视，后来她自己也生了同样的病，还仍然去他家看望；当她患脑血栓病在北京住院期间，她躺在病床上，反复回忆着亲朋好友的名字，经过好几天的苦苦思索，终于想出了第一个人的名字——当年最早培养她的老领导、区委书记孙鸿恩……

1984年8月1日，东留善固村成立了新的党支部。不久，吕玉兰回到临西县和东留善固，看望老干部和新的领导班子。坐者自左至右为：张金铸、张延福、赵信良、孙鸿恩、周维贞、宗振荣、吕玉兰。站立者自左至右为：吕廷祥、杨建文、郝海文、张学军、王建武、李文祥、郝一东、兴连群、孙文德、孙秀蕊。

    “在尖锐复杂的政治斗争面前，玉兰表现出很高的道德品格。”1993年春玉兰病逝后，我到北京看望中共中央政治局原候补委员、原华北局第一书记李雪峰，他向我回忆起1970年在庐山召开的中共中央九届二中全会情况，深情地谈起了玉兰的人品。他说：“庐山会议是1970年9月3日结束的。三个半月后，即这年的12月16日，党中央召开了华北会议，一直开到第二年的1月24日，整整开了40天。名义上是揭发和批判陈伯达的罪行，实际上重点是整我和当时的北京军区司令员郑维山，简称‘李郑’。会议按照毛主席的提议，由周总理主持，但是‘四人帮’几次到会议讲话，点名批判我，一下子就把会议搅乱了。那次，‘四人帮’的一个主要成员点名说要同我‘奉陪到底’。‘四人帮’的话刚说完，只听得后面的人就乱叫：“‘我揭发！我揭发！’一些多年共事的老同事、老下级，明明知道我本来没有什么问题，这时却纷纷站起来，点名揭发和批判我，给我加上了许多莫须有的罪名。那时候，不少人像发了疯一样，公然撒谎，丧失理智。不几天，我就被免去了北京军区政委和河北省革委会主任的职务，而且日夜被人看着，实际上是把我软禁起来了。许多老熟人，见了我扭头就走。就在这种情况下，玉兰在会上没有落井下石。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那天在宾馆的走廊上，玉兰见到我，抬着头一直看着我。在我最困难的时候，玉兰给我投来的是同情的目光，这使我终生难忘。”
说到这儿，李雪峰不禁话语哽咽，热泪盈框。

李雪峰与吕玉兰亲切谈话。

    是的，玉兰对党有着深厚的感情，对老革命、老领导、老干部一直非常尊敬和关心。对此，中央领导曾多次给予她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

    那是1981年8月21日下午，当时到河北视察工作的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在接见河北省委常委和副省长时，特地问到了玉兰的情况：“吕玉兰到哪去了？”

    “准备到县里去，还没走。”一位省领导回答。

    “有情绪没有？”

    “有。”

    胡耀邦停了停，用一种深情的口吻说：“鼓励她嘛！1966年，有一次开团中央全会，请她做报告，我主持会议，她侃侃而谈，两个小时，讲得不错，当时才26岁。她谈不上是‘造反派’，不是罚下去的。60年代泼泼辣辣，学毛选，抓生产。按她的情况是可以上去的。到一个县搞它一年嘛！”

    胡耀邦接着加重语气说：“她对老同志是有感情的，对我们的党是有感情的，对毛主席是有感情的。”

    第二天，省上就有人把胡耀邦同志询问玉兰的谈话内容，告诉了她。晚上，玉兰同我热情地交谈起来，回忆起了1966年4月她到北京参加共青团九届三中全会时，共青团第一书记胡耀邦在听完玉兰报告后，立即在大会上表扬她，要求有关部门宣传她的事迹，号召全国共青团员向她学习的情景。玉兰对我说：“耀邦同志一直对我们青年干部很有感情。他这个人是个热心肠，总是关心人、鼓励人、鞭策人，像一盆火，走到哪里燃烧到哪里。总书记这样关心我，我要听党的话，好好工作，以实际行动来报答党的关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