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9月1日上午，秋高气爽。在河北省省会石家庄通往正定县城的公共汽车上，有位中年妇女上穿花格布褂，下穿的确良蓝裤，脚蹬黑布鞋，手拎装有几样零用东西的塑料网袋，像是要出门的样子。

    她，就是怀里揣着省委组织部调令和党员调动组织关系，前往正定县委上班的玉兰。她的妹妹吕玉霞手挽包袱，眼随其后。

    几个当年在正定县委办公室工作的同志告诉我，当这位衣着朴素、态度和蔼的女同志站在县委办公室门口，他们怎么也无法把她同当过三届中央委员、两届全国人大常委、十年省委副书记和书记、新任县委副书记的吕玉兰联系起来。

    正定县毗邻河北省省会石家庄，位于市区30华里的东北方向，地处滹沱河两岸，地势平坦，土地肥沃，是北方著名的粮食高产县。当时有人口46万，53万亩耕地。正定还是河北省为数不多的几个历史文化古城，有“九楼四塔八大寺，二十四座金牌楼”之说。过去，玉兰曾几次到这个县的农业学大寨先进典型三角村等参观，如今被“贬”官下放，初来乍到，人生地不熟，同其他县领导相处得怎样？工作是否顺利？吃住条件怎么样？我真有些放心不下。于是在她上任不久，特意到正定看了她一次。

    据我的日记记载，那是两个月后的11月4日下午，我骑着自行车从位于石家庄桥西的河北省政府家属院出发，沿着京广线往北，整整骑了一个小时，才来到了正定县委县政府大院。那时正定县领导机关很艰苦，仅有两排小平房，玉兰住在前排西头的一间办公室里。当我来到时，只见房子不高，又暗又潮湿，发黑的椽子上结着蜘蛛网，石灰墙已脱落了几片，一张办公桌，一张双人床，此外墙角还有一个煤炉。

    那时还没有手机，我也不知道玉兰办公室的电话，所以无法提前告诉她我要去。那天，玉兰正在房间里学习，见我骑着自行车来正定看望，真有点喜出望外，高兴地说：“你来得正巧，俺今天来例假，身上没功儿，不然就下乡去了。”

    “这几天忙什么呢？”我问。

    “没啥紧事儿。别的书记都下去了，他们各有各的一摊事儿。”

    “那让你分管什么工作？”

    “冯国强书记让我先熟悉一下县上的情况，搞点调查研究再说。”

    吃饭了，我从食堂打回饭，我们简单地吃了点。我见玉兰挺疲乏，就早早地让她洗了脚，上床休息了。可是，我们都久久不能入睡。此时，玉兰由于有人反映她的所谓“八大问题”, 组织上查了好几年，也一直没做结论，她心里像是压着一块石头。

    玉兰到正定之际，正逢我国实行改革开放，中华大地发生巨大变化的年代。农村在酝酿搞大包干。在“文革”中受到冲击的干部在落实政策，平反冤假错案。“文革”期间正定有1200多户下放到了农村，需要返城重新安排工作，各项工作任务相当艰巨。

    那时县领导不配秘书，为照顾玉兰，县委书记冯国强和县长程宝怀商量，给她配了一个女秘书叫贾俊华，协助她做些工作。据贾俊华后来回忆，玉兰谦虚谨慎，平易近人，举止大方，性格开朗，来的时间不长，就和县委一班人熟悉了。玉兰到职后，先从调查研究入手，几个月里跑遍了全县的所有公社以及几十个村庄，有时还参加生产劳动。

到正定县委工作后，吕玉兰坚持参加生产劳动。

    贾俊华在一篇回忆录中写道：“玉兰同志为了搞好工作，坚持深入实际调查研究，早出晚归，甚至不分昼夜。那时，县上就一辆212吉普车，但玉兰很少坐车，出门下乡大多是骑自行车。有时，我们考虑到玉兰是女同志，又是刚从省委下来的，就想让办公室给她找辆小汽车，但都被她谢绝了。当时的生活比较艰苦，她总是坚持在食堂里排队买饭。那时开会，冯书记经常晚点，她和近平、宝怀同志就经常吃冷饭。”

    贾俊华这里写到的“近平”，就是我们的习近平同志。1982年初，年仅29岁的习近平，主动放弃北京的优越条件，来到河北正定工作，先是担任县委副书记，1983年春接替老书记冯国强担任了县委书记。他廉洁奉公，工作扎实，很有魄力。低调务实的他，住在办公室，吃在大食堂，和大家一起排队打饭，一起蹲在树下吃饭聊天，并总是骑着自行车往乡下跑，深入到老百姓当中拉家常、问寒暖，很快就和大家打成一片，不几天就与玉兰熟识，相处得很好。

    正定县是我国北方粮食亩产第一个上“纲要”（即亩产400斤）、过“黄河”（即亩产500斤）、跨“长江”（即亩产800斤）的县。但由于长期受“左”的思想干扰，只看重粮食生产，忽视了多种经营，农民并不富裕，是有名的“高产穷县”，198２年人均收入还不到150元。从1955年就立下改变家乡面貌和让农民过上好日子宏愿的玉兰，这时又开始思考怎样让正定农民摆脱“高产穷县”的帽子，尽快富起来。她通过自己当年植树造林，带动了果树、畜牧、加工等工副业全面发展的体会，感到应当在紧紧抓住粮食生产的同时，必须下大力搞好多种经营，走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的路子，“农民要想富，必须上工副”。这是使正定经济腾飞的基础。

    首先，必须调整好种植结构。但是，1981年正定的粮食征购任务为7600万斤，平均每亩负担200多斤。县上为了保证完成数量偏大的征购任务，不得不压缩经济作物扩大粮田面积，不少农民还到集市上买粮交征购，可谓苦不堪言。玉兰了解到这一情况后，就和县领导商量，应当如实向上级甚至中央反映粮食征购负担过重的问题。但时任县委书记冯国强、县长程宝怀不同意，怕给玉兰造成不好的影响，主张以县政府名义向上级反映。玉兰却说：“实事求是向上级反映问题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不存在犯错误的问题。”

    不久，玉兰就以汇报工作的方式，向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写了一封信。她在1981年11月18日写给胡耀邦的信中这样写道：“我9月份已来正定工作，来后碰到的一个突出问题是‘高产穷县’。形成这一情况的原因，正如《人民日报》10月16日社论中讲的，不搞多种经营，作物种植卡的太死，农民没有自主权。另外，还有一个高收购问题。如何解决，我们提出了两个方案：一是解放思想，打破框框，充分发挥正定优势，调整一下农业布局……如此下去，5年之后，正定社员实际生活水平将达到585元（其中集体分配285元），舍此别无捷径良法。（附：河北正定县调整农业内部结构意见）如可行，是否批给河北金明、尔重同志。”

    不几天，胡耀邦同志就将玉兰的来信批转给了河北省委第一书记金明和省长李尔重，他们又将此信批转给河北省粮食厅。几经努力，终于使正定1982年的粮食征购任务由原来的7600万斤核减到4800万斤，一下子减少了2800万斤，使正定农民有了休养生息的机会，也就是说减轻了负担、卸下了包袱，可以轻装前进了，大大加快了全县的农业结构调整步伐，使全县驶入了农民致富的快车道。

    为了进一步推动正定农业结构的调整步伐，加快发展农村经济，玉兰不顾身体有病，主动请缨，亲自带队，走南闯北，到外省外地学习取经，成为正定发展多种经营的一个重要突破口。

    当时，这个县的许多干部还没有从“左”的思潮影响下完全摆脱出来，以至发生了留村公社干部到农民承包的棉花地里拔瓜秧的“毁瓜事件”，被新闻单位“曝光”。有一次，她在中央开会时，同康克清大姐谈起农村部分干部思想僵化的状况，康大姐建议她说：“可以组织干部到江苏苏南去参观一下，那里的农村经济搞得好，乡镇企业很发达。”这使玉兰很受启发。1982年春，玉兰和习近平、贡林庭、阎树章等县委县政府主要领导，率领正定的百名县直机关和公社干部，分别到江苏无锡、常熟等县市，参观学习他们的乡镇企业。他们又来到天津，玉兰和在那里工作的原河北省老领导闫达开同志联系，就如何加强经济协作进行了洽谈，参观了那里的编织、刺绣等外贸加工项目。他们还到了山东聊城、临清等地，参观了那里的粮棉间作等经验。

    记得正定参观学习团赴苏南的时候，正好安排在春节之后。我听到这一消息，就给玉兰建议，她能否在春节前和我先去那里，顺便到我老家常州市武进县夏溪镇森庄村省亲。她很乐意地答应了。

    那时，我当工人的父亲江汉生，已从湖北省黄石市电机厂退休回老家，父母同我小弟弟江勤俭一家住在一起。他们依靠种树栽花，刚刚盖起了二层楼，生活过得挺好。春节期间，我和玉兰在老家住了一个星期，几乎天天出门，走遍了原森庄村森西生产队的各家各户。在看望几户孤寡老人时，她还特意捎去了一些过节的东西。

    玉兰在这里看到，全村以至全镇，家家户户房前屋后都栽满了各种各样的花草树木，有的甚至地里也是成片的苗木，简直像个大花园。男女老少见了面，不是谈论如何种植苗木，就是介绍全国各地需求和购销苗木的行情。别小看这些庭院经济，这个镇的花草树木已远销华北、东北、西北、中南等20多个省市，年销售额达数亿元之多。成千上万的农户靠它发家致富，盖起了楼房，被人们誉为中国花木的十大生产基地之一。玉兰深有感触地对我说：“苏南农民真富啊！富就富在他们的思想解放，商品意思浓、经济思路活、生产门路广、经营办法多。”

    “通过这三次参观，使县社两级干部的思想来了次大解放，使我们大开了眼界，大换了脑筋。”原正定县县长、后任平山县委书记和石家庄地区法院院长的贡林庭等几位同玉兰一道外出参观学习的干部，这样向我回顾他们的收获。我手边有几封当年到苏南的参观学习团，在前方写给正定县委的信，其中既有他们亲眼看到“苏南各县多种经营蓬勃发展”和“农工副收入各占三分之一”的亲身感受，又有“经验内幕”和“思想、组织、政策等方面的脉络”等。正如他们在信中写的：“你们在家辛苦点，我们在外多学点。回去大干，信心百倍，前途光明。”

    据当时的正定县长，后来担任了石家庄地区副专员等职的程宝怀回忆，在1982年那关键的时刻，习近平同志找到程宝怀说：“老程，你看到报纸没有，南方一些地方正在推广‘大包干’，效果不错。河北和石家庄地区还没起步。咱们县能不能先行一步，找个经济比较落后的公社，先抓个试点。”程宝怀说：“我和老书记交换过意见，说我们不能搞，等等中央和省精神再说，在这方面不能冒尖犯错误。”习近平说：“我给老书记通通气，你和玉兰谈谈。”程宝怀就跟玉兰说了这个意思，玉兰对他说：“大包干是个方向，分配简单，上交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全是自己的，农民容易接受。老程你就大胆地搞吧，出了问题我们大家担。”程宝怀感慨地说：“玉兰在正定推行大包干过程中，起到了巨大作用，使正定县1983年的农业产值和人均分配都比上年翻了一番。”

    玉兰还运用本县当地农民发展庭院经济发家致富的事例，来教育和帮助各级干部转变认识。

    那是1981年10月的一天，玉兰像生产队长那样，在正定县委县政府大院里，大声地嚷了起来：“同志们，到西北街参观的走啦！欢迎大伙儿都去看看，快走啊！”

    随着喊声，机关干部们纷纷走出办公室，向县城西北方向走去。在西北街党支部书记尹记山家的院子和自留地里，玉兰领着人们观看养在大缸里的金鱼，欣赏种在地里的菊花、月季花和石榴苗，还有那利用一早一晚加工的兔皮。尹记山家自留地不足半亩，竟能获得上万元的经济效益，超过了20亩的粮田收入。正定县人大副主任张五普深有感触地说：“别看这只是一次小小的现场会，却使大家受到了一次很大的启发：就在人们眼皮子底下的正定城关，农民照样能够依靠多种经营发家致富。”

    人们思想上发生的大转变，终于打开了全县多种经营工作的新局面。1983年，在习近平同志的主持下，正定县委县政府制定了一个《迅速把工作重点转移到农、工与多种经营上来》的文件，县政府专门成立了县多种经营办公室，把它作为带动全县经济发展的“龙头”；县委县政府还决定，县直各部门所有脱产干部和党团员，每人帮助5户农民开展家庭副业，全县共有1005名干部同5000余户农民挂了钩，从而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帮富网”。

    当年，习近平同志提出要改变贫穷落后面貌，更重要一条就是要实实在在地念好“人才经”，实行“眼睛朝外”，广纳各方人才。为此，他多次亲自出面寻访“千里马”，亲自拟写制定面向全国的“招贤榜”。1983年，在习近平同志主持下，县委县政府制定和发布了打破传统观念、招贤纳士的“九条规定”并广而告之，《河北日报》以“正定县为有志之士敞开大门”为主题在头版头条作了报道，一时引起全省轰动。县委县政府还将这九条用布告形式发给各生产队广泛张贴。

1984年4月，习近平、程宝怀和吕玉兰等正定县领导看望石家庄地委领导，自左至右为：吕玉兰、冯国强、习近平、冀剑波、李瑞文、程宝怀、江山。

    习近平还向全国知名专家学者和部分大专院校、科研院所发出100多封“求贤信”，并亲访面邀了53名专家、教授、学者。不到两年，正定就引进各类人才683人，其中有著名科学家钱学森、著名数学家华罗庚、经济学家于光远、全国食品工业协会会长杜子端等全国知名专家担任县经济顾问，给这个县如何加快包括多种经营在内的经济发展出谋划策……玉兰先后给县顾问团聘请了年届百岁的河北工学院一级教授潘承孝、河北农大老校长王健、河北省美协主席田辛甫、河北省作协副主席尧山壁等一批知名人物。正定在招聘人才方面主要是采取上请、外招、内用、下提、近补等五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