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看一看玉兰在这段时间的工作日程表吧！

    6月，住院进行检查和治疗了一个多月的玉兰，病情刚有一些好转，就坚持要求出院。本来，她出院后，应该在家再休养一段，可她根本歇不住。上班第二天，为加快推广全省“三夏”农机化作业的水平，她就带着省农业厅负责农机管理、监理、鉴定、推广的所有负责人，来到农业生产已经全部实现机械化的大曹庄农场召开现场会，具体研究措施。这月下旬，她又赴秦皇岛，参加了在那里举行的全国农机监理学术研究会、全省地市农机科长会、全省农机监理宣教工作会等一系列会议。

    7月，全国农机工作会在昆明召开。同志们劝玉兰，这次会议路途遥远，她身体又不太好，就不要去了。可她觉得，这次会议十分重要，对反映河北农机工作经验和困难很有利，仍然坐飞机去了。

    8月，玉兰听说承德地区公安部门同农机监理部门，在对上公路的拖拉机管理问题上发生了争执，又拖着病体，驱车千里前往解决。然后，又下唐山，过秦皇岛，边走边检查工作。

    9月，农业厅组织对厅系统老干部工作联查。分管老干部工作的玉兰，又坚持要去。她同有关同志一道，乘着面包车，先后来到位于天津市郊的芦台、汉沽农场，坐落在渤海之滨的南大港、中捷农场，以及地处邢台地区腹部的大曹庄农场，行程2000余公里。途中，她由于受凉经风，感冒发烧，咳喘不断。同志们都劝她中途提前回去，但她一面吃药，一面坚持工作。回到石家庄，她就住进了医院。经医生检查，她患了肺炎，已延误多日，不得不连续输液一个多月。

    11月15日，玉兰刚出院，又前往保定，在省农机化学校举行的当年全省第一期农机监理所、站长培训班致开幕词。接着，她又到保定地区和廊坊市所属数县搞调查研究。19日晚，赶回省农机化学校，参加次日上午举行的培训班结业式。20日下午，赶到望都县总结大粟庄实行“耕地、浇水等20项统一”的经验。22日晚，她赶回农机化学校，参加第二期监理所、站长培训班开幕式。24日晚，她赶回省农业厅办公。26日，她赴邯郸现场办公。28日上午，她从邯郸经石家庄直赴保定，又到省农机化学校参加培训班结业式。

    12月上旬和中旬，玉兰召集有关同志研究召开全省农机管理工作会议的准备工作。18日上午，近10年来河北省农机战线最大规模的集会、正式宣布恢复省农机局的第一次全省大会，在石家庄开幕，张润身副省长等到会。副厅长兼农机局长的玉兰，代表省农业厅和省农机局，在会上作了两个多小时的工作报告。会前，有关同志考虑到她的身体尚未康复，而工作报告长达15000余字，建议她只主持会议就算了，可她却说：“俺的身体是不太好，特别是说话不利索。但俺一定要做工作报告，因为这是恢复农机局的第一次全省大会。俺上台讲一讲，让大家心里热呼呼的，俺再累一点，也高兴！”为了避免自己在作报告时发生停顿现象，玉兰特地嘱咐坐在身边的省农机局一位副局长，让他注意及时提醒自己。两个钟头讲下来，她已累得满头大汗。但她接着又坚持召集小型座谈会，中午还到代表们住的房间征求意见。会议闭幕的次日，她到《河北日报》社，联系召开新闻发布会事宜。22日，她又去正定县研究农机节油问题。

    当时，玉兰的身体状况又明显地出现了病态。我们一再劝她休息几天，到医院去看看病，可她总也不同意，仍然忙个不停。有一天，我见她精神十分疲乏，便站在家门口，伸手把她拦住，不让她去上班。不料，她大发雷霆：“俺要上班，还有好多急事要办！快让俺走！”

    然而，疲劳过度的玉兰，在这年的12月27日，终于再次被送进了省人民医院。

    这天，医生为玉兰做了例行的血压、量脉搏等检查。

    第二天，我发现玉兰身体状况比昨天明显要差，说话口齿很不清楚，而且偏头疼又厉害起来。接照医生的要求，上午我陪同她做了脑电图检查，证明她脑血管确有问题。这时，她一个劲地喊：“头疼啊！头疼啊！”我赶忙去找医生，医生说还要再检查检查，是脑血栓是脑溢血的征兆还没有弄清楚，只有确诊后才能用药。

    下午，医生又给她做了抽脊髓的检查，这是用很粗的针，扎进病人的脊梁，显然是很疼的。只见她痛苦地蜷曲在床上，不断地呻吟着。检查完了，医生要求她3个多小时不能翻身，我便紧紧抱住她的头，用手轻轻地抚摸着她的身体。我听着她那一声声痛苦的声音，不禁揪心的痛，真恨不得让针扎进我的脊背；又恨自己为什么不是个医生，不能想出更好的检查方法。我问医生，玉兰要不要用药，他们说：“等明天检查结果出来了，再说吧！”晚饭，我和她都没有吃什么东西。晚上，她一个劲地在床上翻身、呻吟，我睡在旁边的一张钢丝床上，为她的病情再次加重而感到心情十分沉重。

    这是玉兰患病史上最为严重的时刻：1989年12月29日凌晨5点半，我忽然听不到她那熟悉的呻吟声，我以为她睡着了。但是，我还是不太放心，又走过去看看她，发现她有些异常地毫无声息地躺着。我忽然害怕起来，轻声地呼唤：“玉兰！玉兰！”她竟然一点反应也没有。我摸摸她的手，她的手软绵绵的，一点也抬不起来。我的脑袋顿时“嗡”了一下。我像疯了一样跑了出去，跌跌撞撞地滚下了4楼，又急急忙忙爬上省医院宿舍5楼，叫开了玉霞的家门，请她赶快找主管医生进行抢救。不到8点钟，正在喂奶的冯大夫放下孩子赶到了病房，检查了玉兰的病情，并很快找来了药，给她输上液。大夫以十分肯定的语气告诉我：“玉兰得了脑血栓。”

    我望着昏迷不醒的玉兰，内疚、悔恨、痛苦，一齐涌上心来：“玉兰，我没保护好你……”轻易不掉泪的我，流下了成串的泪珠。

    1991年春，在省人民医院医生和护士的尽力抢救下，她的病情得到了控制，并逐渐有所好转。我在日记上以兴奋的笔调记道：当天下午，“玉兰苏醒了，晚上就能坐起来了”；第二天晚上，“女儿江河、江华来看妈妈，玉兰笑着拉着她们的手，抚摸着她们，显得特别兴奋”……

    玉兰患重病以后，许多亲朋友好友前来医院和家中看望，几乎天天要来好几拨。光是给我们写条子留字的，就有厚厚的一本。

1991年，毛主席卫士李银桥到石家庄时，听说吕玉兰生病，特意到家中看望。

    3月25日，玉兰出了院。3天后，我陪同她一道坐火车来到北京，住进了空军总医院。4月18日，又转到北京西苑医院。在这两个医院医生的精心治疗下，她的病情又进一步好转。4月底，我陪她游了颐和园、圆明园遗址。

    在北京住院期间，我向玉兰的几位老领导、老朋友通报了一下她住院的情况，他们都很快赶到医院看望。邓大姐的秘书赵炜代表大姐，特地赶到军总医院，给她捎来柚子等南方水果。后来，她又特地打来电话，对玉兰说：“你的情况我告诉邓大姐了，大姐说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希望你好好养病，多注意休息，也希望江山好好照顾玉兰，把玉兰的病治好。”

    1991年6月12日，玉兰从西苑医院出院，于第二天从北京回到石家庄。

    就在玉兰得病期间，新华社河北分社领导多次找我谈话，希望我在分社担任一定的领导职务。这是新华社领导对我的信任。然而，我的心情十分矛盾。一方面，我才40出头，正当年富力强多作贡献的时候。可是在新华社担任一定的领导工作，在时间上是要有很多付出的。玉兰病成这样，许多老领导、老朋友嘱咐我一定要好好照顾她，这样在时间上就不容许了。我想，如果我还继续是一名普通记者，在照顾她的同时，力所能及地写点稿子，可能比较现实一些。我不能在她最需要的时候照顾不了她。于是。我放弃了担任领导职务和晋升高级记者职称的机会。

    玉兰精神好一些了，就愿意出去转转，这大概也是与她性格外向、好接触人有关。医生也说，经常让她活动活动对治病有好处。于是我找了几次出门采访的机会，带着她一道出差，先后采访过保定的专业市场、清河的“混合经济”等专题调研。每到一地，当地的领导同志都很关心她，多次到我们住地和医院探望，并派了招待所的服务员和护士照顾她。这样，我白天采访，晚上把她照顾入睡后，再写稿子。像长达两万多字的《保定地区专业市场建设经验》调查报告组稿，就是在夜深人静之际，坐在保定市第一人民医院的病房走廊上起草的。后来，这组调查受到中央领导的批示，被评为新华社1992年度“十佳调查报告”，我也得到了总社有关部门的表扬。再如在中国最早提出“混合经济”这一概念的清河专题调研组稿，也受到中央领导的批示，在全国产生了一定影响。

    如今回想起来，我同玉兰婚姻生活最甜蜜的阶段是两头，前头是新婚蜜月，后头是玉兰逝世前患病期间。从她1990年底突发脑血栓，从此生活不能自理，我就整天整夜陪着她，我们也才第一次拥有了每日每时厮守在一起的甜蜜时光。

    爱的真谛是忘我的奉献，爱的极点是心灵的交融。

    在这3年时间里，她有一半时间是住院，从石家庄、保定到北京，先后住了十几次医院。不论在家里还是住院，都是由我来护理。在这难忘的一千多个日日夜夜里，从帮助她穿衣、吃饭、吃药，到大小便、洗澡、换洗衣服，我从早到晚忙个不停，每天晚上都要起来好几次。有时，她不愿进行治疗，我就给她做示范；中药味苦，我就先喝给她看；某种西药是第一次吃，我就先吃给她看；中医要给她贴上一种用蜈蚣等制成的“一枝梅”药膏，据说很疼，我就请医生先给我贴，半小时后，我觉得她能忍受，才给她贴。一位医生告诉我，长期坚持脚部按摩，有利于健身健脑，我就天天给她用热水洗脚，然后为她按摩。在家里，她想吃什么，我就给她做什么。为了恢复记忆，我做了很多小本儿，有中国人名本和地名本，教她认字，后来她能认出好几百个字。我还教她唱歌，唱她最喜爱、最熟悉的《东方红》、《歌唱农业厅》等。每当我们一道唱起这些歌时，她笑得是那么开心。

吕玉兰患病后，江山陪她到石家庄、北京、保定等地进行治疗，有时还带她到旅游景点参观游览。

    在那段令人难忘的日子里，有多少次，玉兰静静地躺在那里输着液，我默默地坐在她旁边看着她。我轻轻地抚摸着她的头发，想象她当年顶着炎炎烈日，任凭又密又壮的黑发，被汗水结成了疙瘩，也顾不得洗漱一下，如今它已变的又稀又软，特别是中间掺着许多白发，已是头发花白、两鬓如霜。我轻轻地抚摸着她的面庞，想象着她当年迎着狂风暴雨，任凭长长的眉毛、大大的眼睛、高高的鼻梁和红红的脸颊上，流淌着雨水和泥水，奋不顾身地带领群众抗洪救灾，如今这张脸庞已经憔悴，眼角耷拉，一副病容。我轻轻地抚摸着她的手掌，想象着她当年带领“四兰五芹”打擂台，同小伙子们比赛谁深翻的土地多，手上打满了血泡，仍然紧紧握着锨把，挥舞如飞，如今它却变得皮肉松弛，软弱无力。我轻轻地抚摸着她的双脚，想象着她当年和“妇女造林队”队员们一道，在荒沙滩上植树造林，脚上满是冻疮，照样在沙土地上大步流星地奔走，如今它却变得神经麻痹，血脉不畅。我一遍又一遍地对她说：“玉兰啊玉兰，你带领乡亲们，用自己的双手描绘出了改天换地的壮丽图景，用自己的双脚走出了一条脱贫致富的康庄大道！如今，你病了，但还是人民的功臣，好人应当有好报，我一定要好好地照顾你！”

    我精心照顾玉兰，她也越来越信任和依赖我。吃药别人喂不了，我喂她就吃。扎针灸，她不让扎，我握住她的手，她就让扎了。做高压氧仓时，七八个人坐在一个像运送宇航员似的与外界隔绝的密闭仓里。她进得仓内，显然有些害怕，我就跟她一块做，戴面罩、增气压、放氧气，然后再减气压。由于气压变化，弄得耳膜很疼，每次我都陪着她。

    形影不离的生活，使我对玉兰的一切都了如指掌，真可以说是知妻莫如夫！她由于患病，话说不清楚，别人听不懂她的意思，只有我能知道：她指指碗里的剩饭，我知道她要说，“吃了吧，不要浪费”；她指指窗户，我知道她要说：“天凉了，把窗户关上”，看到两个女儿回来了，她指指水果，我知道她要说：“孩子学习辛苦，让她们多吃点水果”……

    “拼搏的吕玉兰”，“不死的吕玉兰”当玉兰病了以后，许多报刊纷纷报道她同病魔作斗争的事迹。得脑血栓后的第二天，她就要我扶她起床，回家后，由于我们住在一楼，出门比较方便，她每天都要我陪她出去散步，即使刮风下雨，也要到门口看看。记得那次从北京回来以后，一连几天，她都不肯休息，一会儿到院子里为果树剪枝，一会儿到一些老干部家去串门，高兴地对人们说：“好了！好了！”

全国知青代表董加耕（右一）到石家庄，看望病中的吕玉兰。

    玉兰在接受治疗的过程中，需要忍受多大的痛苦啊！她每年都要住院三四次，进行输液治疗，累计时间长达七八个月，手背上扎满了针眼。我看到医生用针在她手背的皮下来回的拨动着，寻找着合适的血管，有时要扎两三次才能成功。有时扎针灸，医生拿着两寸多长的银针往里扎，她疼的直龇牙。每当这时，我紧紧地握住她的手，安慰和鼓励她，真想为她分担一点痛苦。她吃中药，也是一个艰难的过程。为了达到以毒攻毒的目的，中医多采用蝎子、毒蛇等入药，药味很苦，很难吃，她每次吃，都要皱着眉头，喝完以后，我再用糖水让她漱漱口。

    病中的玉兰，仍然没有忘记廉洁奉公。当时，她所在的单位决定为她雇一个照顾她的人，每月出70元护理费。当有关同志来征求意见时，她连声说：“不要！不要！”送到家里的钱，又让人家拿了回去。当我国南方遭受特大水灾时，我同她商量，我们两人是否分别请各自的单位向灾区代为捐款时，她高兴的说：“好！好！”

    为了早日治好玉兰病，她的许多老领导、老同事，热情地伸出了关怀的手。有的提供线索，有的提供秘方，有的找来医生，有的老朋友还把玉兰接到他们所在的地方进行调养治疗。

    多少药物、多少办法，总也治不好玉兰的病。从1992年下半年开始，她的身体状况越来越差，而且在不断地添着新毛病，如多发性脑血栓、心肌梗塞、癫痫等。中国治疗脑血管病最权威的北京天坛医院的医生说，玉兰的大脑萎缩得像七八十岁的老人，我听了多么痛心。

    是的，毕竟玉兰是个十分脆弱的病人了。1993年3月23日，她因脑血栓等病复发，再次被送进了河北省人民医院。经过院领导和医护人员连续9天9夜的抢救，也都无效。我打电话连夜从保定、邯郸请来医生，也没能挽救得了她的生命。整整9天9夜啊，一个个抢救方案、一次次抢救措施，一批批探望人群……3月31日凌晨，玉兰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人们以各种方式，来悼念这位党的好女儿、全国著名农业劳动模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