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二、六军团从乌蒙山地区分途到达宣威和盘县。在盘县时，接到总司令部的电抵署名是朱镕总司令和当时窃据总政委的张国焘，要我们西行渡金沙江，到西康同四方面军会合，北上抗日。这时我们对一、四方面军会合对张国焘闹分裂反中央的情况，一点也不知道。当时我们还想在滇黔边站住脚。虽然查明来包围这地区的敌人比进攻黔西、大定、毕节地区少了，但也还在五十个团以上，时间久了，敌情也可以变化，是否能站得住，是个未知数。总司令部要我们北上抗日，我们从当时整个的国内形势来看，认为北上抗日是大势所趋，经军分会的考虑，决定执行总司令部的指示，与四方面军会师，北上抗日。

    我认为，当时张国焘之所以能要二方面军渡金沙江与四方面军会合，有下列因素：第一，中央统一战线政策及北上战略方针的正确，以及一方面军(含红十五军团及陕甘地区红军)在陕甘地区胜利的发展，对全国尤其在西北有重大影响。第二，朱德、刘伯承、徐向前等同志在四方面军长期耐心的工作和同张国

    焘斗争的结果。朱德同志在同张国焘斗争中，在政治上、组织上坚持无产阶级政党的党内斗争原则，启发一些受张蒙蔽的干部的觉悟，但又不同张国焘决裂，……避免事态更复杂化，这完全是马克思主义的。第三，四方面军广大干部战士日益觉悟，西康中部人少粮比不能容纳大兵团长期留驻，迫使张国焘不能不作考虑。第四，纪二、六军团在云贵地区积极活动的形势及所造成的影响，不能不迫使张国焘同意朱总司令的意见。但这一切，对张国焘来说，都是客观影响，后来并没有使张国焘回到中央正确路线上来。

    我们在南北盘江搞根据地的架势，敌人也看出来了，就部署新的围攻。由于敌长途与我作战，被我歼灭，死的、伤的、病的、逃的很多，兵员不足，加上北方和江淮一带出来的兵员，新到达层峦叠幛和少数民族聚居地区，敌人不如我军之耐苦及适应地区生活(当时我军多为湘西籍，又吸收许多贵州籍士兵)，所以士气不高，行动较缓慢。贺龙同志为首的军分会(军分会受中央军委和省委双重领导)就决定经滇中到金沙江上游渡江。我军已拉开了在南北盘江站稳脚的架势，突然来个向西，就摆脱了强大敌人的追击。但进到昆明北面百余里准备渡过普渡河的时候，遇到强大的滇军的堵截，打了个恶战，西渡未成。我们就从普渡河向南，转向昆明附近，又摆出一付“攻其所必救”的架势，打个圈子转到昆明以西，继续西进，就把堵截的澳军主力甩到后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