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中有“尚五”文化，源自人体本身五个手指这一客观事物，先人对五指的感性认识不断引申发展，“五”遂成为华夏民族的数字沉淀之一。尚五文化之精髓当属五行学说，最早出现在道家学说中，五方、五帝、五候等作为五行学说的认识基础和前提条件，五色之数也由此而来。

    从社稷坛的五色土，到衣食住行的五色形制，从红墙黄瓦、青绿琉璃、五彩檐下、灰墙青瓦的传统古都建筑色彩，到米白立面、青玻暖黄、绿荫掩映、水绕京华的当代城市样貌，如今的北京城已在传统“青、赤、黄、白、灰”五色系统基础上，逐步形成古今交融的色彩体系……

    普天之下 莫非王土

    自古以来，自然地理条件都是城市建设及发展的前提。《尚书·禹贡》曰：“海岱及淮，惟徐州厥贡，惟土五色。”《太平御览》注云：“王者封五色土为社稷。建诸侯，则各割其方色土与之，使立社。”

    《逸周书·作洛解第四十八》记载：“乃设丘兆于南郊，以祀上帝，配以后稷，日月星辰先王皆与食。封人社壝，诸侯受命于周，乃建大社与国中。其壝，东青土，南赤土，西白土，北骊土，中央亹以黄土，将建诸侯，凿取其方，一面之土，焘以黄土，苴以白茅，以为土封，故曰受则土于周室。”

    北京社稷坛位于天安门西，为明清两代祭祀社、稷神祇的祭坛，与天安门东北侧的太庙相对，一左一右，体现了“左祖右社”的帝王都城设计原则。社稷坛是呈正方形的三层高台，以汉白玉砌成，象征着“天圆地方”之说，坛上铺有中黄、东青、南红、西白、北黑的五色土，四周短墙也按方向覆盖四色琉璃瓦。五色土是由全国各地纳贡而来的，以表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清史稿》中记载：“阙右社稷坛，制方，北乡……上成土五色，随其方覆之。内壝方七十六丈四尺，高四尺，厚二尺，饰色如其方。坛垣周百五十三丈四尺，覆黄琉璃……乾隆二十一年，徙瘗坎坛外西北隅。旧制壝垣用五色土，至是改四色琉璃砖瓦。”

    明清时期，每逢大祭举行之前，都要将坛面上的土进行更换。明代从河南取黄色的土；从浙江、福建、两广地区取红色的土；从江西、湖广、陕西取白色的土；从山东取青色的土；从北京取黑色的土。从全国三百多个县，各取土百斤，从四面八方运往京城（据大型纪录片《故宫100》）。

    如今，社稷坛五色土采自云南红土、黑龙江黑土、甘肃敦煌白土、黄土高原黄土以及四川盆地赤土。

    五行五色 五德相胜

    随着文明的发展，社会人文形态一定程度上丰富了五色文化传统。

    春秋战国时期，“青、赤、黄、白、黑”五色思想确已形成，并将五色与五方、五行等自然物质的基本属性联系在一起，构成了先人认知世界的整体思想体系。《史记·夏本纪》记：“贡维土五色，羽畎夏狄，峄阳孤桐，泗滨浮磬，淮夷蠙珠臮鱼，其篚玄纤缟。”《礼记·檀弓》载：“夏后氏尚黑；大事敛用昏，戎事乘骊，牲用玄。殷人尚白；大事敛用日中，戎事乘翰，牲用白。周人尚赤；大事敛用日出，戎事乘騵，牲用骍。”殷商尚白，而周人尚赤，此为汉人对先秦伦理观的论述，加入战国后期形成的“五德终始说”理论，强调新王朝必须“改正朔，易服色”，将服色列入历代颜色习尚体系（胡新生《“周人尚赤”说的历史考察》）。“五德终始说”是战国时期的阴阳家邹衍主张的历史观念。“五德”是指五行木、火、土、金、水所代表的五种德性。“终始”指“五德”的周而复始的循环运转。邹衍常常以这个学说来为历史变迁、王朝兴衰作解释。由此，儒家色彩美学思想将五色定为“正色”，且此称谓专指织物色彩。

    秦人根据“水德代周而行”的论断，尚黑，“天玄而地黄”，故“衣服旄旌节旗皆上黑”。《魏书·礼志》曰：“计五德之论，始自汉刘，一时之议，三家致别。”《太平御览》辑《东观汉记》曰：“自汉草创德运，正朔服色未有所定，高祖因秦，以十月为正，以汉水德，立北畤而祠黑帝。至孝文，贾谊、公孙臣以为秦水德，汉当为土德。至孝武，倪宽、司马迁犹从土德。”汉高祖定正朔为水德，服色一仍秦旧，但旗帜易红。后汉武帝改正朔为土德，以克秦水德，于公元前104年宣布改制，服色尚黄，数用五。王莽篡汉后，采用刘向父子的五行相生说，修改以前朝代的五德属性，“汉承火德而王天下”。

    自秦汉直至隋唐时代，五德终始说一直是历代王朝阐释其政权合法性的基本理论框架。但宋金以后，沿袭千余年的五德终始说最终被逐出儒家政治文化的主流而趋于消亡。

    五色成文 以色示秩

    “五色体系”经历数千年的发展已形成符合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色彩体系，色彩也成为等级划分的符号，应用于衣食住行各个方面。

    周代已设有专管染务的官员，五色运用到祭祀、生活的各个方面。《周书·帝纪第七·宣帝》载：“诏天台侍卫之官，皆着五色及红紫绿衣，以杂色为缘，名曰品色衣。有大事，与公服间服之。” 而“品色衣”公服制度起始于北周，王官皆着五色及红绿紫衣，以杂色作装饰。隋承梁制，定服制等级，要求天子、诸侯、卿、大夫、士按礼制、阶层穿不同颜色的服饰。《隋书·卷十一志第六·礼仪六》载：“皇帝之组绶以苍，以青，以硃，以黄，以白，以玄，以纁，以红，以紫，以緅，以碧，以绿，十有二色。诸公九色，自黄以下。诸侯八色，自白以下。诸伯七色，自玄以下。诸子六色，自纁已下。诸男五色，自红已下。三公之绶，如诸公。三孤之绶，如诸侯。六卿之绶，如诸伯。上大夫之绶，如诸子。中大夫之绶，如诸男。下大夫绶，自紫已下。士之绶，自緅已下。其玺印之绶，亦如之。”

    唐初承隋制，定五礼，规范宅第、车服、婚娶、丧葬等级制度，确立以皇帝为中心的国家典礼仪制，使九品之官服色各异，形成由黄、紫、朱、绿、青、黑、白七色构成的颜色序列。《新唐书·车服志》中记载：“上元元年，高宗又赦。文武官三品以上服紫，金玉带；四品深绯，五品浅绯，并金带；六品深绿，七品浅绿，并银带；八品深青，九品浅青，石带；庶人服黄，铜铁带。”

    唐代建筑色彩运用更趋大胆丰富，出现“朱柱素壁”“白壁丹楹”的建筑色彩组合。黄色为皇室的专用色彩，皇宫、寺院采用黄、红色调，红、蓝、青等为王府官邸用色，民居只能采用黑、灰、白色。

    至明清时期，建筑色彩象征着德行礼制、尊卑等级和格局秩序，其中所蕴含的五色内涵不仅指五种色彩，更追求五色相生、均衡统一。

    古都风貌 五色俱全

    明清都城营建，宫殿建筑规格庞大，梁柱用材以巨型楠木、杉木为主，取自湖广、四川、贵州深山之中；砖瓦由官府设窑烧造，于临清管理烧造，另设苏州烧制方砖，临清烧制方城、斧、券等砖，琉璃瓦由京琉璃厂烧造，琉璃砖由在京黑窑厂烧造；所需石料多巨型大石，主要取自三山，“白玉石产大石窝，青砂石产马鞍山、牛栏山、石径山，紫石产马鞍山，豆渣石产白虎涧。” 其中，大石窝“产白石如玉，专供大内及陵寝阶砌栏楯之用”；所需石灰，是在马鞍山、瓷家务、周口、怀柔等处设置灰厂，俱由武功三卫军夫采烧搬运赴京（高寿仙《明代北京营建事宜述略》）。因此奠定了北京古都区以青灰色和木原色为主，烘托金黄琉璃瓦的皇宫及绿、蓝琉璃瓦的王府、坛庙的整体色彩风貌。

    北京老城延续明清北京城风貌，应用中国传统色彩体系，使得宏观层面的城市色彩涵盖了全体，五色齐全。北京老城呈中心放射状，沿宫城、皇城、内城、外城，城市色彩由正色而间色，体现等级森严的封建制度。随着城市功能与发展中心的延续和调整，五色体系在北京古都的象征意义也逐步发生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