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古时期，人类一次次走出非洲，播迁于世界各地，最终形成了以世界五大文明为代表的人类古文明。童年时代的人类文明，无一例外都是农业文明，生长在适合农业的地区。

    在欧亚大陆，这些古文明犹如星星点点的绿洲，总是遭受周边游牧部族的威胁。或者因为气候的变化给山地和草原牧民带来灾难，或者出于对文明国家财富的垂涎，在绵亘东西的北方草原上、在公元前二、三千纪——这一特定的时空领域，发生了长达一千多年的民族大迁徙，迁移的民众前赴后继、不绝如缕。

    然而东西流动只是通道，南下侵入文明城邦或国家才是目的。世界五大古老文明，在印欧人的民族大迁徙冲击下，或涅槃重生（如印度与中东），或孤苦伶仃以待新生（如地中海的希腊），或交融互补进而发扬光大（如商周时期的中华文明）。

    人类的诞生与文明的起源

    人类的历史已经进入公元后第三个千年的第三个十年。

    追根溯源，人类的先祖大约在二百五十万年前出现在我们这个星球上；而这一划时代的事件本身又是大自然亿万斯年生物进化的结果。

    早期的人类先祖，虽然能够直立行走，但是脑容量还比较小，他们的肢体还带有猿的特征，所以被称为猿人——像猿的人。但是，在两百多万年的漫长进化过程中，大约在距今五十万年或更早时，人类的先祖逐渐发明和掌握了三大生存技能，即石器打击技术、人工取火技术、分节语言能力。虽然他们的生活资源依然来自采集和狩猎，但随着工具的进一步改进，开始将火用于取暖、照明、烧煮食物。到了距今二十五万年前的旧石器晚期，人类进化到了智人的阶段。

    智人阶段的人类有更强的迁徙能力，当他们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走出非洲，并且于五六万年前到达澳洲、三万年前到达亚洲、一万多年前到达美洲，已经属于现代人类了。为了适应各地不同的地理环境，人类逐渐形成了肤色和体型不同的黑人、白人以及黄种人。

    现代人的生存力大大增强，他们躲过了第四季冰川的劫难，在距今约一万五千年左右，进入新石器时代。这个时候，威胁人类生命的凶猛动物大大减少，人们的经济活动也有了新的变化。尤其是距今一万二千年至一万年前的全新世的到来，地球的气候逐渐转暖，更加适合于农作物的生长，于是，采集逐渐发展成农耕，狩猎也演进为畜牧业, 这些变化被称之为农业革命。到了距今六千年左右地球进入全新世大暖期的盛期，气候和环境更加有利于农业生产的发展。也就是这个时候，文明之花首先在适合于农耕的两河流域、埃及尼罗河流域、南亚印度河恒河流域，以及东亚黄河流域绽放。人类文明进入了茁壮成长的童年时代。

    农业革命是人类古文明诞生的前提，如：西亚是小麦、大麦的故乡，其种植发生在九千年前；东亚则有粟、黍、水稻、蚕桑，中国北方黄河流域的粟米、南方长江流域的水稻栽培，距今都有上万年的历史；美洲在公元前七千年就培育了土豆、玉米、红薯等。总体来看，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都是在温暖湿润适合农耕的河流附近诞生的，其形成的时代至少在距今八千年到五千年之间。

    苏美尔文明最早在两河流域诞生，楔形文字、完整的城市排水系统、汉谟拉比法典等使得巴比伦文明熠熠生辉。而两河流域的文明史，从形式上看，就表现为来自北方的印欧人和来自南方的闪米特人争相抢夺这块肥沃的农业资源的历史。

    与苏美尔文明同时或稍后，尼罗河流域诞生了埃及文明，金字塔、象形文字、发达的王朝管理系统等是其璀璨成果。在上古巴比伦和埃及文明世界的边缘地带，有南亚的印度和南欧的希腊。印度河流域的本土文明哈拉本文化（早于公元前二千年）、希腊爱琴海周边的米诺斯文明（约前二八五〇年-前一四五〇年），在与中东上古文化的相互交流和互鉴中，产生了变异与创新，逐渐成长为新颖别致的新文明形态。

    在遥远的中国，则诞生了伟大的华夏文明。2019年，良渚文化（距今约5300-4300）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中华文明具有五千年历史已成为国际公认的事实。

    到距今约四千三百年前的石峁文化时期，应该说进入了《史记》中的“五帝”时代——司马迁记录的五帝，构建起华夏文化的血缘谱系，夏商周三代乃至春秋战国的各个诸侯国，都自称黄帝的子孙后裔。而黄河流域半坡仰韶文化、辽河地区红山文化、长江流域凌家滩文化等，也体现出中华各地域文化的原创性特征。现代考古学家用满天星斗、多元一体来形容新石器时代晚期中华文明的宏大格局。

    古印欧人的迁徙与文明的汇流

    世界五大古文明在随后的历史长河中命运多舛，重要原因就在于，这些文明的周边始终环绕着对农耕文明虎视眈眈的众多游牧民族。

    公元前二、三千纪，欧亚大陆的东、西方古文明，在蛮族迁徙的推动下出现过一次大的交流。从东部蒙古高原逾阿尔泰山脉、准噶尔盆地进入中亚北部哈萨克草原，再经里海北岸与黑海北岸到达多瑙河流域，这条由草原铺就的绿色通道，就是当时欧亚文明交流的大舞台。野蛮人的民族大迁徙带来了冲击，也带来了新的变化，各个文明之间互相汲取、互相融合，战争与和平交替更迭，文明也在互动中成长。

    在这个舞台上活跃着的游牧民族，从语言上划分，有汉藏语系的羌人（即后来的吐蕃人），有阿尔泰语系的蒙古人，还有印欧语系的印欧人。厘清这些不同语言的游牧民族的族属、辨别其留下的历史遗痕，是不同时代的学者都致力研究的问题。然而直到今天，人们从语言学、考古学、遗传分子生物学、历史文献学上进行的多方面探讨，也尚未达成完全一致的意见。

    以印欧人为例。印欧语系十分庞大，大体被分为印度-伊朗语支、日耳曼语支、罗曼语支、斯拉夫语支等等，其中印度伊朗语支又可以分为印度-雅利安语支和东伊朗语支。希罗多德陛下的塞人（印欧人的一支）讲东伊朗语，吐火罗语也属于印欧语系，但与塞人的东伊朗语支不同。

    最早的印欧人是谁？他们从哪里来？

    目前学术界占统治地位的观点有两种：一种认为他们来自高加索地区，另一种则认为来自近东地区。也有人认为两种观点或许没有绝对的区别，因为近东的印欧人也许最早曾经在里海与黑海以北的草原上生存过。（参见徐文堪《吐火罗人起源研究》）

西元六世纪塔里木壁画穿波斯装的吐火罗人士兵

    问题的焦点集中在所谓“吐火罗人”及其前身“原吐火罗人”身上。“原吐火罗人”，即迁徙到中亚腹地之前说吐火罗语的印欧人。

    作为古印欧人的一支，他们最早出现在苏美尔楔形文字里面，叫古提人。古提人是赫梯人的近亲，后者曾在安纳托里亚（今土耳其境内）建立强大的赫梯王国。这里曾是人类最早的冶金中心之一，其代表性文明成果是高超的青铜器和铁器工艺。早在公元前二十一世纪，古提人就活跃在近东，也许他们曾经从南俄草原攻入巴比伦，也许他们本来就是近东的原住民——古巴比伦国王汉谟拉比大帝曾惊异于其语言怪异。离开巴比伦后的吐火罗人经过长途迁徙，来到了亚洲腹地——中国新疆的塔里木盆地的绿洲地区，甚至游牧于敦煌祁连山（此祁连山当即天山）之间。

    中国史书称其为大月氏人。

    公元前十八世纪以及随后几个世纪中，大约在中国的夏商时代，印欧人的民族大迁徙所导致的蛮族扩张，使得东西方文明之间产生了交流与互动。导致这一民族大迁徙的原因，也许与气候变化有关，夏商时代地球经历了一次小冰期，使得北方游牧民族的草场经济恶劣，过去本是农耕为主的长城地带的戎狄部落（戎狄非胡）也纷纷南下；也许与南方农耕民族内部腐朽带来了北方民族的可乘之机有关，或许兼而有之。

    本土文明的生长，加上包括印欧人在内的民族大迁徙带来的外来刺激，促进了欧亚大陆古代文明的发展与变奏，其结果比较复杂：有的因之而泯灭，有的因之而异化，有的因之而提升。受到这些影响的有中国文明、印度文明、中东文明和欧洲文明。最早的东西方文明互动，就部分发轫于印欧人特别是吐火罗人的民族大迁徙。

    印欧人拖家带口，坐着当时最先进的兵车（战车）兵分数路，一支侵入南欧的希腊，一支侵入两河流域，还有一支向东南地区侵入印度，另外一支经中亚地区迁徙到中国北方。这样的迁徙并不是一朝一夕完成的，而是在长达千年的时间内逐渐分批完成的。到公元前500年，从印度河流域到不列颠岛，整个西欧亚大陆都被带入青铜与铁器时代。

    其中，向希腊方向迁徙的古印欧人覆灭了米诺斯文明的继承者迈锡尼文明，使希腊在公元前一千二百年到公元前八百年进入了所谓“黑暗时期”，直到荷马史诗时代，希腊进入奴隶制城邦国家。两河流域依然保留着文明的延续，因为进入这个地区的蛮人是“半文明人”，他们灭亡了先前的政权，但是仍然继承了其文明与制度。公元前一千五百年陆续进入南亚的印欧人自称雅利安人，原本的印度土著文化哈拉本文明步入衰亡，新入者带来了吠陀文化，最早的文本叫《梨俱吠陀》，他们将原住民贬斥为低等种姓，李代桃僵地创造了新印度文明。

    中国的情况则与此皆不同。中国境内产生过数以万计的区域性新石器文化，经过夏、商、周统一为以黄河中下游地区为核心的华夏文化共同体。商代建立之前，先民的迁移就非常频繁，此后商代在政权巩固和领土扩张的过程中，经常同西北方向的戎狄部落发生战争，促使他们向更北方向迁徙。学者们从出土文物和墓葬遗骸中发现，敦煌以东至于河西走廊上主要是羌人活跃之地，敦煌以西到塔里木盆地是月氏人游牧地，阿尔泰山地域则是塞种人游牧地。因此，中国北部边境的诸多古代民族长期在草原和绿洲一带活动，共同构成了草原之路和绿洲之路文明交流的媒介。

    殷墟卜辞中经常提到“鬼方”“羌方”，表明商朝在高宗武丁时期，曾持续地与西北游牧民族羌方、鬼方进行战争。《周易·既济》卦九三有爻辞云：“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 （《后汉书·西羌传》作“征西戎鬼方。”）《未济》卦九四：“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赏于大国。”大约在公元前十三世纪，商高宗武丁发动大规模的讨伐鬼方的战争，历时三年，始获成功。武丁的妻子妇好也曾率领超过一万人的武装击败羌方，这是商朝甲骨文记载的最大规模的战争。“辛巳卜，登妇好三千，登旅万，呼伐羌。”商朝的西部边境于是得以安宁。

    羌方大约在陕甘乃至河西地区，鬼方则在西北部草原，有可能是西进中的印欧人。羌方既然活跃在陕西甘肃西部地区，与月氏人为邻，在文化上难免互相影响。有证据表明，中文的“蜜”字，其发音就来自于印欧语；天山也叫做祁连山，唐代翻译作祁罗漫山、折罗漫山、初罗漫山。其实，就是指天山，而这个天山的译音就来自于火祆教。或者是吐火罗语Klyomant(神圣的)的译音。

    考古发现也证明了草原丝绸之路上的中西文化往来。比如欧亚草原东部的塞伊玛—图尔宾诺文化（前二千二百年到公元前一千八百年）青铜銎斧和倒勾铜矛在中国的出现。该文化崛起于阿尔泰山，随即在欧亚草原扩散，特别是在南西伯利亚地区广泛传播，西经乌拉尔山，直迄乌克兰草原，并大举南下中国西北边陲乃至黄河中下游的华夏文明核心区域。中国境内发现的塞伊玛-图尔宾诺文化青铜器有倒钩青铜刀、弧背刀、空銎斧等，分别在青海、陕西、山西、河南等地。其中倒钩铜矛在中国境内发现有十件之多。

    它们被考古学家分为A、B、C三个类型，大体说来，A型I式相当于陶寺文化时期（公元前二千二百年至前二千年），是从塞伊玛－图尔宾诺文化传入的舶来品。对照一下同时期的中国境内甘青地区和中原内地两处青铜类型，可以明显发现，塞伊玛－图尔宾诺文化的A型青铜器的水准要高出很多。至于B型II式青铜器则相当于夏文化时期（公元前一千九百到前一千八百年），C型相当于殷墟时期（公元前一千三百年到前一千一百年）。这两类青铜倒钩矛形制上明显受到塞伊玛－图尔宾诺文化的影响，但是却是在中原地区制造的。换句话说，夏文化时期以及殷墟时期，中国青铜文化已经足以消化吸收外来青铜工艺水平。（参见林梅村主编《塞伊玛-图尔宾诺文化与史前丝绸之路》）

    总之，商朝与包括塞种人、吐火罗人在内使用战车作战的印欧民族有过接触、有过冲突，但是，与南欧的希腊、南亚的印度和西亚地区的遭遇不同，中国人击败了印欧人的入侵，同时又吸取了其文化与文明。一九七六年,甘肃灵台白草坡发掘了一座西周墓，出土三百多件青铜器，揭开了一个地下青铜王国，有虎形钺、象首铜器、镂空带鞘短剑，特别是其中的一件青铜兵器,被称为“人头戟”，发掘报告称之为“人头鉴钩戟”。戟上的人头像，长颅、深目、高鼻、窄面、薄唇，头戴护耳尖帽，是具有白种人体质特征的游牧民，有研究者推测是鬼方首领的头像。

    《诗经·商颂·长发》有言：“相土烈烈，海外有截。”帝相是商朝始祖契的孙子，据说他曾经驯服野马为战马。安阳殷墟里的马车形制以及青铜器风格与西亚以及卡拉苏克文明十分相似。相土的年代当在公元前二千年，比武丁又要早近七百年。武丁时期的战车马已经非常成熟，而相土可能是商部族最早驯服马、引进马的人。

    华夏边地与文明的边疆

    夏商周时代中原王朝控制的地区还很有限。新疆地区、四川平原等属于华夏文化的边地。

    新疆地区的地貌特征有三山两盆地之说：三山是北边的阿尔泰山、中间的天山、南边的昆仑山，两盆地是阿尔泰山与天山之间的准噶尔盆地、天山与昆仑山之间是塔里木盆地。吐火罗人迁徙到塔里木盆地，组成了许多城邦，《汉书·西域传》所谓三十六国是也。

    现代学者认为吐火罗语有焉耆语、龟兹语、佉卢语（发现于尼雅，即古楼兰），甚至月氏语也是方言的一种。

    从考古学的调查来看，约在公元前三千纪后半叶，新疆北部最早的史前遗存便与西南西伯利亚的原始文化相关，来自南西伯利亚的部分高加索人族群——即吐火罗人，进入塔里木河流域。公元前二千纪的前半叶，在阿勒泰、伊犁河谷、乌鲁木齐周围、焉耆盆地、塔里木河流域、塔什库尔干等地，广泛发现了安德罗诺沃文化的遗址和遗物，其分布范围遍及新疆的中西部地区，并在新疆中部一带与东来的文化因素发生交互。到公元前十二至前十三世纪，南西伯利亚的卡拉苏克文化兴起，持续对新疆地区施加文化影响。

    这一趋势一直持续到公元前七至前八世纪的塔加尔文化阶段。但随着新疆境内本土文化的成长壮大，来自北部的文化影响渐次式微。

    与甘肃地区主要是羌人的活动地盘不同，新疆地区的古墓葬中不乏印欧人的遗骸。一九七九年,新疆楼兰遗址附近的古墓沟墓地的四十二座墓葬中，墓中的人头骨具有北欧白种人体质特征——时代距今三千四百年左右，大约在商周时期。楼兰位于塔里木盆地，这里是昆仑玉的出产地。一九七六年在河南安阳殷墟墓葬中出土了数以千计的文物，其中七百五十余件玉雕都是产自新疆和田玉。

    这种情况也发生在四川平原。三星堆的两个坑中出土了大量的青铜器，其中的青铜雕像和金属权杖便是文明交流的见证。一方面，一号坑出土的以青铜人像为主的器物群表现的是祖先崇拜的信仰；另一方面，二号坑出土的以太阳形器、神树、眼形器、鸟等为主的器物群表现的则是太阳崇拜。

    这是王权和神权并存的反映。这一信仰特点也明显出现在稍后的金沙遗址中，而有异于商周文明。三星堆文化的青铜合金术,无论其选料、配比、熔炼技术还是合金类别的用途,都自成体系,与华北商文化有相当区别。

三星堆博物馆中的青铜人头像

    此外，三星堆代表性文物之一的金属权杖，其杖首是青铜龙头；二号坑所出的大型青铜立人,其衣饰的主体部分是龙纹。这些迹象又显示出三星堆文化与华夏文化的渊源关系。龙在中原新石器文化遗址中多有出现，红山文化、凌家滩文化、良渚文化等都有龙形玉器。但权杖本身却不是中原文物的特征。在中国西北甚至辽西的赤峰，也曾发现权杖之类的文物，但研究者一般认为这是出自西方的影响（李水城《赤峰及周边地区考古所见权杖头及潜在意义源》）。三星堆的权杖不排除有西亚、埃及文化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