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曾在原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李达上将办公室工作，目睹耳闻过这位老将军如何对待工作、对待生活、对待同志、对待自己……

    不计名分只重工作

    李达是一个埋头苦干，不计名份只重工作的人。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他本已担任红二方面军参谋长、援西军参谋长职务。但援西军和陕北红军一部改编为八路军一二九师后，他最初仅任师部参谋处长，而首任参谋长并未到职。李达实际上是以参谋处长的身份做着参谋长的工作。直到1938年12月，李达才被任命为参谋长。在这一年多时间里，他没有任何情绪上的波动，1943年9月，一二九师刘伯承师长赴延安后，李达兼任太行军区司令员。在将近两年的时间里，他指挥部队取得了诸多战役战斗的胜利。

    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中共中央决定成立晋冀鲁豫军区，李达二话没说，回到军区参谋长的岗位上。1950年2月，西南军区成立，李达担任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

    1953年4月，中央军委将他调往朝鲜，担任志愿军参谋长，他又是二话没说，马上赶赴朝鲜履任。1958年5月，李达在“反教条主义运动”中，受到错误的批判，被免去国防部副部长、训练总监部副部长职务，仅保留上将军衔，调到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担任副主任兼国防体育协会主任。李达把个人的委屈荣辱放在一边，一到国家体委就全力以赴工作。

1960年，李达（右一）陪同英国陆军元帅蒙哥马利（右五）参观革命历史博物馆。

    1980年初，李达由副总参谋长的岗位上退下来，被任命为中央军委顾问。他说：“让我当个总参顾问就行了，我一样能给军委和总参当参谋。

    “别忘了太行山”

    1950年2月，李达担任了西南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不久，刘伯承创办的南京军事学院在西南军区招收学员，十五军的一批干部，包括军长秦基伟在内，都被招收了。临动身前，李达在重庆会见了十五军赴南京学习的同志们，勉励大家努力学习，尽快掌握驾驭现代战争的能力。会见结束后，他宣布请大家吃一顿饭饯行。“不知李副司令员要请咱们吃什么好吃的？”十五军的同志们悄悄议论着。来到饭厅，大家一看摆在桌子上的饭，全乐了，

    原来满桌都是黄澄澄的小米干饭。李达笑着说：“没想到吧？今天请你们吃太行山的‘沁州黄’，希望同志们不论走到哪里，南京也好，北京也好，都别忘了太行山的艰苦日子，别忘了太行山的父老乡亲！”

    十五军是太行军区的老部队，李达的话说到了同志们的心窝里，大家一边品尝香喷喷的小米饭，一边回忆太行山的战斗生活，都倍感亲切。末了，秦基伟军长代表同志们说：“请‘五号’放心，我们一定保持艰苦奋斗的老传统！”“五号”是李达在战争年代的代号，建国后许多老同志、老战友、老部下仍习惯这样称呼李达，因为他们觉得，这个老称呼亲切。

    什么将？芝麻酱

    195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开始实行军衔制。评定军衔时，李达的夫人张乃一有一次问李达：“你能评个啥衔？”李达想了想，回答说：“也可能中将，也可能少将，我为党为人民做的贡献太少了。”

    不久，担任国防部副部长、训练总监部副部长的李达被授予上将军衔。可他却像根本没有这回事一样，从未向家人提起自己的军衔。所以，孩子们都不知道爸爸究竟授了什么军衔。女儿所在学校里的军队干部子弟不少，听同学们谈论谁的父亲是中将，谁的父亲是少将，她便也想问问父亲的军衔。

    一天，女儿问李达：“爸爸，你是什么将？”李达怔了一下，随即笑着回答说：“小孩子打听这干什么？……我是什么将？芝麻酱、黄酱！”

    孩子们过了许久以后才从报纸上知道，父亲的军衔是上将。

    吃饭轶事

    李达终生保持着艰苦奋斗的老红军本色，透过生活中一些似乎不起眼的小事，颇可看出他为人行事的准则。以吃饭为例。李达平时在家吃饭，掉在饭桌上的饭菜也要拣起来吃掉。有一次，警卫员劝他：“这样怕不卫生，别吃了。”他不以为然地“哼”了一声，还是将桌子上的一片菜叶挟进了嘴里。

    李达常常到总参谋部开会，有时候因为会议拖得较长，需要加一点餐，他就吃烤馒头片。管理部门看不过去，提出给他搞点“可口”的，他坚决不同意，说是烤馒头片最可口。每逢下部队或外出开会，李达都叮嘱秘书事先通知接待单位，要求一切从简，不准超过标准。1975年5月，李达前往吉林白城地区观看沈阳军区的打坦克演习。一到白城，他就当面向沈阳军区领导同志讲：要遵守“四菜一汤”的客饭标准。沈阳军区领导同志还是想“表示表示”，就由白城地方政府出面，设宴招待了一次。李达弄清了这里面的奥妙，不留情面地批评了此事。

    李达到大庆油田参观时，恰逢几百名军队和地方干部也来参观，油田领导同志决定用大庆生产的东西宴请前来参观的全体同志。李达不悦地说：“我是来大庆学习干打垒精神的，谁愿吃就请谁吃好了，我不参加。”干打垒即大庆人在大庆创业初期居住的土坯房、地窝子，李达的印象特别深刻。当时的油田领导宋振明解释道：“大庆的干打垒房，已经换成了砖瓦房。砖瓦是自己烧的，鸡、鱼、肉、酒和蔬菜也是自己生产的，请首长放心，干打垒精神并没有丢。”李达认真地说：“自己生产的东西也不能大吃大喝，铺张浪费，要多为国家经济建设积累资金。干打垒精神实质上就是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精神，从大吃大喝中能看到干打垒精神吗？还是按规定的标准吃饭为好。”

    1978年4月，李达赴成都军区检查工作。成都军区的前身是西南军区，李达曾在西南军区任职5年，又多年未回过四川，成都军区领导同志因而决定：一定要热情款待李达，接待任务交给了韦杰副司令员。韦杰抗日战争时期曾任太行军区第五军分区司令员，也早就想好好接待接待老首长。

    可李达却叫随行人员告诉韦杰，一定要坚持“四菜一汤”的标准，一定不能搞特殊。韦杰见没有商量余地，只好按“四菜一汤”的标准办了。可他心里着实过意不去，就想出了一个办法：每顿饭加一个四川风味菜。李达吃饭时见多了一个菜，马上责问道：“不是说过了吗？为什么不按规定办？”韦杰笑着回答：“小平同志不是说过可以加个炒鸡蛋嘛，现在不过是把炒鸡蛋换成了一个菜。”李达正色说：“小平同志是讲过干部下部队加个炒鸡蛋的话，但他讲的是领导干部下部队最多加一个炒鸡蛋。现在，咱们坚持‘四菜一汤’不是更好吗？”

    对子女的“关照”

    李达的子女都经受过一番磨炼。出生在战争年代的，度过了动荡不安的童年和少年；出生在建国后的，“文化大革命”中也曾到干校劳动，有的还遭受过歧视。这一切，李达心里都清楚，他是疼爱子女的，但在疼爱的同时，他对子女的要求也非常严格。他从不肯为子女安排工作、调动、提升等问题动用自己手中的权力。建国初期，李达在老家的大儿子找到李达，想让当了“大官”的父亲给自己找一份工作。李达对儿子说：“我是农民的儿子，也该有个儿子当农民。不要因为我作了官，儿子就不能当农民了。”于是，大儿子又回到农村。上世纪五十年代，李达还送给儿子一辆架子车，鼓励他在老家搞好农业生产。

    李达的大女儿李晖在新疆军区（一度改称乌鲁木齐军区）边防部队工作多年，李达从未向军区领导同志打过招呼，而军区领导同志中，有好几位都是李达在战争年代的老战友或老部下。直到李达到新疆军区检查工作时，秘书把大女儿找来见面，军区领导同志才知道此事。李达曾对乌鲁木齐军区政委谭友林说：“咱们是老关系，孩子在你这里，可不能搞特殊！”时隔近20年，谭友林对李达的话仍记忆犹新，感慨地说：“他这样‘关照’子女，使我很感动。”

    后来，女儿李晖和女婿甘友光调到了乌鲁木齐的军区总医院工作，李达见到他们时还询问了此事：“你们不是在边防工作吗？怎么调到乌鲁木齐来了？”得知女儿女婿是组织上因为工作需要调来的，没有找任何关系，李达才放了心。

    1978年国庆节，李达亲笔写下了一首七言长诗，题为《勉致儿女们》。在这首长诗中，李达追述了自己的苦难身世和革命经历，教诲子女们：“千万不能忘过去”，“切盼奋勉各自强”。

    忧心之事

    1980年1月13日，李达被任命为中央军委顾问，从副总参谋长的岗位上退了下来。1982年，他当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退居二线后，他仍然参加许多通知他出席的会议，经常下部队调查研究，向军委和总参谋部提出一些建议。

    他说：“让我当顾问，我就要当一个名符其实的顾问。”他既为国家、军队建设的新进展感到欣慰，也为一些单位和个别人搞不正之风感到忧心。有一次，他在批阅文件时，忽然停下了笔，仿佛自言自语似的对办公室工作人员说：“眼下这股吃喝送礼、铺张浪费的作风是什么时候开始严重的？怎样才能有效制止呢？”言为心声，他晚年常常思索的，就是这方面的问题。李达总爱提起刘伯承元帅的一段话：“刘帅常常告诫大家，不管你当多大的官，一个口令能让几万人立正。但你要切记，这一点权力是党给的，是人民赋予的。你自己没有什么了不起，你决不能自我膨胀，不能忘乎所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