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前面的话

    “南陈北李，相约建党”，如今已成为耳熟能详的名句。从陈独秀、李大钊分别担任上海及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的负责人以及他们在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中的影响力；从建党之前的理论著述和与共产国际的联系等方面来看，他们被称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是当之无愧的。然而，笔者在翻阅大量史料的基础上，经过深入研究，认为还有两位共产党的先驱也应该在“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之列，他们就是筹备、组织中共“一大”，为中共“一大”胜利召开等诸多方面作出了突出贡献的李达和李汉俊。

    在隆重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之际，大力宣传陈独秀、李大钊以及李达和李汉俊对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所作出的杰出贡献，不仅有助于恢复和发扬我党实事求是的光荣传统，也有助于我们深入学习和研究中共党史，永远铭记为中国共产党的创立所作出杰出贡献的一代伟人们的历史功绩。

    一、陈独秀（1879—1942）

    陈独秀系安徽安庆人，北京大学文科学长。他是中国现代史上一位很有影响的人物。他在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方面都是领军人物。他曾担任中共第一至第五届总书记，在党的建设方面有诸多建树，在组织发展方面也成绩斐然。不容否认，陈独秀在其担任总书记的后期曾犯过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但对其具体原因，要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

    早在1945年4月21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大预备会议上就对陈独秀作了这样的评价：“他是有过功劳的。他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整个运动实际上是他领导的。他与周围一群人，如李大钊同志等，是起了大作用的。我们那个时候学习作白话文，听他说什么文章要加标点符号，这是一大发明。又听他说世界上有马克思主义。我们是他们那一代人的学生。五四运动，替中国共产党准备了干部。那个时候有《新青年》杂志，是陈独秀主编的。被这个杂志和五四运动惊醒起来的人，后头有一部分进了共产党。这些人受陈独秀和他周围一群人的影响很大，可以说是由他们集合起来的，这才成立了党。”“他创造了党，有功劳。”

    新中国成立前，毛泽东又在不同场合多次讲过要正确评价陈独秀。他说：“对陈独秀应该承认他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是有功劳的”。“将来我们修中国历史，要讲一讲他的功劳。”

    1980年，邓小平在谈及对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意见时指出：“林彪、江青是反革命集团。陈独秀，还有瞿秋白同志、李立三同志这三个人，不是搞阴谋诡计的…”

    2013年10月21日，习近平在欧美同学会成立100周年庆祝大会的讲话中指出：“历史不会忘记，陈独秀、李大钊等一批具有留学经历的先进知识分子，同毛泽东同志等革命青年一道，大力宣传并积极促进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创建了中国共产党，使中国革命面貌为之一新”。
综上所述，陈独秀的历史贡献应给予充分肯定。他的主要功绩概括起来有以下几点：

    一）领导新文化运动，为五四运动奠定思想和组织基础

    新文化运动是近代中国的一场深刻思想革命。新文化运动的基本内容是：提倡民主和科学，反对专制和迷信盲从；提倡个性解放，反对封建礼教；提倡新文学，实行文学革命。

    陈独秀对新文化运动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发起并领导了新文化运动；二是全面引领了新文化运动的走向；三是影响和团结了一大批优秀的先进分子，进而发展为五四运动的中坚力量。
陈独秀第一个高举民主、科学两面大旗，抨击儒家伦理道德、旧文学和旧教育，开展白话文运动，倡导文学革命。在这场激烈的思想文化斗争中，陈独秀表现得十分勇敢和坚决，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今年上半年在中央电视台一频道上热播的电视剧《觉醒年代》，就形象地刻画了陈独秀在新文化运动中的领衔作用。

    以《新青年》出版为标志兴起的新文化运动，形成一场前所未有的思想启蒙运动和空前深刻的思想解放运动，有力地打击和动摇了长期以来封建思想的统治地位。作为中国近现代史上影响最大的刊物，《新青年》唤醒、教育、引导了整整一代人。深受《新青年》影响的年轻人，有不少后来成为中国革命事业的中坚骨干。比陈独秀小14岁的毛泽东，当时正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后来他对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这样谈到《新青年》：“我在师范学校学习的时候，就开始读这个杂志了。我非常钦佩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他们代替了已经被我抛弃的梁启超和康有为，一时成了我的楷模。”

    二）亲自参与和领导五四运动，成为五四运动的“总司令”

    五四运动是中国近代以来，最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主义运动。中国人民对帝国主义列强、对封建军阀政府毫不妥协，为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利益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陈独秀以各种方式发动并参与五四运动的整个过程，推动五四运动走向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道路。同许多爱国青年一样，陈独秀从巴黎和会的结果逐渐看清了帝国主义的真实面目，使他从以前对帝国主义的幻想中醒悟过来，认识到依靠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实现中国人民的幸福是一件不现实的事情。在巴黎和会的结果传入中国之后，陈独秀便在《每周评论》上写了号召人民“直接解决”的评论：“巴黎的和会，各国都重在本国的利益，什么公理，什么永久和平，什么威尔逊总统十四条宣言，都成了一文不值的空话。”“我看这两个分赃会议（即巴黎和会及国内正在上海召开的南北和会）与世界永久和平，人类的真正幸福，隔得不止十万八千里，非全世界的人民起来直接解决不可。”这样，不仅让人们对巴黎和会不再抱有任何幻想，而且动员人民直接起来把矛头指向帝国主义和腐败的对日外交的政府。陈独秀一针见血地指出，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这些腐败官员只是被帝国主义和当权者利用的机器。最根本的是北洋军阀政府与帝国主义沆瀣一气，出卖本国利益换取自己的私利，从而放纵帝国主义胡作非为。

    在整个运动中，陈独秀始终保持着清醒的头脑，从巴黎外交失败这一现象想到了我们中国的存亡问题，并呼吁人们起来直接进行民族自卫。

    从5月4日至6月上旬，陈独秀利用《新青年》和《每周评论》这两个主阵地，密集撰写文章，言语激烈，支持学生的抗议斗争，及时总结运动情况和经验，指导运动的发展。仅在《每周评论》上刊载的各类文章和短评就超过40篇。经过五四运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主体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呈现新的特征、形态和气象，进入新阶段。

    为此，毛泽东同志后来评价：“五四运动的杰出的历史意义，在于它带着辛亥革命还不曾有的姿态，这就是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国主义和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封建主义。”毛泽东肯定，“陈独秀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

    三）马克思主义的积极传播者

    陈独秀是我国马克思主义的启蒙者，他对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早期传播中的主要贡献有：传播唯物史观，开创将唯物史观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先河；剖析各种社会主义，指明中国应实行苏俄式的社会主义；参与、主导了“问题与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三次争论；在思想方法上，强调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将中国社会性质正确定位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特殊社会形态，为中共制定民主革命战略、策略提供了客观依据和出发点；对中国社会各阶级进行了初步分析，确定了革命的敌我友；主持并参与制定了中国革命分两步走的战略，提出了后来被称之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基本思想和最初元素，从而开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探索历程。

    四）中国共产党最主要的创始人

    1921年春，共产国际委派维金斯基来华，帮助中国成立中国共产党的全国性组织。他先来到北京，会见了李大钊，李大钊安排他参加了一系列座谈会，随后，李大钊向维金斯基介绍了陈独秀在领导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及筹建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中的主导作用，推荐他去上海会见陈独秀。中共“一大”召开时，陈独秀在广东任教育厅厅长，当时因筹一笔款子修建校舍而没有出席会议，但对会议的召开一直是十分关心的。一是指派包惠僧作为他的代表出席会议，二是委托广州共产党早期组织的代表陈公博带来一封信，谈了四点意见，由张国焘在大会开幕那天宣读：“一、党员的发展与教育；二、党的民主集中制的运用；三、党的纪律；四、群众路线。”

    实事求是地说，如果没有陈独秀，就没有中国共产党在1921年的成立。仅仅这一条，他就可以名垂千古。

    五）中国共产党早期主要领导人

    陈独秀作为中共第一至第五届党的总书记，领导这个集体对党的建设和中国革命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例如中共“二大”起草并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以下简称《宣言》）。这一《宣言》是由陈独秀、蔡和森和张国焘组成的起草小组起草的，陈独秀执笔，经大会讨论、修改、通过。中共“二大”相对于中共“一大”来说理论上的大飞跃，便是规定了中国共产党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从而使中国共产党在行动上有了明确的指导方针。《宣言》提出的党的最高纲领是：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无产阶级政党。它的目的是要组织无产阶级，用阶级斗争的手段，建立劳农专政的政治，铲除私有财产制度，渐次达到一个共产主义的社会”。

    党的最低纲领是：

    “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的完全独立，统一中国为真正民主共和国。”

    这最低纲领，亦即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主义革命纲领。

    一个政党的纲领就是它的一面旗帜。提出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表明已经一周岁的中国共产党日渐摆脱了稚气，把革命分为两步走：第一步是民主主义革命；第二步是社会主义革命。

    这是中共“二大”最主要的成果。中共“二大”总共通过了十一种文件。除了《宣言》，比较重要的还有《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决议案》、《中国共产党加入第三国际决议案》和《中国共产党章程》等。

    党的“三大”决定采取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方式实现国共合作，这是当时能够为孙中山和国民党所接受的唯一合作方式。大会解决了革命发展中的这个重要问题，就能够在孙中山这面颇有号召力的革命旗帜下，通过国共两党的共同努力，广泛发动群众，发展和壮大革命力量，加速民主革命的进程。这既有利于国民党的改造，使国民党获得新生；又有利于共产党走上更广阔的政治舞台，得到锻炼和发展，这个问题的解决，是党的“三大”的重大历史功绩。

    党的“四大”在党的历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和工农联盟问题。

    陈独秀还领导了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运动，党的队伍也从50多人迅速发展到6万多人，为后来中国革命的发展奠定了一个重要的基础，其功劳是不容抹杀的。

    陈独秀一生一心为公，光明磊落，丝毫不搞阴谋诡计，即使在艰苦困顿的晚年，他也不接受敌人的馈赠，表现出一个革命者的刚强骨气和高尚人格。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他一生毫不妥协，坚决地揭露和批判旧制度、旧思想、旧文化和种种社会弊端，代表了社会良知，为后人作出了杰出的表率。

    陈独秀后期所犯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也不能全归咎于他，其中有共产国际的因素，有党尚处于初创时期的原因等等。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一文中，将“幼年性”作为发生陈独秀错误的原因。他指出：“这时期的党终究还是幼年的党，是在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三个基本问题上都没有经验的党，是对中国的历史状况和社会状况，中国革命的特点、中国革命的规律都懂得不多的党。”

    陈独秀本人曾深陷囹圄多年，但立场坚定，不曾叛党，是个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家。1919年6月8日，陈独秀以“只眼”的笔名在《每周评论》上发表了《研究室与监狱》一文。该文虽不足百字，但通俗明白，思想深刻，文字犀利，振聋发聩。陈的全文为：“世界文明发源地有二：一是科学研究室，一是监狱。我们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这才是人生最高尚优美的生活。从这两处发生的文明，才是真文明，才是有生命价值的文明。”

    陈独秀的两个儿子陈延年和陈乔年（同为中共五届中央委员，陈延年任五届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也都具有坚定的革命信仰和独立的人格，都为革命而壮烈牺牲。

    陈独秀的主要著作收入《独秀文存》、《陈独秀文章选编》等。陈独秀于1942年5月27日在四川江津病逝。

    二、李大钊（1889—1927）

    李大钊系河北乐亭人，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兼图书馆主任，《新青年》杂志编辑。

    李大钊是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他与陈独秀一起，为推动全国性政党的建立作出了突出的贡献。他在推动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农民运动、军事工作、统一战线、培养干部以及开展少数民族工作等方面都作出了杰出的成绩，1927年慷慨就义于张作霖的绞刑架。

    王沪宁同志2019年10月27日在纪念李大钊同志诞辰13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出：“李大钊同志一生的奋斗历程，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历史紧密相连，同中国共产党创建的历史紧密相连，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历史紧密相连。”

    李大钊在中国共产党的创建等方面的主要贡献有以下几点：

    一）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热情传播马克思主义，为党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思想理论基础

    十月革命后，李大钊备受鼓舞，连续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新纪元》等文章和演讲，热情讴歌十月革命。他确信中国人民接受马克思主义，走社会主义道路是历史的必然。因为马克思主义是“世界改造原理的学说”，是“拯救中国的救星”。他敏锐认识到这场革命将对20世纪世界历史进程产生划时代的影响，满怀信心地预言：“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1919年五四运动后，他更加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在《新青年》上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在这篇文章中，李大钊系统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即：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在当时思想界产生重大影响。同时，他还发表了《阶级竞争与互助》等文章，再次强调了人民群众在历史和社会中的作用。这些文章的发表标志着李大钊成为了一个彻底的马克思主义者。

    五四运动之后，文化界的阵营发生了变化，分歧主要在于以什么样的主义作为指导思想，才能领导中国走出困境。以胡适为首的知识分子主张以改良的方式完成对中国的改造。他们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观念，认为中国不存在阶级问题。胡适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详细阐明了他的观点。李大钊看到他的文章之后，针对分歧，发表了《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明确强调：“我是喜欢布尔什维主义的”。李大钊指出，要解决中国的问题，不能只靠研究实际问题，同样需要研究理论，二者缺一不可。随后，胡适与李大钊展开了一场关于“问题”与“主义”的论战，通过论战的形式，李大钊进一步扩大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影响，使更多的人了解到马克思主义。此外，李大钊还发表文章，批驳了各种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潮，论证马克思主义符合中国需要的深刻道理。在北洋军阀反动统治的艰难环境中，李大钊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准备了思想条件。

    二）“南陈北李，相约建党”，为推动全国性政党的建立作出了重要贡献

    “北李南陈，两颗星辰，漫漫长夜，吾辈仰承。”这是在五四时期流行的一首小诗，诗中强烈地表达了对“北李南陈”的敬仰和爱戴。其中“北李”指的是李大钊，“南陈”指的是陈独秀。

    李大钊与陈独秀有着迥异的性格，陈独秀性格倔强，做事干脆果断，才思敏锐，言辞犀利，常常有惊世之语。李大钊则性情温和，做事沉稳，深思熟虑，写文章具有很强的逻辑性。但这些差异并不影响他们之间的交往和友谊。

    1920年1月29日，陈独秀应汪精卫、章士钊邀请，由北京去上海为西南军政府筹办西南大学。事成之后，他赶往武汉讲学。他的演讲大多是抨击北洋军阀政府的内容，在武汉引起轰动，报纸上连日刊登报道，这引起湖北当局的注意，命令陈独秀马上离开武汉。2月8日晚，陈独秀由武汉返回北京。当时，警察已在其住处布控。李大钊认为陈独秀总受到警察的监视骚扰，长久下去肯定不是办法。为了帮助陈独秀避免遭到迫害，他决定亲自护送陈独秀离开北京。他们设计了离京路线，决定先到天津。然后，陈独秀再由天津去上海。据李、陈二人的朋友高一涵回忆，当时正值北京一带生意人往各地收帐之际，李大钊找了几本帐薄，装扮成账房先生；陈独秀找了一顶毡帽、一件棉背心，装扮成老板。两人雇用了一辆骡车，佯装收帐的样子，从朝阳门离京南下。由于李大钊是河北乐亭人，讲的是北方话，沿途一切交涉，都由李大钊出面办理，不让陈独秀张口，以免露出南方口音。就这样，二人顺利到达天津，陈独秀立即购买外国船票，坐船前往上海。从北京到天津的路上，二人谈话的详细内容旁人已难以知晓，但诸多的记述都表明，李大钊在护送陈独秀的路途中，两人探讨了救国救民的方法，并商谈了组织建党的事。后来，二人又多次通过书信交流建党之事。由此，就有了“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佳话。正如当时一首嵌名诗所说：“北大红楼两巨人，纷传北李与南陈。孤松独秀如椽笔，日月双星照古今。”

    1920年3月，李大钊在北京大学发起组织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同年秋，他领导建立北京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和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并积极推动建立全国范围的共产党组织。1921年3月，李大钊撰文号召全国的共产主义者“急急组织一个团体”，这个团体是“平民的劳动家的政党”，要担负起“中国彻底的大改革”的责任。

    1920年5月，陈独秀在上海发起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这一时间比李大钊在北京组织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时间晚了两个月，然而，陈独秀发起成立上海的共产党的早期组织是在1920年8月，比李大钊在1920年10月发起成立的北京共产党的早期组织也早了两个月。

    除了担任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的书记之外，在建党实践方面，从北京、天津、河北、山西、直至我国东三省到西北的陕甘，从内蒙古到山东、河南的各省区，从大城市到中小城市乃至许多县份的农村，几乎半个中国的党组织，最初都是在李大钊的领导或直接影响下建立起来的。

    围绕着是用“社会党”还是用“共产党”命名的问题，中共“一大”召开之前，陈独秀慎重地征求李大钊的意见，李大钊主张定名为“共产党”，陈独秀表示完全同意。当然，据考证，最早明确提出在中国要组织“共产党”的是蔡和森（1920年8月13日蔡和森在给毛泽东的信中有表述）。

    三）党成立后革命运动的重要领导者，在诸多方面均有杰出建树

    李大钊虽与陈独秀相约建党，但他并没有因在中共“一大”上未被选入中央局而有怨言。“一大”结束后，李大钊受党中央的委派指导北方地区党的工作，并担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区分部主任，在党的三大、四大上均当选为中央委员。他在以下方面均有杰出建树：

    1、积极践行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

    当李大钊还是个民主主义者的时候，他就认识到国情的重要，强调结合国情，不能“置吾国情于不顾”，主张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怎样应用于中国今日的政治经济情形。”早在1919年初，他就提出“知识阶级与劳工阶级打成一气”的口号，主张知识青年要与工农相结合，五四运动则开辟了这条光辉的道路。他注重提高工人阶级的觉悟，他采取办工人补习学校，成立工人俱乐部、组织工会，到工人中演讲等方式，用马克思主义武装工人阶级的头脑，开展工人运动。

    2、很早就重视农民问题，领导成立北方农民协会，开展了北方农民运动

    李大钊重视农民，号召革命者到农村去，为此，“历史上久久待决的农民问题，当能谋一解决。”1925年底他发表的《土地与农民》是他著名论著。他指出：“中国的浩大的农民群众，如果能够组织起来，参加国民革命，中国国民革命的成功就不远了。”

    经李大钊批准，1923年8月，弓仲韬、弓凤洲、弓成山三人组建了中共安平县台城特支，弓仲韬任书记，受中共北京区委直接领导。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农村党支部，支部设在弓仲韬家里。全国“第一个农村党支部”的建立，在中国革命史和中国建党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

    3、十分重视军事工作，是我党最早作军事工作的领导人

    李大钊强调我们党要抓军队、学军事、作军事工作。1925年前后，他亲自作了争取冯玉祥、胡景翼、孙岳等国民军的工作，在国民军中扩大革命影响，建立和开展政治工作，发展共产党组织，争取国民军参加国民革命，也有力地策应了北伐战争。他对郭松龄以至吴佩孚、阎锡山等人都做过许多工作，对革命力量的发展和北伐战争的胜利起到积极作用。

    4、是实现1924年第一次国共合作，建立国民革命联合统一战线的倡导者和实践者

    对于马林，李大钊十分尊重。最初，当马林提出国共合作时，李大钊也曾想不通。但是他仔细倾听了马林的见解，虚心接受。他认识到，欲要完成中国革命，必须建立统一战线。他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多次会晤孙中山，深得孙中山的信赖，并由孙中山亲自作为介绍人，加入了国民党。他与国民党左派领导人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在国民党“一大”上，他与共产党人于树德一起，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毛泽东、张国焘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李大钊与孙中山携手并进，为国共合作打开了良好的局面。1922年至1924年，他受党的委托，奔走于北京、上海、广州之间，帮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他可以称之为中国共产党统战工作的鼻祖，而且做得非常出色。

    5、为中国革命培养了大批干部，支援南方革命，开展了北方革命运动

    李大钊是毛泽东、张太雷、周恩来等青年才俊的革命引路人和导师。

    李大钊积极动员国共两党的党员和有志青年报考黄埔军校，他为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张家口西北军干部学校、莫斯科中山大学、东方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列宁军事学院等处输送了大批学员。我党第一所党校也是在李大钊领导下创建的。总之，他通过建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办学校、投身工农革命运动等形式，培养和锻炼了一批适应革命需要的骨干和领袖。

    6、重视开展少数民族工作

    1923年秋，李大钊和邓中夏来到北京国立蒙藏学校开展革命工作，发展党员，建立党组织。1924年，乌兰夫、奎壁、吉雅泰等一批青年学生在此入党，成为第一批蒙古族共产党员，在此建立了蒙古族第一个党支部，为推动内蒙古革命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1926年6月，李大钊作为中国共产党首席代表，赴苏联出席了共产国际“五大”。

    四）从容而悲壮地就义

    在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中，李大钊牺牲得是最为悲壮的。

    1927年，中国共产党面临着1921年正式成立以来最严重的威胁。蒋介石尚未挥起屠刀，北洋军阀的“安国军总司令”张作霖就先在北京下手了。4月6日，“安国军”突然包围了苏联驻华大使馆，冲入旧俄兵营内，疯狂逮捕了李大钊等中国共产党党员。北京《晨报》描述，李大钊“着灰布棉袍，青布马褂，俨然一共产党领袖之气概”，在受审时“态度极从容，毫不惊慌”。

    沉重的消息，终于出现在1927年4月29日《晨报》上：

    “军法会审于昨日上午11时在警察厅南院总监大客厅正式开庭…首登绞刑台者，为李大钊。闻李神色不变，从容就死。”

    李大钊在就义前，曾慷慨激昂地演说：“不能因为你们绞死了我，就绞死了共产主义！我们已经培养了很多同志，如同红花的种子，撒遍各地！我们深信，共产主义在世界、在中国必然要得到光荣的胜利！”

    他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

    李大钊被军阀们定为“罪魁祸首”。丧心病狂的刽子手对李大钊施行绞刑时，故意延长他痛苦的时间，用了40分钟，而别人只用了20分钟，李大钊磊落、刚毅而死，没有半点的动摇和犹豫。殉难之际，年仅38岁。

    李大钊是中国共产主义的先驱，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他不仅是我党早期卓越的领导人，而且是“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学识渊博、勇于开拓的著名学者，在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和民族解放事业中，占有崇高的历史地位。 

    李大钊之死，是中国共产党的重大损失。假如李大钊不死，此后不久陈独秀被解除总书记一职，势必会是李大钊成为中国共产党总书记，中国共产党也许不会在1927年之后走了那么多“左”的弯路了。

    三、李达（1890----1966）

    李达号鹤鸣，湖南省永州市零陵人 。

    李达是我党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教育家，他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深刻阐述了什么叫社会主义，翻译出版了涵盖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的《唯物史观解说》、《马克思经济学说》、《社会问题总览》等书籍，并主编了《共产党》月刊；作为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的代理书记，他是中共“一大”的主要筹备者、组织者，并在“一大”上当选为中央局成员，为党初创时期的宣传工作作出了开拓性的贡献；1923年脱党后仍坚持宣传马克思主义。

    一）社会主义及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主要传播者之一

    1、较早系统地阐释和传播社会主义及马克思主义理论

    1919年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以广泛传播。李达在马克思主义传播过程中，着重研究和宣传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这不仅因为科学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核心，更关系着中国社会的根本改造和前途问题。早在1919年6月18日、19日，李达即在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上发表了《什么叫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目的》两篇文章。这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李达最早的两篇宣传社会主义的文章。有学者认为这是李达从爱国主义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标志。在文章中，李达简要说明了社会主义的内涵和目的，指出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区别，非常清晰明了，这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同时李达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性质，是革命的，是非妥协的，是国际的，是主张劳动专政的”；“马克思社会主义是科学的，其重要原则有五：一、唯物史观；二、资本集中说；三、资本主义崩坏说；四、剩余价值说；五、阶级斗争说。”他的这种精辟概括，从根本原理上传播了科学社会主义。

    6月19日，李达在《社会主义的目的》一文中指出：“社会主义有两面最鲜明的旗帜，一面是救济经济上的不平等，一面是恢复人类真正的平等状态。”

    在日本留学期间，从1918年秋到1920年夏，李达以艰苦的劳

    动翻译了《唯物史观解说》、《马克思经济学说》、《社会问题总览》。这三部著作包括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1921年5月前后，这三本书由中华书局出版。李大钊创建的北京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等团体曾将这些书列为重要学习文献。这三本书对促进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起了重要的作用。

    此外，李达于1923年发表的《马克思学说与中国》和1926年出版的《现代社会学》则是当时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标志性论著。

    2、坚决同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潮作斗争，曾被毛泽东称赞为“理论界的黑旋风”，“在理论界跟鲁迅是一样的”

    李达在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同时，充分发挥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勇敢地投身到对各种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潮的斗争中，进一步捍卫和宣传了马克思主义。

    二十世纪一二十年代交替之际，中国的思想文化领域出现了以梁启超为首领，张东荪为主将的研究系。这是一个标榜社会主义，而实际上鼓吹资本主义的政治派别。一批共产主义者以《新青年》和《共产党》月刊为主要阵地，与梁启超、张东荪的假社会主义展开了论战，李达是这次论战的主将。他以其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底，先后发表了《张东荪现原形》《社会革命底商榷》等檄文，对张东荪予以迎头痛击。1921年4月，李达发表了《讨论社会主义并质梁任公》一文，这是当时最系统、最有分量、最有代表性的论战文章。该文不仅明确指出这场争论的性质是社会主义与反社会主义之争，而且就几个最根本的问题痛斥了梁启超的谬论，阐明了自身的观点。他首先讲明“社会主义是什么”这个最重要的问题。他说：“社会主义在根本改造经济组织谋社会中最大多数的最大幸福，实行将一切生产机关归为公有，共同生产共同消费。”“要想为中国无产阶级谋幸福而除去一切悲痛，首先就要使他们获得生活必须的资料。”他旗帜鲜明地指出：“资本主义，在今日的中国并不是振救失业贫民的方策。”

    新中国成立之后，毛泽东曾当面称赞李达：“你从五四时期，直到全国解放，都是理论界的‘黑旋风’。胡适、梁启超、张东荪、江亢虎这些‘大人物’都挨过你的‘板斧’，你在理论界跟鲁迅是一样的。”

    二）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发起者和主要领导人之一

    1920年5月，陈独秀等在上海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为建党作思想和组织上的准备。

    1920年夏，李达怀着“寻找同志干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从东京回到上海。他首先访问了陈独秀，谈起组织社会革命党的事。陈独秀告诉李达，他和李汉俊等正在准备发起组织中国共产党，并邀李达参加，李达欣然同意。

    在共产国际委派的代表维金斯基的指导和帮助下，经过酝酿和准备，在陈独秀的主持下，1920年8月，上海共产党的早期组织在上海法租界老渔阳里2号《新青年》编辑部正式成立，当时取名为“中国共产党”。这是中国的第一个共产党组织，其成员主要是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骨干，陈独秀为书记。成员有李汉俊、李达、陈望道、俞秀松、沈玄庐等。

    1920年12月，陈独秀离开上海去广州，由李汉俊任代理书记至1921年2月。从1921年2月到党的“一大”召开，一直是由李达任代理书记。

    上海共产党的早期组织通过书信、派人指导或直接帮助等各种方式，积极推动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建立。实际上起着中国共产党发起组的作用。

    三）主编《共产党月刊》，介绍革命理论和党的基本知识，推动建党工作开展

    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建立之后，各地的先进分子也陆续在酝酿建党。但依据什么思想和组织原则建党，如何使各地分散的共产党早期组织从思想上统一起来，这是摆在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面前的一个急迫要解决的问题。为了从思想上和组织上统一各地共产党的早期组织，按照列宁建俄共（布）党办《火星报》的经验，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于1920年11月7日，即十月革命三周年纪念日创办了半公开的《共产党》月刊，由李达任主编。该刊的主要任务是介绍革命理论和党的基本知识，推动建党工作的开展。

    陈独秀为《共产党》月刊写的《短言》，相当于发刊词，非常明确地提出“跟着俄国共产党”。“经济改造自然占人类改造之主要地位。吾人生产方法除资本主义及社会主义外，别无他途。资本主义在欧美已经由发达而倾于崩坏了，在中国才开始发达，而它的性质上必然的罪恶也照例扮演出来。代它而起的自然是社会主义的生产方法。俄罗斯正是这种方法的试验场。…”“要想把我们的同胞从奴隶境遇中完全救出，非由生产劳动者全体结合起来，用革命的手段打倒本国外国一切资本阶级，跟着俄国的共产党一同试验新的生产方法不可。…”

    《共产党》创刊号刊登了《俄国共产政府成立三周年纪念》、《俄国共产党的历史》、《俄罗斯的新问题》（即列宁在俄共布“九大“的演说）以及专门介绍列宁的文章。文章的作者们用种种化名：“江春”、“胡炎”，李达也。“P生”即沈雁冰。“汉”那是李汉俊。“CT”，则是施存统。

    《共产党》月刊是中国无产阶级的第一个党刊。在反动统治下办这样一个刊物是极其困难的。一个小亭子间就是“编辑部”，经费没有保证，且随时有被查抄的危险，李达担起了重担。在最艰难的时候，他甚至一个人负责从写稿到发行的全部工作。正如他回忆：“《共产党》月刊是我编的，由编到校对都是一个人”。据统计，《共产党》月刊共发表长短文章131篇，其中李达个人发表的介绍国际共运建党经验的短讯、消息30篇；参与撰写或亲自执笔的带有社论性的《短言》6篇；长篇文章有《社会革命底商榷》、《无政府主义之解剖》2篇；累计长短文共38篇，约占该刊全部文章百分之34。《共产党》月刊最高发行量达5000份，通过各种渠道像飞机播种似的撒向全国，被各地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列为必读刊物。该刊传播了马克思主义的建党学说，进行了党的基本知识的教育，对从思想上统一各地的共产党早期组织，进而为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奠定思想基础，都作出了重大贡献。毛泽东曾赞誉说：《共产党》月刊“颇不愧‘旗帜鲜明’四字。”

    五）中共“一大”召开的主要筹备者和组织者

    1921年6月初，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科尔斯基先后到达上海。作为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代理书记的李达与李汉俊一起很快同他们建立了联系。经过交谈，他们一致认为成立中国共产党的时机已经成熟，应该尽快召开全国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李达和李汉俊立即同当时在广州的陈独秀、在北京的李大钊通过书信进行商议，决定七月中下旬在上海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名额按地区分配，每个地区派两名代表，并不考虑这一地区党员人数的多寡，即上海、北京、武汉、长沙、济南、广州、日本七个地区。至于法国，由于路途遥远，信件往返及代表赶来已经来不及，所以未发邀请信。邀请信由“二李”分头去写，他们二人则是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出席中共“一大”的代表。

    1921年7月中下旬，出席中共“一大”的各地党组织的代表陆续汇聚上海，包括李达和李汉俊共计13人。李达作为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的代理书记，为使这次大会能够在帝国主义和军阀严密控制下的上海顺利举行，殚精竭虑，废寝忘食。他不但参加大会文件的起草等工作，还负责解决代表住宿、会场安排等问题。当大会临近结束，会场突然遭到租界巡捕搜查，致使会议无法在上海举行时，他又和夫人王会悟设法将代表们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的一条画舫上继续开会，保证了大会的圆满闭幕。党的“一大”正式宣告成立了中国共产党，这是近代中国开天辟地的大事件。李达是这个大事件的一位主要策划与组织者，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作出了特殊重要的贡献。

    六）中国共产党初创时期的核心成员，分管宣传工作，对党的宣传工作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

    由于在建党和革命活动中的杰出表现，党的“一大”经过无记名投票，选举由三人组成的第一届中央领导机构中央局时，李达当选为中央局成员，负责宣传方面的工作。

    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李达作为党中央分管宣传的负责人，为党的宣传事业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他主持创办了我党第一个出版机构----人民出版社，组织马克思、列宁著作的出版。在一年多时间里，李达克服种种困难，先后出版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列宁的《劳农会之建设》等著作以及“共产主义丛书”五种。这些著作在党的初创时期，成为许多共产主义者的启蒙读物和教科书。为配合实际斗争的需要，李达还组织上海党组织编写和印发了揭露华盛顿会议、纪念马克思诞辰和卢森堡遇难、声援香港海员大罢工等内容的小册子数万份。

    此外，李达还主办了上海平民女校，该校成为党培养妇女干部的摇篮和党的一个秘密联络点。

    他还热心指导《妇女声》半月刊的创办及编辑出版，使之更好地向广大妇女进行革命宣传。

    1922年7月，李达出席了党的“二大”，会议是在他家召开的。同年，他应毛泽东之邀，前往长沙出任湖南自修大学校长。在湖南自修大学期间，他与毛泽东朝夕相处，共同研讨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问题，结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

    七）离开党组织之后，仍然坚持宣传马克思主义

    1923年秋，李达与陈独秀因在建党和发展党等问题上意见不一致，发生激烈冲突，他也看不惯张国焘爱搞阴谋诡计的伎俩，于是中断了与陈独秀主持的中共中央的联系。新中国成立之后，李达为自己当年未采取正确的处理党内矛盾和分歧的方式而脱党之事深感后悔并屡次检讨。

    以后的20多年中，李达虽然从组织上离开了党，但思想上一直没有脱离马克思主义，他继续投身于党领导的革命事业，一直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宣传教育，坚持为党工作，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和新中国的诞生作出了贡献。

    1927年至1941年，李达先后在上海法政学院、上海暨南大学等校讲授马克思主义哲学、社会学和经济学等，并撰写了《社会学大纲》、《社会进化史》、《经济学大纲》、《货币学概论》4本专著。他撰写的《社会学大纲》曾被毛泽东称为“中国人自己写的第一本马列主义哲学教科书”。这本书毛泽东曾阅读多遍，作了许多眉批，并向延安新哲学会和抗日军政大学的同志们推荐。这本书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有着直接影响。

    著名史学家侯外庐回忆30年代在北平的经历时说：“抗战前，在北平敢于宣讲马克思主义学说者，党内外都有，大家都是很冒风险的。但是就达到的水平和系统性而言，无一人出李达之右。”

    1948年初，在人民解放战争胜利决战中，毛泽东曾三次电示华南局护送李达去解放区，并于1948年11月9日亲笔致函李达，这封信写得很巧妙：“吾兄系本公司发起人之一，现公司生意兴隆，望速前来参与经营。”

    1949年12月，由刘少奇作介绍人，毛泽东、李维汉等同志作历史证明人，经党中央批准，李达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在离开党组织26年后，李达终于回到了他亲自参加创建的中国共产党。

    新中国成立之初，毛泽东的两本哲学著作《实践论》、《矛盾论》先后发表，李达以极大的热情从事了这两论解说的撰写工作。

    李达在实际工作和学术研究、宣传中一贯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他曾经对1957年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进行过抵制，并坚决反对“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左”的错误。上世纪60年代，他对林彪等鼓吹的马克思主义的“顶峰论”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坚决反对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

    新中国成立后，李达先后任湖南大学校长和武汉大学校长等职。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后，李达遭受残酷迫害，于当年8月24日含冤去世。

    1980年11月，中共中央书记处批准中共湖北省委的决定，为李达平反昭雪，恢复党籍。1980年7月至1988年8月，《李达文集》第一至第四卷，由人民出版社陆续出版。1996年9月12日，经中共中央组织部批准，李达的骨灰由武汉九峰山迁至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安放于已故党和国家领导人骨灰的专室。“显示了党中央对这位革命先驱的充分肯定和崇高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