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写《中华龙经》，需要整理生物和人类的进化历程。整理中发现，在地球生物的进化中因为环境条件优越一直遥遥领先的青藏高原，在1500万年前进化出早期猿人拉玛古猿后突然“停滞不前”了，而非洲“南方古猿”在350万年前进化出早期猿人“能人”后，在恶劣的环境中却“突飞猛进”，与拉玛古猿同时在200万年前进化出晚期猿人直立人。从早期猿人进化到晚期猿人，非洲“能人”在恶劣的环境中只用150万年，而拉玛古猿在优越的环境中却用了1300万年，这太不符合逻辑了。青藏高原的环境条件比非洲更适合人类进化发展，而且基础已经比非洲高1000多万年，按道理，由早期猿人“能人”进化到晚期猿人直立人，应该比非洲早1000万多年才对，怎么会同时了呢？

    当看到草根网评论员、武汉某军工研究所黄忠平先生（网名生民无疆），著名学者、国际知名政论家何新先生，民间学者董并生先生，著名律师、独立学者诸玄识先生等人揭露西方人伪造古代希腊罗马历史，伪造埃及文明、希腊文明、苏美尔文明和印度文明，伪造世界历史并否定中国夏代伏羲女娲尧舜禹汤的全部古史，为的是贬中褒西，窃据文明源头；当看到重庆师范大学刘俊男教授提出中华文明起源于湖湘地区，著名法学家、杜钢建教授提出“世界文明起源于大湘西”的说法，中南大学分子人类学专家黄石教授的现代人出东亚路线图后，豁然开朗：原来埃及文明是假造的！“南方古猿”是假造的！非洲“能人”是假造的！人类的发展不是以非洲为中心进行的，而是以青藏高原为中心进行的！不是“人类走出非洲”散布全世界，而是“人类走出亚洲”散布全世界！这，完全颠覆了我几十年来学习建构的知识结构。

    根据现有的资料，地球在46亿年前形成后，由于环境条件许可，其中的无机物和简单有机物逐渐演变出复杂有机物，再形成单个的蛋白质和核酸等生物大分子，然后形成多分子体系、非细胞原始生命。35亿年前，进化出原生质、菌类、藻类等原核细胞生物。其中有一种蓝藻，可以通过光合作用放出游离氧，这使大气含氧量逐渐增多，为生物界朝着喜氧生物方向发展开辟了道路。随着氧气的增多，古生代时期（5.7亿年前到2.5亿年前），在高空出现了臭氧层。由于臭氧层能够阻止部分紫外线对生命的辐射伤害，过去只能躲在海水深处才能存活的一些多足虫和其他节肢动物发展到陆地上。到2.5亿年前，动物界出现了哺乳类。

    哺乳类出现后，陆地成为生物进化的中心，但陆地自然条件差异很大，只有很少的地方能够提供适宜的温度、阳光、雨水等条件，而恰好今天亚洲地区的青藏高原地区满足了这些条件，所以青藏高原成了地球生物进化发展的中心。在1.4亿——7000万年前，东亚大陆地形地貌的大体轮廓基本奠定。中国大陆中南部地区，形成东北西三面高山环绕，东南环海的独特地理环境。在距今7000——6500万年前，地壳分裂为六个板块，七大洲和四大洋形成，而印度洋板块开始从赤道附近向北漂移,结果在雅鲁藏布江一带和欧亚大陆碰撞。但当时海拔并不高，1000米以下，气候温暖湿润，适宜生物生存发展。同时，这一时期由于不明原因导致恐龙等大型爬行类动物突然灭绝，也给哺乳类动物的发展腾出了空间。

    于是，从2.5亿年前出现哺乳动物——到7000万年前中国西南地区出现原始食虫类——6700万年前出现灵长类——5500万年前湖南衡东亚洲德氏猴、湖北荆州阿喀琉斯基猴——4500万年前江苏溧阳中华曙猿——4000万年前世纪曙猿（江西）、邦塘巴黑尼亚猿（缅甸）——2500万年前青藏高原出现类人猿（直立猿）——1500万年前进化出早期猿人拉玛古猿（“能人”），形成了以青藏高原为中心的进化链条，而非洲出现同样类型生物要晚得多。非洲发现最早的哺乳类化石在3900万年前，比青藏高原晚了2亿多年，而且它们与同期或者更早在非洲生活的物种都不相同，说明它们是在其他地方进化后才到达非洲的。在这段时期，很少或者几乎没有已知的高等灵长类在非洲生存。由于西方考古的目的在于“窃据文明源头”，这些化石也可能是从其它地方窃取的，其真实性存疑。发现于埃及法雍（又译法尤姆）地区的原上猿，距今3500万年，但比同为古猿的中华曙猿晚了1000万年，而且其真实性也存疑。

    西方“考古”发现的非洲“南方古猿”生存于距今大约550万年前至130万年前，能够直立行走，但比青藏高原出现类人猿晚2000万年，其真实性也存疑。非洲坦桑尼亚（377万年——359万年前）和肯尼亚（300万——270万年前）发现的化石，以及南方古猿中的“能人”（350万年前）被归为人属，但有的种还有尾巴，而且比同为人属的拉玛古猿晚了1000多万年。然而，非洲“能人”和青藏高原“能人”（拉玛古猿）同在200万年前进化出晚期猿人直立人，非洲“能人”用150万年的时间拉平了与青藏高原1300万年的差距。因为这很不符合逻辑，于是我在网上查知了黄忠平、何新、诸玄识、董并生、刘俊男、黄石和杜钢建等几位先生的研究成果。

    黄忠平说他是看到“新课标人教版”中学历史教科书存在严重的贬中褒西、盲目崇拜西方文化、排斥中国传统文化和自卑、自贱与自残等问题后，认为这种教材只会培养中华民族的掘墓人，于是奋起反击，在互联网上以“扯淡出来的西方文明”为标题连续发帖，用中西文化对比的方式和幽默诙谐的语言，揭露了西方伪造文明的事实，被网友誉为“超级神帖”，引发激烈争论。这些内容颠覆了大家的常识，也开启了中国人质疑西方古典文明的先河。2012年5月，中国发展出版社以《包装出来的“西方文明”》为名出版。

    之后，同类著作相继问世。2013年2月，何新出版了《希腊伪史考》。2015年6月，何新又出版《希腊伪史续考》，董并生出版《虚构的古希腊文明——欧洲“古典历史”辨伪》。2017年10月，诸玄识出版《虚构的西方文明史——古今西方“复制”中国考论》。这些著作影响巨大，其中《虚构的古希腊文明——欧洲“古典历史”辨伪》被认为是中国学者所写的第一部全面质疑“欧洲古典历史”的著作。

    其实，国外质疑“欧洲古典历史”的著作很多，也很早。比如，19—20世纪之交，瑞士语言学家罗伯特·巴利道夫，在其所著《历史与批评》中证明：不仅古代史（希腊—罗马、犹太—基督教），而且中世纪前期的历史，都是在文艺复兴时期被伪造出来的。因为他发现，那些所谓的“古典著作”都掺杂着中世纪的日耳曼语言，由此确定它们都是在前不久、仅在一代人的时间里被伪造出来的。再如，德国历史学家威廉·卡梅尔（Wilhelm kammeier），在其手稿《全面伪造的历史》中写道：德国历史和全部的世界历史都是在极大程度上的杜撰，其文字和文献资料都是伪造的。卡梅尔1930年代指出，全面伪造历史和文献发轫于中古后期。但是中国人很少质疑西方历史的真假，倒是对中国真实的信史横加指责，苛疑削减。

    何新先生学力深厚，立高见远，曾“扒出统治西方金融、政治的神秘共济会”,写了系列书籍，指出这个世界上充满阴谋，而很多阴谋出自这个共济会，震撼国人。何新先生说，明朝亡国后，中国主流知识界经受清初文字狱的血洗和《四书》八股的禁锢，陷入集体麻木的蒙昧状态数百年，这一时期对外部世界一无所知。1840年共济会东印度公司击败清朝，开埠以后西风东渐，知识精英们则全面接受西方文艺复兴后学术虚构的一套伪世界史体系。包括他本人在内，也曾深受此说影响。在《何新：世界历史的重新定位关于希腊罗马伪史研究的总结（上）》的“按语”中，何新说，他青年时期读顾准（中国当代经济学家、历史学家）的《希腊城邦制度》谈到希腊民主的起源，慕之为理想化的政治文明楷模。早年读黑格尔的《哲学史讲演录》，深受感染。黑格尔讲希腊哲学，不仅生动而且深刻，曾经成为引导他理解哲学的启蒙读物。所以他早年极其崇拜希腊文明，但中年以后他系统研究世界史时，逐渐发现了问题。他说，西方所述之希腊、罗马以及印度历史令人愈读愈糊涂，不仅文献来源含糊不明，而且所谓考古文物多有后人伪造之痕迹。且荷马史诗所述传说与希腊及雅典基本无关。在不断深究之后更发现，所谓古希腊历史与古罗马历史、古印度历史，其实全部是欧洲人在文艺复兴后有组织而系统大规模人工粉饰和制造的伪历史，古代希腊哲学纯属虚构。何新甚至认为，所谓“古希腊哲学”不如称作“古土耳其哲学”，所谓希腊文明应当称作“以弗所”文明。他说，这种论点可谓惊天动地，惊世骇俗，但是证据如铁，颠扑不破。他还指出，西方伪造历史是由共济会主使的。

    在《西方伪史抄袭中国历史、窃据文明源头——“苏美尔历史”起源揭秘》（诸玄识、董并生）中，有这样的话：西方列强最初在16-17世纪编造了古罗马帝国的故事，其后在17世纪70年代到18世纪70年代，又虚构了古希腊文明，并将其奉为西方文化的鼻祖。期间，由于以耶稣会士为代表的天主教传教士不断将中国的信息传入欧洲，造成欧洲基督教历史观的混乱（因为《圣经》创世纪的历史比中国历史短得太多，而且是多神话，不真实）。为了维护其“圣经历史编年”的合理性，于是又开始虚构“古埃及”、“古巴比伦”乃至“两河流域古文明”的历史。其目的是为了抵消中国历史对西方社会所造成的思想冲击，同时维护其在全世界的殖民利益。在虚构古罗马帝国、古希腊“古典文明”以及古埃及、两河流域“古老文明”的最后时段，西方人发动了声势浩大的“文化十字军”运动，编造出一个全面超越中华文明的“人类第一文明”，这就是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初展开的 “苏美尔文明”的考古造假运动。——既然如此，所谓的“埃及考古”、“南方古猿”等等，就是与西方其他的考古一样都是在共济会领导下考古造假的结果。我们上当了。

    为了打压中华文明，窃据文明源头，共济会还伪造了雅利安民族的概念，把他们认为可以抬高他们历史地位的民族统统归属为雅利安人。近年来他们还抛出了“人类走出非洲”学说、“中华文明西来”说等贬抑中华文明。说中华文明的始祖黄帝来自古巴比伦，这样中华民族就成了“外来户”。又说美国某生物学家用基因技术分析比较，发现大约在直立人阶段，非洲古人类从200万年前开始，到5万年以前，曾三次“走出非洲”，第三次“走出非洲”的古人淘汰了前两次的，发展为今天的人。然而，目前青藏高原虽然难以进行考古挖掘，化石资料还比较缺乏，研究尚显粗糙，但人类在青藏高原的进化线路，从拉玛古猿（1500万年前）开始——经印巴西瓦立克古猿（约1250万年至850万年前）——中国云南禄丰古猿（1000多万年前），甘肃武都古猿（1000多万年前）——云南昭通古猿（620—610万年前））——云南“东方人”（ 今250万年前）——重庆巫山人（200万年前）——山西西侯度文化（180万年前）——到云南元谋人（170万年前）等，已组成了自1500万年前至170万年前一个较完整的系列，基本能够反映出人类在青藏高原这个平台从早期猿人“能人”到晚期猿人直立人的大部分进化状态。有人认为，在青藏高原考古缺失、高原尚不能自证人类起源地的情况下，云南古猿、武都古猿及西瓦立克山区的腊玛古猿，从高原的东南部、东北部和西部反证了青藏高原人类起源地的存在。

    中国古人类学家贾兰坡说：“我赞成人类起源于亚洲南部（的说法），我所说的亚洲南部包括巴基斯坦、印度、缅甸和我国西南广大地区”。这一认识已经非常接近青藏高原起源论了。

    今天中国的考古研究已经能够证明中国人起源于本地。重庆师范大学刘俊男教授在2000年出版的《华夏上古史研究》提出，中华文明起源于湖湘地区，三皇五帝的主要活动区域就在湖南，华夏文明源于湖南。后来的黄河中心论是华夏文明北移的结果。针对西方提出的“人类走出非洲”说，一些中国学者根据中国的考古研究成果提出了文明发展的多中心论，而杜钢建教授在2017年出版的《文明源头与大同世界》中提出“世界文明起源于大湘西”，华夏文明是世界文明的源头，西方各民族来自先夏和夏朝以后华夏民族迁徙的观点，则是对“人类走出非洲”说的直接反击。这里“大湘西”与“湖湘地区”，泛指湖南四川贵州云南等西南地区。这种观点与青藏高原作为生物和人类起源中心是一致的。

    中南大学分子人类学专家黄石教授对现代人Y染色体分布图的研究显示，现代人是从东亚 “走出”，散布到世界各地的。

    中南大学分子人类学专家黄石教授的现代人出东亚路线图，认为“现代人起源于中国大西南”

    据报道，自1986年12月起至1990年3月，研究人员在云南元谋发掘获得古猿单枚牙齿化石1100枚，古猿颌骨残段化石10件，少年个体古猿头骨化石一件。此外，1970 年在湖北建始县高坪龙骨洞的早更新世晚期地层中，发现古猿的 3 颗下臼齿，在湖北巴东县、广西南宁市收集的一些古猿下臼齿，距今约 500 万—— 100 万年。这可视为古猿由青藏高原向东及东南的扩散。

    研究认为，云南一带出现密集而丰富的古猿化石遗迹，并非偶然，而是人类起源于青藏高原的具体表现。当时青藏高原的气候特征和变化状况促进了人类在那里的演化。但后来青藏高原隆起过高，形成高寒气候，不再适宜人类生活，古猿人不得不向周边退却，最后遍布世界各地。其中，相当数量的古猿人退入云南一带比较湿暖的环境中生活，所以形成了云南丰富的古猿人化石群。

    分散后的人类，其发展情况与所到地区的自然条件有关。东亚大陆四围，形成了相对封闭的天然屏障，东南海疆万里，西南高原深壑，西北沙漠戈壁，北临荒原冻土。大陆内部，不但面积广大，而且多数地区处于温带，四季分明，林木繁茂，物产丰富。适宜的自然条件，给人类提供了适度的挑战，刺激着人类进步。而其它地区，如南亚，热带雨林，食物太丰富，自然对人类的挑战太小，无法刺激人类的进步；西亚非洲，是干燥的沙漠，欧洲纬度过高，阳光稀少，自然对人类的挑战太大，人类无法战胜困难取得大的进步，所以进化缓慢。但严酷的自然条件却让西亚欧洲的人们形成了虚伪狡诈的性格。

    人类在东亚的进化，从元谋人（170万年前）——陕西蓝田人（115万年前到70万年前）——北京人（70万年至20万年）——湖北郧（yún）县人——南京汤山人（60万年——35万年）——辽宁庙后山人、山东沂源猿人（40—50万年前）——山西丁村人（20多万年，一说10万年前）等反映了晚期猿人（直立人）到早期智人（古人）阶段的进化状态。其中北京人遗址是世界上出土古人类遗骨和遗迹最丰富的遗址，共十万件以上，名震世界。但在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由美方负责转移时神秘丢失。鉴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共济会策划的反共产国际战争，德意日轴心国与美英法同盟国是演双簧戏，而压制中华文明窃据文明源头是他们的一个战略目标，不排除北京人化石材料被他们窃取或毁灭的可能性。

    星球研究所《中国从哪里来》图中号码说明：1.最大水圈。2、3.（东南亚和南亚）水圈。4、5.北纬30°地带的干燥区；生态贫瘠。6、7.地中海—欧洲地区：高纬度、阳光稀、非时雨（降水与植物的生长期相反），地表贫瘠。

    1954～1955年间，在阿尔及利亚特尔尼芬(Ternifine)发现了与直立人中国类型最相似的一些化石。1965年，在匈牙利布达佩斯的维特斯佐洛(Vertesszollos)发现了一个儿童与一个成人的化石遗存，距今55万年，儿童的化石是一些乳齿，其特征说明与中国直立人北京人有亲缘关系。这种关系说明，欧洲的直立人应该是亚洲（中国）迁移过去的，而不是非洲出来的。

    中国早期智人化石很多，除了山西丁村人距今20多万年（一说10万年前），还有广东马坝人生活于10万年前，湖北长阳人与北京猿人末期年代相当，安徽和县人和陕西大荔人距今15万年到20万年，与北京人晚期相当，山西许家窑人距今约10万年等。

    中国北京郊外周口店龙骨山顶端石钟乳洞，即山顶洞中，1933年有晚期智人（新人）阶段的化石人骨出土，称山顶洞人，年代应介于距今2.7万年左右至3.4万年左右。2015年在湖南永州道县乐福堂镇塘碑村福岩洞发现了47枚人类牙齿化石，其尺寸较小，明显小于欧洲、非洲和亚洲更新世中（73万年到12.6万年）、晚期（12.6万年到1万年）人类，经测定其年代在8万至12万年前，呈现典型晚期智人（新人）特征，是目前已知世界上最古老的现代人（人类牙齿在演化过程中呈现一定的规律性变化：出现越早的人类牙齿，尺寸越大；早期人类牙齿比较粗壮，有一些表面复杂或具特殊的形态特征，到现代人则形态越来越简单）。

    研究认为，约80万年前，直立人来到如今的西班牙地区，成为最早的欧洲人。约60万年前演化出海德堡人，其化石于1907年在德国海德堡南一河床中发现。海德堡人于约30万年前演化出早期智人尼安德特人，简称“尼人”。距今3万年前，欧洲大陆上出现了一种智慧较高的晚期智人（新人），因1868年在法国多尔多涅区的克罗马农山洞中最早发现叫做克罗马农人，可能是今天欧洲人的直系祖先。克罗马农人是不是从湘西迁移过去的？杜钢建教授认为，“西方人起源于中国，法国高卢人源于古代株洲茶陵地区”。根据是什么呢？杜教授说他在研究欧洲历史的过程中，发现高卢人一系列的风俗习惯，包括早期的语言、家庭婚姻风俗等等，与炎帝后裔当中皋落氏为主的部落的风俗，十分相似，甚至相同。他们的墓葬、政治制度、宗教、祭祀方式和场所等等，大量都是中国古代文化的延续。杜教授的书没找到，不知道他是从西方文献资料中得到这些信息的，还是自己考古得到的。如果是自己考古得到的，还是有可信度的。但如果是西方文献上得到的，或者西方人考古得到的，就有可能是伪造的。根据何新、董并生、诸玄识等人的研究，欧洲从文艺复兴时期到20世纪依照中国历史资料伪造了所有之前的历史。

    根据杜钢建教授的研究，人类种族的分化也应该是在青藏高原地区进行的，他的根据是《圣经》的创世纪是在中国的大西南。《圣经》是神话传说，不可信，而且根据何新、董并生、诸玄识等人的研究，《圣经》原来的历史比中国历史短很多，现在的编年史是文艺复兴后重新编写的。但四大人种在大湘西分化是可能的，因为青藏高原具备人种分化的条件。这与青藏高原的隆起和随之而来的垂直气候带分布有关。大家知道，地球大气的最底层叫对流层，是大气中最稠密的一层，集中了约百分之七十五的大气和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水汽，在地球两极上空为8公里高，在赤道上空为17公里高。但它不能直接吸收太阳的短波辐射，只能吸收地面反射的长波辐射加热大气，提高气温。所以它的温度随高度的增加而降低：每升高1公里，气温约下降6.5度。由于青藏高原不断隆起，温度则随高度的升高不断降低，形成了高原垂直气候带。而处于不同气候带的古人类形成了不同的肤色：如处于边缘热带地区的形成了黑色人种，往上亚热带地区的形成棕色人种，再上温带的形成黄色人种，最上寒带的形成白色人种等。待到世界屋脊崛起，高原顶部变得高寒，不再适合人类生活，绝大部分部落都向四周退却。其中印度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应该是都有大量古人生活的，而且是各色人种混杂居住。杜钢建教授的研究认为，退入长江流域云南湘西一带的古人，后来散布到了世界各地，所以他认为人类起源于“大湘西”。但印度河流域的人类发展情况怎样？是因为环境条件太好而不再进化，还是进化后也散布到世界各地了？这个还需要研究。人种分化的时间可能在早期智人（能人）到晚期智人（真人）阶段，即30万年前到4万年前，或者10万年前，或者更早。具体情况，还需要研究确定。

    杜钢建教授说，在考古发掘中，先秦墓葬中的白色人种、黑色人种、棕色人种遗骸屡见不鲜。山东长岛北庄遗址出土有距今6500年的女性白色人种遗骸，而商朝安阳殷墟里面也有白色人种、黑色人种的遗骸。他还说，我们整个华夏历史，在上古主要是以白人政权为主的历史，确切说现在定义的“白人”是长颅人，包括但不限于白色人种，还有赤色人种、棕色人种等，区别于圆颅黄种人。离现在还不是很久，夏商周都是“白人政权”，他们的王族是“白人”。包括周朝的祖先后稷、姬氏都是“白人”。商周时期，黄人和白人的人口大致相当。春秋战国时期，白人因战争大量被驱赶到西方。到了汉朝时，黄人才占据绝对优势地位。

    杜钢建教授认为，白人并不是直接从湖南跑到了欧洲，其中有一个漫长的历史演化的过程。他们先是到了中国的黄河以北，然后到西北，有一些形成了游牧部落，跨过中亚大草原，然后逐渐迁移到欧洲。他们不是先到欧洲的腹地，而是直接到欧洲的最北端，到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上。说古代通往斯堪的纳维亚半岛有个大的通道，现在这个通道很难找到了，它可以直通半岛。在半岛的外围古代是沼泽地，过了那片沼泽地，进去以后非常安全。

    1988年在湖南玉蟾岩遗址发掘出了世界上最早的栽培稻标本和最早的陶制品，时间约为距今1.4到1.8万年，刷新了人类最早栽培水稻和制陶的历史纪录。永州乐福岩洞发现47枚距今8-12万年左右的人类牙齿化石，湘西怀化安江的高庙文化考古(距今7800年左右)、常德澧县的彭头山文化考古（距今约8200－7800年）等等都表明，长江流域的文明起源追溯到了18000年左右，比目前黄河流域、辽河流域考古遗址的年代要早许多。杜钢建教授认为，8000年以前，农耕文明、姓氏文明、国家文明、法律文明等都源于大湘西地区。

    由于青藏高原继续隆起和东亚地区板块不断南移，黄河流域逐渐变得更适宜人类生活，所以“大湘西”的部分古人又转移到黄河流域生活，创造了中华文明。由于得天独厚的地理和气候条件，中华文明一枝独秀，在上古、古代和近代一直遥遥领先，更有四大发明等高科技享誉世界，逐渐向世界各地传播，成为世界文明的源头。世界其他地区都是学习了中国文化后才发展起来的。

    中华文明第一波西传是向西亚的阿拉伯地区。阿拉伯地区发展比较晚，七世纪时还处于氏族部落阶段，这个时候出了一个伟大人物穆罕默德，他创造了伊斯兰教，并建立了地跨欧亚非三大洲、政教合一的阿拉伯帝国（632——1258），与中国唐朝为邻。穆罕默德非常重视学习中国文化，据说他曾经告诫弟子们：“学问虽远在中国，亦当往求之。”中国古代科技、文化特别是中国的四大发明、茶叶、瓷器、丝绸等传入阿拉伯,大大地促进了阿拉伯科学、文化和艺术的发展。随着阿拉伯帝国的征服，在中华文明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阿拉伯文明又向西传播，欧洲也开始接触中国文化科技。

    蒙古人的西征，也将中华文明带到所征服的地区。这是中华文明的第二波西传。期间，意大利旅行家、商人马可·波罗在中国游历了17年，《马可·波罗游记》1399年出版，向欧洲人介绍了发达的中国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将地大物博、文教昌明、科技先进、富庶繁华的中国形象展示在欧洲人面前，对于当时还处于史前社会、文化蛮荒、宗教神学统治之下的欧洲人来说，振聋发聩，脑洞大开，无比激动和神往，简直就是找到了他们圣经中的“天国”。然而，欧洲人在接触中华文明之后，即在共济会的组织下窃取中华文明和阿拉伯文明成果，移花接木，系统地伪造世界历史，后来还不承认我们商朝以前的历史，打压中华文明，企图窃居文明源头。他们把中国古代和阿拉伯科技文化成就伪造为他们的科技文化成就并把时间提得比中国更早，以压制中国的科技水平；伪造比中国制度更“先进”的希腊罗马政治制度，以打压中国的政治制度；伪造比中国历史更悠久的埃及、苏美尔和印度文明，让中华文明垫底，以压倒中华文明等。然后他们通过“考古”伪证他们伪造的历史。这显示了欧洲人的狡诈性格。

    根据何新的研究，西方伪造历史是共济会组织的，西方大量“考古人员”在共济会的组织下奔赴相关地区组织造假，伪造了一部世界历史。当然，这样讲并不是说所有西方考古人员都加入了共济会的造假组织，但不加入造假组织其遭遇是不一样的。比如当年古生物学家拒绝对拉玛古猿加以鉴定就能够说明这个问题。1930年，美国古生物学家刘易斯在印度、巴基斯坦交界处的西瓦立克山找到一块上颌碎块，该标本从形态上看有些接近人的特点，其形状与人类的上腭骨相比，比同猿类的更相似，生活在距今约为1500万年——1000万年前。他借用印度一个神的名字“拉玛”命名为“拉玛猿”。但当时古生物学家们借口说这是当时唯一仅有的这类发现，拒绝对这块腭骨加以鉴定。什么化石会保证同时发现很多呢？一个化石就不是化石了？鉴定后还可以继续发掘啊！为什么就不鉴定呢？这说明这个鉴定组织是共济会造假组织的一部分，对这块化石做鉴定会影响他们考古的真正目的——造假以窃居文明源头——的实现。很可能，刘易斯没有加入他们的造假行列，所以没有把找到的化石偷偷交给他们，让他们宣布是从非洲某地发掘出来的。后来，英国某考古学家在1961年找到了与刘易斯的发现极为相似的一具上腭骨和下腭骨的几部分化石，测定年代为1400万年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