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光明磊落大爱无私

    父亲既是一个意志坚定，忠贞信仰，直言敢谏，无私无畏的人，但他又是一个感情丰富的人，有着常人一样的喜怒哀乐。他对国家和人民充满了爱，对同志和亲人充满着关怀，他深切地了解人民群众的困苦，特别是对弱者和受到不公正待遇的战友的同情与关爱，那是一种从博大的胸怀中迸发出来的坦然无私的爱，体现出他的崇高的人性光辉。

    在山东工作期间，一个高级干部被打成反党集团分子，要下放劳动，有人提出其妻子不适宜在省委宣传部工作，父亲坚定地说我们不能搞株连，没有调动她的工作。当此干部在下放前来看父亲时，父亲给了他很多鼓励，并希望他要相信党，不要失去信仰。

    在反右斗争中，父亲坚决反对各单位按百分比划分右派的办法，也坚决反对由于给领导提意见而划成右派的做法。当时省报的总编因给省委领导提意见，而在省委常委会上被划为右派。父亲虽然据理力争，但无效果，最后父亲希望在宣布之前能保密，他要和该同志谈谈，以减缓对该同志的冲击，没想到有好事者将此消息透露，致使该同志自杀了。为此事父亲一直感到痛心。几十年来父亲一直对未能挽救该同志感到遗憾，对透露消息的那个干部很为不满。父亲曾带省委检查团下乡检查工作。在大跃进时，那是个天天放卫星的年代。在寿张县时，有一块田边竖着块牌子，上写着“亩产小麦两千斤”，父亲不相信就亲自看他们称，一直坐到天黑，后来发现他们把几块田的粮食放在一起称。他就同县委副书记说，有多少报多少，不要谎报。该同志说这是中央某领导讲的，这是个政治问题。父亲语重心长地对他们说：共产党人不能做假，搞浮夸，你虚报了，就要多交公粮，农民没有饭吃怎么办。父亲还直接写信给省委，告之产量是虚假的，没有怎么多。

    原上海市委宣传部长彭柏山同志在胡风案件受到株连，被开除党籍，下放到厦门大学教书。1962年，父亲到福建视察工作中，专程到厦门大学去看望他，并叮嘱校领导要好好照顾他的生活和工作，此外他还专程去看望过去一起在南昌宣传抗日救亡，而反右斗争时被打成右派的救国会七君子之一的王造时教授。这样的事例很多，他对那些对中国革命做出贡献，却遭受到不公正待遇的同志，总是充满了同情，尽力去帮助和关心他们，给予他们温暖。

    正因为父亲心中充满了爱，所以他时时检讨自己，从不整人，对整过自己的同志也是不计前嫌，决不报复。

    在山东工作期间省委的主要领导同志曾整过他，他被从省委书记降到公社书记。即使这样，文革中该同志在陕西挨批斗，儿子逃到上海我们家中，父亲和全家人还是热情地接待了他。文革后父亲和该同志还成了好友。

    省委的另一负责同志在山东时也整过他，文革前夕还在毛主席面前告父亲的状，使父亲在文革中受到残酷迫害，母亲病逝。要是一般的人，大都会记恨终身，可父亲也能谅解，认为这都是极左路线造成的危害。文革后在四川一次会后，该同志主动向父亲道歉，父亲说事情都过去了，我早已不计较了。后来该同志在上海华东医院治病，父亲还去看望。该同志非常动情地说：“我真没想到你会来看望我”。

    有位上海知名作家曾反对过他，他死后家属要父亲为他的纪念文集写序，父亲也允诺了，父亲说他为党作了很多贡献，过去我们也是战友，为他写序是应该的。

    父亲就是这样一位对已严，而对别人宽容的人。

    文化大革命中，父亲首当其冲，是华东地区第一个被打倒的高级干部，并由张春桥取代父亲的职位。张春桥亲自主持对父亲的批斗会。在批斗两年后，1968年1月9日被关进了四人帮的监狱。一关就是五年，不得与妻子儿女见面。此时母亲曾华重病在床，父亲心中悲痛，在牢中只能以诗表达他的思念之情。父亲写下了：

那堪长夜过春时，别妇抛雏两鬓絲。
梦里依稀亿往事，心头起伏护红旗。
低眉自问非蛇鬼，放眼全球得赞诗。
吟罢斗居余寂寞，路灯一线照缁衣。

（一月十日 被看管后）

春风化雨万民欢，重锁铁门独默然。
儿妇盼慰难寄语，但从心底祝平安。

（除夕 一月二十八日）

四壁萧萧忆我妻，身缠重病苦挣持。
风雷激荡申江怒，怎禁春寒又别离。

（忆妻 二月九日）

    母亲病危后，父亲在“专案组”的押解下被允许到华东医院见母亲最后一面，而7个子女则被锁在大楼的办公室里不得与父亲见面，父亲一见母亲就跪倒在地，痛声说：我对不住你，连累你了。母亲一边哭一边说：你不要难过，人总是要死的，我相信你，你要相信党，问题总有一天会弄清楚的，要保重身体，以后还要为党工作。父亲离去时，七个子女只能从楼上的窗中望着伤心欲绝的父亲，高声呼喊着：“爸爸，爸爸”。父亲听到呼叫，朝窗口频频招手。这伤心的一幕连医院的医生、护士都忘记了划清立场，也流下了同情的眼泪。母亲去世后，父亲又在押解下到殡仪馆与母亲遗体告别，当场晕倒在地。1942年父亲与母亲在新四军一师相识并结婚，是共同的革命理想使他们结合在一起。1959年母亲曾带队下农村检查工作，由于对大跃进中出现的一些错误，实事求是地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受到批判并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降职批斗以致吐血。父亲此时也已受到不公正待遇，降职下放，但他还要安慰、照顾母亲，表现出一对同甘共苦，相依为命的革命伴侣的情怀。母亲去世后，第二天父亲写下了一首自由体的诗以寄托哀思。

    悼曾华 1968年2月28日

    永别了，我的华，
    我俩相逢在战争的年代里，
    革命烈火使我们结合在一起，
    奔向南北，共尝甘苦，
    二十六年了，
    为了一个共同革命目标，
    我俩心连心，以命相依。

    永别了，我的华，
    你是在苦难中长大，
    养成了你底坚强性格，
    待人热情，律已严格，
    爱憎分明，敢做敢说，
    为了真理，从不调和妥协，
    五年恶病，也没有把你吓倒，
    你不愧共产党员的称号，
    你不愧是毛泽东的好儿女。

    永别了，我的华，
    你是革命的贤妻良母，
    你痛爱儿女，
    孜孜不倦地教育儿女成长，
    你对我关心备至，
    殷切地要我力戒浮夸和骄傲，
    你的话句，打中我的要害，
    我当永远把它铭记心上。

    永别了，我的华，
    人总是要死的，
    为了革命你献出了一生，
    你死得其所，不过，
    你死得太早了，
    死得也不是时候。
    你留下了未成年的儿女，
    你留给我无限的悲痛，
    我再也听不到你的忠言，
    再也看不到你的笑容，
    我只有仅记你临危时的一句话，
    “紧跟毛主席，教育儿女，
    把革命进行到底！”
    我的华,永别了，
    你瞑目吧！

    四人帮打倒后，1978年父亲平反重新走上工作岗位。母亲也得到平反昭雪，重新举行了追悼会，父亲又在文汇报上发表了七律一首悼念母亲。

悼念曾华

面对亡灵近十年，空留长恨补晴天。
扬幡此日魂何在，欲哭无声齿发寒。
狐鬼已除消隐患，江山犹待着新颜。
余生有限心愈壮，不负临终肺腑言。

    正因为父亲有过遭受政治迫害的经历和体验，所以在打倒四人帮后的拨乱反正中，他要为所有蒙冤受屈的干部群众积极地进行平反昭雪。到复旦大学上任伊始，就开始积极落实知识分子政策。为历次政治运动中受到错误批判和处分的干部，教师和学生平反，为他们“摘帽”和恢复名誉。在大会上还代表党组织向他们道歉。有些干部不理解，认为平反已经不错了，没必要道歉，父亲严励地批评了这种观点。在那段日子，常常有申冤的人找到家中，不仅有复旦大学的，还有市内其他单位的干部群众。尽管父亲无权过问外单位的事，但他总是热情接待，细心倾听，几乎天天都接待到半夜。他将他们要解决的问题及相关材料反映或转送到有关单位。父亲毕竟已是75岁的老人了，我们真为他的身体担忧。可是为了党的事业，为了人民的利益，他仍然老当益壮战斗在第一线。在此间他还兼任上海市社联主席，支持并创办了《民主与法制》杂志，大量刊登反映人民群众疾苦和呼声的文章。该杂志受到广大群众的欢迎，成为当时发行量最大的杂志。他还亲自撰写文章，发出了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的呼声、为拨乱反正作出了重大贡献。父亲到市委后还支持上师大党委书记施平同志，一起为因为在日记中替彭德怀鸣冤叫屈而被枪决的学生王申酉平反。在当时左的流毒还未肃清，两个凡是还很盛行的情况下，他的这些行动是要冒很大的政治风险的，但父亲出于对党的事业的忠诚，对人民的热爱，对真理的执着，把一切都置之度外，勇敢面对一切风浪。
果然不出所料，一场针对他的阴谋悄悄地降临了。1978年任复旦大学党委书记期间，文联某负责人将一自称是军队某个领导人的儿子介绍给父亲，其实父亲根本就不认识此军队高级干部，而这个所谓“领导人儿子”编造了一套谎言，诉说他在文革中如何受到迫害，落得一身疾病。想想自身的遭遇，父亲动了恻隐之心，失去了警惕，数次让其乘坐自己的汽车去看病，仅此而已，并未对国家和人民，也未对其他什么人造成多大损失。后骗子被公安局抓了，本来这是一桩普通的诈骗案，尤其对一个75岁的老人而言，更不值得大惊小怪。可有人为了达到自己的不可告人的目的，以为找到打倒夏征农的机会，开始策划制造一个大事件。在父亲调到市委工作后，某领导首先指示在市委内参上刊登骗子案件，继而又指示在文汇报第一版刊登长篇文章来扩大影响，接着该领导又指示某作家将其写成话剧“假如这是真的”，并亲自审阅修改剧本，当话剧在全市公演时，还亲自向市领导推荐发票。一时一场反夏征农的浪潮在本市铺开，甚至闹到全国人大和中央。攻击父亲为腐败典型者有之，攻击父亲为了拍邓小平马屁者有之（因那军队高干曾是邓小平的部下），叫器要叫父亲上法庭丢丑者有之，大有不把夏征农搞臭打倒而誓不罢休之势。一个七十多岁的老人，刚刚振奋精神，争分夺秒要为国家和人民努力工作时，却又得面对如此声势浩大的声讨，其心理压力之大可想而之。但毕竟父亲是个光明磊落的人，是一个意志坚强的革命战士，他一方面向中央写信和在市委常委会上为自己丧失警惕对党的声望造成损失而深感痛心，并进行深刻检查，另一方面也实事求是地说明事情的真相。好在，党中央的眼睛是雪亮的，对父亲的为人是了解的，中央及时地阻止了这一破坏拨乱反正，企图搞乱上海的阴谋。

    中央仍然信任和支持父亲的工作。随着时间的推移，幕后策划者越来清晰。然而父亲对此事淡然处之，认为该同志对拨乱反正还是有贡献，没必要为个人荣辱而斤斤计较。他就是这样一个不计个人得失，待人宽容，一切以国家和人民利益为重的人。可是树欲静而风不止，有些人为了炒作自己，不时以此事发难。父亲过世后，二零零九年四月“南方周末”又有人借披露“假如”一剧真相来进行炒作，捏造事实，捏造中央领导讲话，吹捧编剧的天才可比莎士比亚和果戈里。该文之肉麻令人恶心，甚至连骗子放出来后宴请剧作者也成为值得炫耀的噱头。为了出名有的人真的连人格、道德都可以出卖了。

    尽管在耄耋之年经历了这样一场重大风波，父亲并没有消沉，仍是一如既往地工作，做人民群众和干部的知心朋友。他支持和创建了上海新四军暨华中抗日根据地研究会，创办了“大江南北”杂志，团结一批老干部发挥余热，探讨革命历史，缅怀革命先烈，支持改革开放，对青少年进行革命传统教育。

    离休后父亲一直在关心和思考着国家的改革开放和建设问题。他主张打开国门，引进西方资本主义世界一切先进的经验和理论，但他又坚持反对全面西化，反对照搬西方的政治和经济制度。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他曾写信给中央，对大中型国营企业的改革提出自己的看法和建议。九十年代后又一直关心着农村的改革问题。每次家乡来人，他都要关切地询问。并尽自己的能力联系企业、工厂，使家乡的发展能更快一些。

    父亲是知识分子的朋友。因为他待人热情诚恳，从不摆架子，能虚心听取别人的意见，所以无论在山东工作，还是在上海工作期间，很多老教授，老作家成为他的知心朋友。他又是青年学者的良师益友，他支持一些青年学者出版“西方学术思潮论丛”，并答应作主编。他晚年还加入民间诗社，和一些退休教师，医生，画家、职工成为诗友，毫无领导作派。

    父亲自认为毛笔字写得不好，所以过去从来不为人题字，有一次有位新四军的离休干部来信求他题字，父亲回信婉言推辞。没想到这位干部来信批评他摆架子，说中央xx领导都为我题了字。父亲很是震惊，检讨自己是否做错了。从此他每天上午都练两小时的毛笔字，直到无法再练为止。后来他把题字做为长者表达希望和祝愿的心声，开始为人题字了。不仅为老干部、老同志、也为群众题字，只要他认为对人民有所帮助的事，他都会以微薄之力尽心去做。

    父亲非常关心教育事业，八十年代有四位大学退休教授找到父亲，他们想办一个民办大学“东海学院” ，希望父亲支持。父亲亲自和闵行区联系，帮助解决校舍，招生等问题，并允诺出任院长。如今东海职业教育学院已颇具规模，为上海培养了大量人才。父亲还出钱出物支持贫困地区和家乡的希望小学建设，还在家乡设立基金，奖励那些在农村教育事业中做出贡献的教师。

    父亲就是这样，只要对国家和人民有益的事，他就支持，就要做，而不考虑是否影响自己的前程，对个人名利更是非常淡泊。因为他的心中充满了对国家和人民的无私的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