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10月4日上午11时16分在上海华东医院，父亲走完了他105年曲折的人生，安详地离开了我们。虽然去世已近三年，但他那对真理的追求，对信仰的忠诚，顽强的战斗精神，实事求是的作风，对祖国和人民的挚爱及对我们子女的亲切教诲却永远留在我们心中。我们深深地怀念父亲，他的高尚品格和无私奉献精神永远激励着我们。

夏征农与前妻曾华在新四军。（红色图库）

江泽民、朱镕基、曾庆红等看望夏征农。（红色图库）

    一、青少年时代

    父亲于1904年1月31日出生于江西省新建县南乡钞塘村（现属丰城市）的一个富裕农民家庭。父亲从小就目睹了农村落后，贫穷和种种不平等的社会现实，就立志要改造社会。在南昌求学期间正值民国初年中国社会的大变革时期，他欣然地接受了新文化运动。1919年五四运动的浪潮，激发了他的爱国热情。做为学校的代表参加了南昌学联，组织同学上街游行，贴标语，撒传单，抵制日货等、积极支持北京爱国学生运动、之后又参加了声援五卅运动的各种活动。1925年他考入金陵大学，其时，北伐军兴起，父亲受大革命的影响，思想上起了深刻的变化。他如饥似渴地阅读了大量进步书刊和介绍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文章，明白了中国贫穷落后的根源，认识到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1926年10月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党旗下庄严宣誓信仰共产主义、忠于革命、永不叛党。父亲在八十多年的革命生涯中信守了他的诺言，经受住了各种各样的考验，是一个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

    1927年父亲参加了南昌起义，起义失败后受到国民党政府通缉，他逃到上海，当组织上征求他的意见，是留在国内还是去苏联留学时，他考虑到革命受到挫折，国内更需要他，就坚定地表示愿留在国内，坚持革命斗争。经过朋友的介绍，1928年他进入复旦大学文科学习，成为陈望道的学生。在复旦他任共青团支部书记，边学习边做革命工作。1929年因参加飞行集会被捕，在狱中坚持学习马列，参加狱中党支部的工作，参与组织了震动南京国民党政府的“反对监狱当局虐待政治犯的绝食斗争”，经受住狱中残酷环境的考验。出狱后先后任闸北团委宣传部长，江苏省团委秘书及团中央宣传部的工作。主编半秘密的刊物《海上青年》，翻译了美国进步作家史沫特莱的《苏区见闻》等文章，为党的宣传工作做了不懈的努力。虽然身处白色恐怖的恶劣环境，他毫不畏惧和退缩。1932年因回家养病，等他再次回到上海时，中央机关已转移到江西苏区，他一时失去了与党的联系。在白色恐怖日趋加重的上海，寻找党组织就像大海捞针，还须随时提防遭到叛徒出卖，但他决不气馁，他的革命理想始终不变。

    此间，父亲曾到广西梧州省立第四高中教书，向学生宣传新文化运动和革命道理，支持学生抗日救亡运动，支持学生罢课声援东北马占山抗日，因此而被解聘了。

    回到上海后，经彭柏山介绍，父亲加入了左翼作家联盟，在文化战线上继续战斗，他的信念毫不动摇。他一面托人带信给中央，一面自觉接受党的上海文委领导，先后参加《春光》，《读书生活》，《太白》，《文化食粮》和《新认识》等杂志的编辑，成为左翼文坛上最为活跃的战士和核心力量。他尊敬鲁迅先生，支持鲁迅成为左联的旗帜，反对和抵制革命队伍中的宗派主义倾向，以至人们都忘记了他还是一个没有恢复党籍的共产党员。

    1936年左联解散，鲁迅过世。父亲和陈望道，杨潮等人应邀去广西桂林师专任教，讲授中国文学史。在此期间主编校刊《月牙》，宣传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反对蒋介石反共反人民的不抵抗政策，在当时的爱国学生中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1937年秋，抗战全面爆发，父亲回到了家乡南昌，见到了大革命时的战友新四军驻南昌办事处主任黄道同志，迅速恢复了组织关系。此后在中共中央东南分局的领导下开展抗日宣传工作和国民党上层的统战工作。他先后组织了南昌战地青年服务团和南昌文化界救国会，进行抗日宣传、并在党的指示下与刚从苏联回国的蒋经国先生建立了友谊，使其支持我党开展的各项抗日活动，以致江西的国民党顽固分子向蒋介石告状，说蒋经国支持共产党，不支持国民党，从而促使蒋介石加强了对蒋经国的控制。

    1938年秋，江西国民党顽固分子肆无忌惮地加强了对革命人民的绑架，暗杀活动。父亲的安全也受到威胁，中共东南分局负责同志将父亲撤到皖南新四军军部工作。他先在教导总队任教，后任军政治部统战部副部长兼民运部长，负责茂林、章家渡一带群众的宣传组织工作和上层士绅的统战工作。

    1941年国民党背信弃义，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父亲带领一些同志在山上坚持了七天七夜，以野菜野果充饥，硬是躲过了敌人的搜山围捕。后在当地群众的掩护下，突出敌人的包围圈，顺利到达苏北新四军抗日根据地。又一次经受住生死的考验。

    1941年8月后父亲先后任一师秘书长，苏中四分区秘书主任兼地委宣传部长。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时刻，他曾受组织派遣与伪军的华中集团军司令扬中华谈判，其间曾有叛徒向日军告密，在日寇检查站发生了场捉捕和反捉捕的惊心动魄的斗争。在和伪军的谈判中，父亲晓以民族大义，争取其不与新四军为敌。
1944年父亲调任苏中公学任教育长，校长兼苏中军区宣传部长，担负起为党培养干部的工作。在此期间，根据毛主席的号召，学习郭沫若的文章《甲申三百年祭》。他与吴天石，沈西蒙等人一起改编，并组织公演了《甲申记》。此剧在苏北根据地引起了轰动、为抗战的胜利及胜利后的戒骄戒躁，反腐倡廉，永远保持谦虚谨慎和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保持与人民群众的鱼水关系，将革命进行到底，做了很好的思想教育工作。1946年春他任华中建设大学副校长为党和军队培养了大批干部，这批干部在解放战争和建设新中国的伟大事业中成为骨干力量。

    全国解放后，父亲曾先后任山东省委书记和济南市委书记，在山东从事宣传，文化和教育的领导工作。由于其不唯上,只唯实，实事求是，深入群众的作风，对反右中左的倾向及大跃进中的浮夸，虚报的错误进行了抵制。他受到了不公正的批判和处分。从省委书记的高位下放到公社任书记。即使在这样令常人无法接受的情境中，他仍未磨灭其革命意志，他深入到群众中去做调查研究，努力做好工作。此时正值三年困难时期，生产受到很大破坏，人民生活相当艰苦。他又被从县里调任济南市委任主持工作的第四书记（前三位书记都生病住院）。他领导广大干部群众进行生产自救，克服灾荒，和人民群众一起渡过难关，表现出他对祖国和人民的热爱，表现出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不计个人名利，为党的事业无私奉献的精神。

    1961年得到平反后，父亲来到了上海任华东局宣传部长，为了国家文化事业的发展，先后组织了华东地区话剧会演，地方戏会演和京剧会演。一批反映社会主义现实生活的优秀剧目脱颖而出，受到了各界好评。由于对江青只抓京剧样板戏、对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和思想宣传上的极左的做法进行抵制，他受到了残酷的迫害。1966年5月被罢官，由张春桥接任。此后文革开始，父亲被先批斗后关押长达七年之久。1973年被放出来时，父亲已是七十高龄的老者，又在五七干校劳动了五年。历尽文革的磨难，在国家拨乱反正之后，父亲又焕发了革命的青春。

    1978年7月在父亲七十五岁高龄时被解放，并出任复旦大学党委第一书记，他以“宏图展望心潮涨，夺秒争分竞上游”的诗句激励自己，要将过去12年在批斗和关押中虚度的光阴补回来，为党和人民多做贡献。首先他将那些在反右斗争、文革及历次政治运动中受到错误批判与迫害的教师、学生和干部、群众进行平反昭雪及抚慰。在学校举办座谈会，批判文革中的极左思潮，提高知识分子地位，并亲自撰写发表了《重视知识分子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文章，从理论上阐述知识分子对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性。在拨乱反正中，父亲积极支持真理标准的讨论，在学校开办党员干部读书班，召开教师座谈会。1978年9月16日文汇报报导了这一消息，在社会上引起极大震动，成为上海真理标准讨论的先声。

    有鉴于文革的残痛教训和长期对社会主义发展历史的思考，发表了《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一文，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并受到中央领导同志的肯定。他提出要发扬学术民主，实行民主办校，提倡学生自治，他关心和努力解决教师和学生的生活问题，努力把复旦办成教学和科研的中心。

    1979年父亲任上海市委书记，为拨乱反正做出了重要贡献，1982年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担任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1979年为了建国三十周年大庆，父亲被任命为《辞海》主编，并要赶在国庆前出版。时间紧，工作十分艰巨，尤其难在文化革命刚结束，许多事情没有定论、党和国家的很多含冤而逝的领导没有平反、两个凡是和极左思潮还很盛行。这些都是政治性很强的问题。在中央未做任何表态的情况下，父亲不畏难，不退缩，首先决定摒弃受极左思潮影响的“修订稿”，而采用文革前的“未订稿”为修订原本。对一些重大政治事件和历史人物，他从客观的事实出发，以极为认真仔细的态度，逐条逐项亲自修改，审核，勇于承担政治风险，使新版《辞海》如期高质量地出版，成为当时中国文化界的一件盛事。父亲通过调查和思考，根据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又提出十年一修订的方针，为《辞海》、《大辞海》的编撰、为国家文化事业的发展，他奋斗到最后一刻。

    在这八十多年的革命生涯中，父亲经受住了大革命的失败，监狱囚禁，白色恐怖，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考验，建国后又经历党内斗争的打击，文化大革命的磨难，在拨乱反正的艰难时刻及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父亲总是勇敢面对一切考验。他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不隐瞒自己的观点，敢讲真话，表现出他胸怀坦荡，意志坚定，忠诚不渝的革命精神。父亲为中国革命奋斗了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