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8月18日，随着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后南半个中国的解放，新中国成立在即，毛主席用新华社评论员的名义，发表《别了，司徒雷登》一文，一时间这个美国佬声名鹊起。此后这篇堪称白话文典范的文章，收入老人家的“雄文四卷”，进入中学语文教材，司徒雷登成了新中国家喻户晓的名人。

    2016年杭州G20峰会上，习主席致辞中提到了两位传教士——利玛窦和司徒雷登，引起人们对来华传教士的关注。今天要介绍的这位，就是习主席所提到的俩位传教士之一，司徒雷登。这位燕京大学的首任校长，为中国培养了大批人才。

    快70年了，回头看看，1946年，司徒雷登先生被当时的国民政府授予杭州市荣誉市民，并拿到了象征荣誉市民的金钥匙。如今，这把钥匙还静静地躺在耶稣堂弄司徒雷登故居。司徒雷登应该说是配得上伟大领袖专文重点推介的，因为他这个“美国佬”，一人就在现代中国历史上独占“四个第一”。

    第一个生于中国、长于中国、工作于中国并叶落归根于中国的美国人。

    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是血统纯正的美国人，但他出生在中国的杭州市，当时他的父母正在这里传教，司徒雷登在这里生活了11年，直到1887回美国上学读书。他一口纯正的杭州方言，竟然比母语英语还流利，并一生喜欢杭州的风味美食。 1904年学成带着妻子回到杭州，子承父业，继续做传教士。此后上南京、北京做教师、当校长和出任美国驻华大使。1948年8月2日，夹着皮包“灰溜溜” 地离开已经被共产党解放了的南京。除去回国求学的17年，司徒雷登在中国的大地上前前后后生活、工作的时间竟然长达55年之久。

    1962年，司徒雷登在抑郁凄凉中病逝于华盛顿。临终留下两个遗愿：一是将当年在重庆周恩来赠送给他的一个明代青瓷花瓶，归还中国；二是想将自己的骨灰埋在燕园(原燕京大学、现北京大学所在地)，陪伴已经长眠于此的夫人。

    司徒雷登的第一个遗愿很快就实现了，但第二个遗愿却遇到了很大的麻烦。直到2008年11月17日，在司徒雷登告别中国60年、辞别人世46年、中美建交 30年后，他的骨灰才得以安葬在杭州的半山安贤园公墓，墓碑上就这简单的一行，“司徒雷登，1876-1962 燕京大学首任校长”。此处距离安葬他父母亲骨灰的九里松公墓不远。这也与中国人的习俗类似：叶落归根，陪伴双亲。自此，这位美国人才得以长眠在他的第二故乡。

    第一个在中国创办大学并出任首任校长，而且一干就是27年的美国人。

    司徒雷登在中国做过传教士、新闻记者、大学教师、外交官等多种职业，一生毁誉参半，迄今无法盖棺定论。惟其作为教育家，“两国”(中美)“三方”(美国、国民党、共产党)均不敢小觑。

    1918 年，在北京的两所教会学校酝酿合并，计划创办“北京大学”，后正式定名为“燕京大学”。1919年春天，司徒雷登众望所归，出任这所新办大学的首任校长。上任伊始，他骑着毛驴或者蹬着自行车，转遍北京四周，终于在颐和园附近买下一块地皮，燕京大学在这里建校。也许是冥冥之中自有机缘巧合，33年之后的 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燕京大学消失，这里终于成为北京大学的所在地，只是校园名称依旧称作“燕园”，是东方最美丽的校园之一。

    在司徒雷登任校长的27年里，燕京大学迅速崛起为中国最著名的高等学府之一。司徒雷登作为一校之长，坚持每年在燕园的临湖轩迎接入学新生，并能准确叫出每一位刚刚报到的燕京学子的名字。直至90年后，燕京毕业生聚会，与会的耄耋老人回忆至此，还是眼噙泪花。

    30年间燕京大学培养了近万名学子，各行各业才俊济济，其中不乏参与新中国打江山和坐江山的骨干人物。1945年8月，毛泽东赴重庆谈判，在一次宴席上握住这位他后来揶揄嘲讽的美国佬的手，连声说“久仰！久仰！你们燕大学生在我们那边干得很好！”

    又过34年，1979年1月，新中国第一位国家领导人邓小平访问美国，随行21名团员中，还有7位燕京大学的毕业生。

    再过29年，在司徒雷登的杭州墓碑上，身份介绍只有一行字：“燕京大学首任校长”碑文虽少但或许这是对司徒雷登一生的最好概括。

    第一个在中国从事抗日活动被日本鬼子关押4年的美国人。

    还在1934年，北京多所高校的学生南下南京抗议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的不抵抗政策，赴美筹款返回的司徒雷登乘坐的轮船刚刚停靠上海码头，就问前来迎接的人，燕大学生是不是也去南京“请愿”了，在得到燕大大部分学生都参加了请愿活动的答复后，他笑了。回到燕园，在师生大会上，这位校长在沉默了几分钟后说：“如果燕大学生没来请愿，那说明我几十年办教育完全失败了。”因为他给燕大拟定的校训，就是“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

    1937年日军侵入北平，司徒雷登在燕园升起了星条旗，阻止日军入校，后带领师生走上街头，领呼反对入侵的口号。日军抢占校园时，驱赶师生离校，他站在校门口，向被迫离校的师生频频鞠躬致意。日本人对此自然怀恨在心，等珍珠港事件爆发，干脆将他逮捕了事，一关就是4年，直到投降才放他出狱。四年的监禁生涯中，司徒雷登完成了他的大部分自传。后来，司徒雷登根据他在狱中所写的自传写成了《在华五十年》一书。而在这期间，这个美国人执掌的燕大校园，一直是抗日师生活跃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