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根据田汉歌词创作出的《义勇军进行曲》在1949年被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代国歌，1982年确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成为中华民族精神文明的重要象征。聂耳，对于中国人来说，是个家喻户晓的人物。每当唱起雄壮的国歌，眼前就会浮现起这张永远定格的年轻的脸庞。

    郭沫若在聂耳去世后称其为“人民音乐家“，“他是天才的音乐家，又是革命者”，1954年，云南省人民政府决定为人民音乐家聂耳重修墓地，并请郭沫若题写墓碑和墓志铭。这年2月，郭沫若书题“人民音乐家聂耳之墓”碑和墓志铭：

    聂耳同志，中国革命之号角，人民解放之声鼙鼓也。其所谱《义勇军进行曲》，已被选为代用国歌，闻其声者，莫不油然而兴爱国之思，庄严而宏志士之气，毅然而同趣于共同之鹄的。聂耳呼，巍巍然，其与国族并寿，而永垂不朽呼！聂耳同志，中国共产党党员也，一九一二年二月十四日生于风光明媚之昆明，一九三五年七月十七日溺死于日本鹄沼之海滨，享年仅二十有四。不幸而死于敌国，为憾无极。其何以致溺之由，至今犹未能明焉！

    我一字一句地读着，细细地咀嚼着其中的每句话、每个字，我想郭沫若的评价是恰如其分的。聂耳是第一个写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的革命者；第一个为中华民族和中国的劳苦大众写歌并在歌曲中创造了中国无产阶级形象的作曲家；第一个用电影音乐唤起民众用筑起血肉长城的电影音乐家和用群众歌曲的形式传达革命理想的作曲家；第一个用艺术歌曲的形式塑造中国劳动妇女的形象；第一个用儿童歌曲的形式呼唤新中国的作曲家。他的音乐创作具有鲜明的时代感、严肃的思想性、高昂的民族精神和卓越的艺术创造性。他的音乐创作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音乐地发展明确了方向，树立了音乐创作的榜样。

    如今，人们到昆明西山龙门与太华寺之间的山峦中瞻仰的聂耳墓地，则已是20世纪80年代初迁葬的新址了。而且，镶刻在墓地左屏风墙上郭沫若撰书的墓志铭，也删去了“不幸而死于敌国，为憾无极。其何以致溺之由，至今犹未能明焉！”的文句。聂耳溺水身亡的1935年，正是日本逐步实行侵略中国计划之际。

    当年，聂耳的死讯传回国内后，众多的爱国人士和文化界人士，都为失去这样一位音乐天才而深感痛惜，纷纷在《晨报》、《电通》、《中华日报》、《新音乐月刊》、《大公报》等数十种报刊撰文纪念，共同怀念这位在中华民族最危险的时候，吹响了警醒号角的先锋斗士。郭沫若也写下了悼念聂耳的诗。

    虽然聂耳是因溺水身亡，但人们在怀念聂耳的同时，不免对其死因产生怀疑，看田汉题诗：“一系金陵五月更，故交零落几吞声。高歌正待惊天地，小别何期隔死生？乡国如今沦巨侵，边疆次第怀长城。英魂应化狂涛返，好与吾民诉不平。”也提出了聂耳为什么会死在日本的疑问。在当时中日两国处于敌对的状态下，也是很正常的心态。

    1954年2月，郭沫若为聂耳题写碑文和墓志铭时，中日两国尚无外交往来，彼此仍以“敌国”视之。故郭沫若在墓志铭中有“不幸而死于敌国，为憾无极。其何以致溺之由，至今犹未能明焉！”之语。其实，尽管在当时两国仍为“敌国”，日本人民对聂耳也是很怀念的。在郭沫若题写墓志铭的9个月后的11月1日，日本人民在藤泽市鹄沼海岸聂耳遇难地附近，建立了聂耳纪念碑。1963年，随着中日民间的贸易往来，日本人民又重建“耳”字形的花岗石纪念碑，日本戏剧家秋田雨雀先生撰写介绍聂耳生平的碑文，并请郭沫若题写纪念碑。郭沫若书题了“聂耳终焉之地”六个大字。

    1972年，中日建交。1980年5月，聂耳殉难地的日本藤泽市领导人来到昆明市，在聂耳墓地手植云南名花杜鹃花和藤泽市市树———藤树，表达对聂耳的怀念之情，并希望两市以聂耳为纽带，建立友好城市。云南省和昆明市人民政府回应日本人的热情，决定迁葬、重建聂耳墓地。墓碑仍用郭沫若所题字，至于墓志铭若继续使用，就应该删掉最后两句话。

    1982年初，云南省文化局将这一想法，报请文化部批准。接到云南省文化局的报告后，文化部代部长周巍峙认为，郭沫若已经去世，此事如何定夺，还需请示中央主管意识形态的胡乔木。文化部办公厅将云南省文化局的报告呈送胡乔木，并附上了郭沫若在1954年所题墓志铭全文。

    2月24日，胡乔木让秘书黎虹复信周巍峙:来函乔木同志已阅。郭老为聂耳墓碑题词，乔木同志已删去最后两句(见送来附件)。2月26日，周巍峙将黎虹的复信批转文化部办公厅:按此复一信给云南省文化局。在墓碑重刻前，先用水泥抹去后两句，在颜色上要尽可能与原石碑一致。3月3日，文化部办公厅根据胡乔木和周巍峙的批示，给云南省文化局发去公函，要他们“遵照执行”。按照文化部的指示，昆明市人民政府在墓地左屏风墙上重新雕刻了郭沫若的墓志铭，并删去了后两句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