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史记•屈贾列传》载：三年后被召回，恰逢汉文帝刚举行过祭祀，接受了神的福佑，正坐在未央宫前殿正室休息，听到贾谊回迫不及待地马上召见。贾谊议论风发，华采照人，汉文帝虚心垂询、凝神倾听，君臣二人直谈到深夜，文帝不觉中在坐席上移膝靠近对方。两人谈什么如此投机呢？“宣室求贤访逐臣，贾生才调更无伦。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李商隐抓住贾谊人生中一个片断，描绘了一幅“宣室访贤”场景。采用了先扬后抑的手法，将汉文帝夜半求贤的目的揭示得淋漓尽致。好不容易从贬所召回，皇帝深夜求访却为问鬼神，他空怀政治理想和抱负，满腹治国之经纶，可怜！可叹！这简直是对人才的浪费！这是李商隐的感伤，亦是中国古往今来无数怀才不遇之士的感伤。贾谊在长沙时估计日日夜夜盼望着能回长安，但人算不如天算，谁知两千多年后他的形象还留在这里。古代的人寿命短，但33岁去世也应该算是英年早逝了，故居现在被誉为“湖湘文化源头”，作为“屈贾之乡”的标志性文化遗产，为湖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中国最早的名人故居，拥有现存年代最久且连续使用至今的古井，只是我觉得贾谊本是洛阳人，不过被郁郁不得志的被贬到长沙呆了三年多，当个“市长秘书”除了写了几篇诗文发发牢骚之外也没见做太多实事，把他作为“湖湘文化源头”好像有些不妥。不过贾谊故居能够延续两千多年，确实是一个奇迹，和曲阜孔庙的年代有得一比，孔子因为是历朝历代都尊崇的圣人，故居才能被修成庙，延续了两千多年。

    再往前，便是贾太傅祠，正中央为贾谊塑像，一位年轻才俊，右手提笔，左手抚卷，仿佛文思泉涌。左右两边墙壁上分别挂着他两篇著名的赋：《服鸟鸟赋》、《吊屈原赋》。 是作者以屈原自谕，糅合儒道思想，把个人的愤懑不平与屈原的忧愁幽思、愤世嫉俗融为一体,抒发了自己怀才不遇、遭谗被讥的不幸，揭露了人主贤愚不分、人才受压抑的黑暗现实；同时也表达了不向命运和黑暗妥协的决心，并希望有朝一日重返朝廷去实现自己的经国治世理想。明人方孝儒评其“深笃有谋，悲壮矫讦。”鲁迅评其文“皆西汉鸿文，沾溉后人，其泽其远。”刘勰曾说：“贾生俊发，故文洁而体清”。其风格可概而为：素朴浑厚而含悲壮之情，明朗犀利而不乏富瞻之气。沈约评论：“屈平、宋玉导清源于前，贾谊、相如振芳尘于后，英辞润金石，高义薄云天”。因此可以说，贾谊已从精神的痛楚中解脱了出来，以庄学和儒学的某些思想消解了其政治苦痛。两赋虽妙，但也只是文辞而已，哀叹怀才不遇，命途多舛，甚至由此感慨或思考人生，这是大多数文人都有过的经历；如果贾谊留下的只是这些文字，恐怕也不会被后世如此推崇和怀念。

    可贵的是，贾谊还留下了丰富的政治、军事、教育等治国思想，在他的疏、策中一一体现，尤其，这些思想并非空谈的政治主张，而大都切中西汉时弊，实为除弊良谋。这就更凸显他遭际堪伤，为之嗟叹了。文中假托与鵩鸟的问答，抒发自己怀才不遇的抑郁不平情绪，并以老庄齐生死、等祸福的消极思想来自我排遣。贾谊以其突出的散文和优秀的辞赋奠定了其在文学史上的坚实地位。在中国文学发展的进程中树立了一座丰碑。贾谊承前启后，推陈出新，关注国计民生，主张经世致用，超群绝伦，独标新帜，他政治家的眼光、辞赋家的情感、思想家的见识，决定了他作品的风格和价值，也是他文学成就的内在因素。他的作品，不是那种为文造情的形式主义的东西，在汉初文坛具有遥领和典范意义，因此具有永久的魅力。贾谊成为了汉朝政坛上冉冉升起的一颗明星。穿越千年历史，日月风霜、人为荼毁，能以原貌存留下来的古迹几乎没有。然而，其文章、思想却可以流传千古，代代相传，为世人所铭记；其情绪、感情也可横亘时空，和后世之人交流、引人共鸣，岂不也是幸事一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