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大场农妇相比，清代命运多舛的女诗人贺双卿更是叫人为之唏嘘。贺也是嫁给了农夫为妻，在丈夫和婆母的虐待下仍一味地孝顺姑、夫。她在《和白罗诗》中写道：“今年膏雨断秋云，为补新租又典裙。留得互郎轻絮暖，妾心如蜜敢嫌君”？要知道，在中国古代，裙子也是女子的主要“定情”信物之一。宁可留下丈夫的寒衣，而把自己心爱的裙子典当补租，这样无怨的柔情，她的贤惠丈夫却不曾理解。读到此处怎能不使人为之掩卷叹息？这其中之心酸楚，这如此之不怨，又岂是一个“哀”字了得？

    读上面几位女性的故事，有时真觉得古人所提倡的成婚男女应该门当户对，其实不无道理，但更多的时候是门当户对也改变不了女性的不幸。且再看袁枚的妹妹，倒是读了些诗书的才女，便被其中的礼教所束缚与熏陶，非要“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地嫁给一个泼皮无赖——虽然两家称得上门当户对，从而酿制了自身一生的不幸，以致袁枚在《祭妹文》里十分感慨地说是那些书害了她。如此看来，作为古代的女性，真是读书也不是，不读书也不是，上下左右都不是，最终她们的命运一直在夹缝中求生存！

    综上诸例，可谓典型的中国古代礼教之说，悲之呜呼，哀之可以，但须勿怨，敬请认命。难怪连高高在上的后妃都要自称“哀家”！为人贤妻，为人良母，笔者随便一说，当以古为镜。并以此旧时某女子自挽联作结：“我别良人去矣，大丈夫何患无妻，愿他年重订婚姻，莫向生妻谈死妇；儿依严父悲哉，小孩子终当有母，倘日后得蒙抚，养须知继母即亲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