墓志铭，是古代文体的一种，刻石纳入墓内或墓旁，表示对死者的纪念，以便后人稽考。文章通常分两部分，前一部分是序文，叙述死者的姓氏、爵里、世系和生平事迹；后一部分是铭文，缀以韵语，表示对死者的悼念和颂赞。韩愈写的墓志铭，曾被人诋毁为“谀墓”之文。其实，他的许多墓志铭都写得文情并茂，颇具文学风采。《柳子厚墓志铭》是韩文中烩炙人口的名篇，讲述了柳宗元的家世、为人、政绩，世系、卒葬、子嗣等内容，通过对柳宗元的生平事迹的综合概述，高度赞扬了柳的文章学问、政治才能和道德品行，对柳受排挤、长期遭贬、穷困潦倒的经历给予深切的同情。

    韩与柳在政治见解方面并不相同，韩不认为柳参加王叔文集团、主张政治革新是正确的选择；但这并不影响他们之间的深情厚谊。柳死后，韩连作三篇：《祭柳子厚文》、《柳子厚墓志铭》、《柳州罗池庙碑》，可见真挚的友情非同寻常。韩年长几岁与柳宗元，不仅是唐代古文运动的同志，而且多了一份兄长般的关爱。不少人以此篇认为韩柳二人为知交，将其惺惺相认传为文坛佳话。以为“昌黎与子厚，千古知己二”“肝隔呈露，真能不负死友者”这些评论多就文谈文，不及细考二人生平事迹，故浮于虚表，实韩、柳之交，朋友之情、文士相重固然是一层，而二人之政见、学术观念实相左右。柳宗元引韩为知己，韩难释对柳的猜疑与隔膜，过中曲直是非。辛酸苦泪，并非似文字表面描写的和气一团。自古以来没有人不如此，我又悲叹什么呢？人活在世上，好像一场梦，其中的好坏，又计较什么呢？当人在梦中时，有欢喜有悲伤，等醒来以后，哪里值得追思呢？

    墓文中的含糊隐曲处，深深地折射出韩、柳二人复杂关系与隔阂。元和十四年柳宗元病卒于柳州，年仅47岁。他病笃时修书刘禹锡、韩愈，托以编集抚孤之事。能以身后之事相托，可见视刘、韩为最可靠最放心的知己。《祭柳子厚文》中说：“凡今之交，观势厚薄。余岂可保。能承子托我。非我知子，子实命我”。其意是说如今交友，都是势利看人，而我自身尚难保全，但还是要承担起你的嘱托。韩愈此话，想来也是有激而发的，他自己也是命运多舛，元和十四年正月，因谏佛骨事，被贬为潮州刺史，十月又改授袁州刺史北移，十一月宗元去世，次年五月丧柩北归，他自袁州遣使致祭。说的自身难保，即是指此时的处境，既使如此，他也绝不辜负朋友的嘱托，承担起应尽的责任。他的话深刺了社会的世俗之见，而先为柳的高风亮节所感动，其情其理都在此言中了。希望托付幼小遗孤。看得起我你才把死后之事托付于我。大凡现在的交往，观势厚薄，我怎么能保证能承担你的托付？不是我了解你，你诚心托付于我；上有鬼神，我那里敢忘记怠慢你的嘱托呢？由此知韩却没将柳视为知交。二人的政治见解不同，使得他们的关系十分微妙。刘禹锡请求韩为柳写墓志铭，对韩来说，自然是一件尴尬的事，因而下笔非常审慎。“（愈）断其必传，下笔自有轻重”，“但隐约之中，微示其非徒文士而已。”

    《柳子厚墓志铭》前写政事，中写友情，后写文学。政事部分，记叙了宗元被贬黜后在地方的政事。对永贞改革，却只用“顺宗即位，拜礼部员外郎，遇用事者得罪，例出为刺史，未至，又例贬州司马”二十九个字含混过去。“用事者”是谁为何得罪？此中跟柳有何关系，都一概没有交待。你宦途中被斥逐，上天除去你的羁绊，文章如同美玉制成的玉佩，晶莹剔透，闪烁其词，极力铺陈。而那些富贵而没有才能的人，声名磨灭又有谁知道，可是你的名声却越来越高。你的文章不为当世所用，竟让我们这些无能之辈掌握大权。你一旦被斥逐，再没有复官，而朝廷里充满了碌碌之人。“贞元十九年，拜监察御史。王叔文、韦执宜用事，拜尚书礼部员外郎，且将大用。遇叔文等败，例出为刺史。”韩反对王叔文一党，在初稿直斥其事，其一因志褒多贬少的体例习惯，其二因他与柳的交情，柳与当时一般士人不齿的王党扯上关系，怎么说也有点“不光彩”，因而为之“回护”，用“用事者”含混了事，此外并不多言，柳一直坚信的正义行为被这样“掩饰”否定掉了。这正是韩对柳的主体意识不了解的反映。

    二人的政治分岐在铭文中或明或暗地反映出来，“皇考讳镇……号刚直、所与游皆当世名人。”以其父所交皆名人，映射柳结附王党，用笔之晦，可谓用心“良苦”此为暗写；明写的有“子厚前时少年，勇于为人，不自贵重顾籍，谓历业可就，故坐废退。”他由蓝田县尉晋升为监察御史。顺宗即位后，出任礼部员外郎。这时遇上当权的人获罪，他被视为一党，同被遣出京城做州刺史。还未到任，又一道被贬为州司马。居官清闲，愈加刻苦自励，专心读书记诵，写作诗文，如江河泛滥，湖海蓄积，其造诣可谓精深博大无有止境，但只能恣意寄情于山水之间罢了。元和年间，曾将他和一道被贬的人召回京城，又再次一道出京为刺史，这次子厚分在柳州。到任之初，他感慨地说：“这里难道就不值得实施政教吗？”于是按照当地的风俗，制定了劝谕和禁止的政令，赢得了柳州民众的顺从和信赖。他明显把柳得“废退”的原因归于“躁进”。韩认为柳参与改革是希图躁进，有两个原因，一是韩愈出身高门，而王党人都是东南文士的新进集团，唐代新进士族与门阀对立的问题尤为严重，可以说四十年后的牛党争实也是新旧统治集团利益斗争的反映。而出身高门的韩自然不会跟“暴发户”一样得王党人合作。二是韩愈之兄与代宗时代的权相元载结党而被贬官。认为柳 “躁进”的看法到柳死后也没有改变，不过是限于体例在墓志中语气较轻而已，在韩愈编撰《顺宗实录》中说：“（王叔文）密结韦执宜并当时有名欲幸而速进者……刘禹锡、柳宗元等十数人，定为死交”，在《永贞行》诗中说“夜作诏书朝拜官，超资越序曾无难。”用语颇狠辣。

    《永贞行》作于805年永贞革新刚失败时，时韩愈正被贬地方，远离京城。京中的变革本与他不大相干，但他在变革刚失败时以《永贞行》声讨变革，实有讨好当时刚刚铲除王党以获得帝位的宪宗皇帝与宦官们的意思。当时正新旧势力更替之际，新上台者急于打压旧权者，提携巩固己方势力。此刻的政治表态十分重要，韩以此表达政治态度，立即与昔日的旧友刘禹锡、柳宗元划分界线，以此翼图复职回京。他曾给宦官俱文珍和重新掌管翰林的李程都赠过诗。他对昔日备受王党打击的李程重提刘柳，其私心可见。由于王叔文的改革的最大矛头是指向宦官，如果俱文珍倒台，韩愈这个官迷所精心铺好的升迁之路就会重新阻塞。因此与王党构成了间接的政治利益冲突。这就使韩一直对刘禹锡、柳宗元有隔膜猜忌，始终在政治上不愿意再跟刘、柳搭上关系。韩一方面为求升迁而不断有攻诘王党、划清与刘柳界线的言论，一面又对禹柳，宗元装出另一副面孔。他对刘禹锡当面说：“相国扶风公之遇子也厚，非独余知之，天下之人皆知之矣，余初闻子之横为口语所中，独相国深明之，及不得已而退，则为之流涕以诀，又不得已而遣，则为之择地以居。求之于今，难与侔矣……”这翻话让刘感动得“赧然以愧，又缺然以粟，终悄然以悲。”而不知韩在背后的“卖友求荣”。柳以身后相托，不亦所托非人乎？永贞元年刘禹锡被贬刺史，流放途中专门拜访韩愈。韩不加同情，反而以《永贞行》相讥，落井下石。长庆二年刘禹锡寄诗求时任兵部侍郎的韩愈求助，而韩却无动于衷，不施援手。这不正跟韩在《柳子厚墓志铭》中所形容的：“一旦临小利害，仅如毛发比，反眼若不相识，落陷井不一引手救，反挤之又下石焉者”吗？再看回韩的 “非我知子，子实命我”可清楚看到他畏祸推责的态度。王党之人是为宪宗与宦官所深恶痛绝者，刘、柳等人足足十年没迁调过，十年后被诏回京，刚到又再贬得更远。可见王党人深为上层统治者所不容。京城中没人敢为王党人再说话的。在这样的政治高压下，韩都不敢将柳称为知己，而以“子实命我”为自己作后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