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后门，自古有之。中央两报一刊1974年社论《元旦献词》：指出：“共产党员要执行党的纪律和党章的各项规定，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反对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认真纠正‘走后门’等不正之风。”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想办个事托托人，拉个关系，老百姓通常叫作走后门。走后门的浊风恶习，比“走后门”这个词的历史还要长。即使在封建时代，社会也需要有措施来抑制它。这就是所谓“谒禁”和“禁谒”。

    最早的出处见明人王一鹗《总督四镇奏议十•举劾四镇将令疏》：“占公匠六十余名，各色营造私开后门，物议沸腾。”这里的“开后门”，是指“开方便之门”，即在房屋的两侧或后面开一些小门，以方便人的出入。这“开后门”、“走后门”的初衷。“后门”一词，始于何时？近读南宋学者吉水人罗大经所撰《鹤林玉露》，在甲编卷6 中有“留后门”一条，其文曰：“今若直前，万一蹉跌，退将安托？要须留后门，则庶几进取有据。”《鹤林玉露•留后门》又说：“銮辂亲征，事大体重，固宜进退有据。若论兵法，则置之死地而后生矣，岂预留后门哉？留后门，则士不死战矣。”是破釜沉舟，还是进退有据？罗大经认为，后者“留后门，则士不死战”——留后门即留退路。这里所说的“留后门”，是指办事“留退路”的意思。“走后门”，是指用托人情、行贿等不正当的手段，通过内部关系以达到某种目的。此处的“留后门”指的是办事应留有退路，否则万一遇到挫折，就没有退路了。可见并没什么贬义。

    宋徽宗崇宁元年（1102年），起用蔡京为相，蔡京开始严酷迫害元祐党人。所谓元祐党人是指宋哲宗元祐年间反对变法的旧党，以司马光为首，包括苏轼、苏辙、黄庭坚等人。蔡京拟出了一个120人的庞大名单，称作奸党，宋徽宗亲自书写姓名，刻于石上，竖于端礼门外，史称“元祐党人碑”。 宋徽宗时期，贪官蔡京勾结宦官独专朝政。蔡京为了自己把持朝政，就给反对他的司马光、苏轼等三百零九人扣上“元祐奸党”的帽子，在德殿门外树立“党人碑”，上面刻写三百零九个党人恶名，昭示全国。被刻上党人碑的官员，重者关押，轻者贬放远地，非经特许，不得内徒。凡是元祐党人的子孙，一律不许留在京师，不许参加科考，而且碑上列名的人一律“永不录用”，而且一概不许出现和提到“元祐”的字眼。

    洪迈《夷坚志》记载了一则《优伶箴戏》的故事。有一次宋徽宗和蔡京等大臣看戏，一个伶人扮作宰相，坐着宣扬朝政之美。一个僧人请求他签署准许游方的文件，宰相一看僧人的戒牒，是元祐三年颁发的，立刻收缴毁掉，还让僧人还俗。一个道士的度碟也丢了，宰相一问也是元祐年间颁发的度碟，立刻剥掉道士的道服，让他做平头百姓。一个士人是元祐五年获得荐举的，按照对元祐党人的政策，应该免掉荐举，负责管理官员的礼部不予录用，把他赶走了。过了一会儿，宰相家主管私家财库的官员附在宰相的耳边小声说：“今天在国库，申请相公您的料钱一千贯，没想到拨下来的全部都是元祐年间所铸的钱，我来向您请示这些钱咱们到底要不要？”宰相低头想了半天，悄悄对官员说：“从后门搬入去。”旁边的伶人举起手中所持的棍棒，照着宰相的脊背就打，一边打一边骂道：“你做到宰相，原来也只要钱！”宋徽宗和诸大臣看到这里，大家不约而同地噗哧一笑，不知道蔡京笑了没有。如此辛辣的讽刺，在封建社会，也只能出现在这种滑稽戏里面。从此之后，“走后门”就成为以权谋私的代名词，一直流传到现在。
水浒歪传第一百四十四回有：“公孙胜拒绝回梁山，走后门戴宗买礼物”。另见酒徒新书《家园》描述：大隋朝承袭汉制，官府衙门都是坐北朝南。如果职位高到可携带家眷上任，官员的妻儿老小通常都安置在衙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