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皇年间著名白话诗人王梵志生于黎阳，卒于唐显庆(656-661年)年间。王梵志一生坎坷，饱经忧患，身处社会底层，同情人民的疾苦。其诗明白如话，寓意深刻，“直言时事，不浪虚谈”，“远近传闻，劝惩令善”。唐宋时风靡于世，远及西北边陲并传到日本。不但民间广为流传，而且惠及一代诗人。王维、皎然、顾况、元稹、白居易、杜荀鹤、罗隐、寒山、拾得等著名诗家皆受其影响。梵志开创了唐代通俗诗派，国际敦煌学界，特别是日本学者，对他的诗都有较深入的研究。明清以来，渐渐失传。清康熙年间编辑的《全唐诗》竟将其诗屏之门外，岂不怪哉。本世纪初梵志诗在“敦煌遗书”中被发现。我不得不向这位一千三百多年前的诗人表示由衷敬意。

    王梵志是一位初唐颇具影响的白话诗人。他身无长物，衣不遮体，食不饱腹，被迫沿街乞讨。正是这种生活，为他的诗歌创作提供了丰富的养分。他以口语俚词、方言俗语入诗，创造出奇崛跌宕的诗歌风格，在唐代诗坛独树一帜。在唐大历六年有手抄本传世。《宋史•艺文志》著录梵志诗一卷，民国以来，刘复《敦煌拾琐》迻录梵志诗一册，郑掁铎校录《王梵志诗》一卷及佚诗165首。1983年10月，中华书局出版了张锡厚编著的《王梵志诗校辑》。王梵志写过三百余首劝戒世人的诗歌。他在“富儿少男女，穷汉生一群。身上无衣挂，长头草里蹲。到大耶没忽，直似饱糠牲。长大充兵仆，未解起家门。积代不得富，号曰‘穷汉村’”诗里，他指出生活的贫富与子女的多少有直接关系。孩子多了没衣穿，世世代代都不会富起来。他还在《自生还自死》一诗中提醒世人，似此一代一代绵延地生下去，到时候恐怕连立足之地都不可求了。他在《大皮裹大树》一诗中大声疾呼：“生儿不用多，了事一个足。省得分田地，无人横煎蹙。但行平等心，天亦念孤独”王梵志的话，是倡导计划生育的先行者，他最早提出一对夫妻一个孩儿的主张。哈哈，此非钓徒胡说也，尽管还不是站在社会制度的高度，去认识贫富差别问题，但他那“惊世骇俗”的诗话对后世仍有借鉴意义。他应该是中国历史上提倡一孩化的始祖。

    王梵志是唐代著名诗僧，生平事迹正史却无载。据《太平广记》卷八二云：隋文帝时，河南省浚县城东南十五里有一个名叫王德祖的人，家园中有一棵林檎树，生了一个斗大的缨。过了三年后，树瘿朽烂了，王德祖剥开皮发现了一个婴儿，就把他抱出来，收养成长，取名王怂天。至于王梵志的名字，是以后更改的。《太平广记》将其列为 “异人”一类。而《桂苑丛谈•史遗》称之为：“菩萨示化”。但不管怎么说。有学者认为王梵志其人是存在的，他的诗作在初唐流传甚广，尤其在佛教领域，被看作是僧徒开悟群迷的教材。如《云弼友议》卷十一载玄朗上人语：“或有愚士昧学之流，欲其开悟，则吟以王梵志诗。”然而由于封建正统派反对。王梵志俗语入诗，则一直没有给予一定的文学地位。收录了众多僧诗的《全唐诗》中，惟独没有梵志的诗。由于其诗作中有相当部分阐发佛教思想及封建道德，所以在现代除著名学者胡适在其《白话文学史》中对梵志诗给予肯定外，许多唐诗选本也未选其诗作。近年来研究王梵志诗的学者逐渐增多，其中项楚的《王梵志诗校注》收录了三百余首。

    寻找王梵志，是一个曲折的过程。20世纪初叶中国文化界的精英们，为了寻找到王梵志，颇动了一番脑筋，费了一番周折。事情还得从晚清年间说起。余秋雨先生在《文化苦旅》的开篇文章里提到，一个叫王圆箓的道士，负责掌管敦煌莫高窟中无法估量的文物宝藏。某一年，手中拮据，恰巧来了一批探险家，穷苦经年的王道士一下子被大把的票子折服，他热情地打开石室，将不可计数的经书画卷贡献出来，极其廉价、毫不心疼地批发给斯坦因等人。而这里面，就有王梵志的诗卷。王道士个人致富的愿望立即实现了！他用这笔意外之财，换取了大量的柴米油盐，添置了新衣裳，过上了愉快幸福的生活。王道士去世的若干年后，中国学者刘半农先生在法国巴黎的国家图书馆里，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埋头抄录了一卷王梵志的诗集，加之胡适、郑振铎等人的研究，使得一位尘封多年的诗人，以及他的三百多首诗，较为完整地呈现在世人面前。文化的复原，有时是一件痛苦而且艰难的事情。刘半农先生的善举，为中国诗界赢得了宝贵的研究资料。王梵志的白话诗，也得以重新进入国人的视野。从唐到宋、元、明，再到清，年代久远，王梵志的声音逐渐微弱。除了传播和流通上的困难，更重要的是，人们对于文化的选择具有时代性，有时还需要有重量级的文化名人为之宣讲增色。

    王梵志的诗曾一度失传，导致今人对于他知之不多。而在千年前的唐代，一位赫赫有名的诗僧，其诗文是独一无二的：“家有梵志诗，生死免入狱”，“白纸书屏风，来客即与谈”，也许随便走进一个普通人家，都可以在墙角案头无意中看到他的诗；或者在几位老叟的谈话中，不经意地听到他们对王梵志诗句的引用，以教育身边的年轻人和小孩子。其诗歌流行的程度，不亚于当今走红的一些作家的小说。在出版业不发达的唐代，这样的诗歌流传，大多靠一些信徒和爱好者的不倦抄写和众口相传。“他人骑大马，我独跨驴子。回顾担柴汉，心下较些子”。乍一看，不像诗，形式上，又确有诗歌的影子。细细品味，其内里蕴藏着许多的道理。骑马人、跨驴者与担柴汉，三者的生活情境各不相同，而王梵志借此想要说明的，是人与人之间不可比，所谓比上不足，比下有余，而安于现状，寻求自我的心理平衡，才是更为重要的。这样的诗，读起来能叫人会心一笑，若有所悟。王梵志一生坎坷，命运多舛，后来参透世态，遁入佛门，所以诗如偈语，多是些劝善戒恶的小诗，佛家讲究的是普度众生。

    作为一个宗教领域的传道者，他的诗，面向基层民众，适用于芸芸众生，常常是以诗解惑，以诗布道。诸如“鸟饥缘食亡，人能为财死”，“邪谣及妄语，知非总勿作”，“恶事总须弃，善事莫相违”，“结交须择善，非识莫与心”。这类警言妙语，在他的诗中俯拾即是。人有善心是高尚的，但如果能够自觉地传播善心，弘扬善心，则尤其难能可贵。他的诗在民间流传甚广，恰是因为其诗通俗易懂，及他的一颗大善之心。采取直白的形式，循循善诱，深入浅出，将深刻的哲理，包藏在浅显的实话里。也许他希望的，正是以白话诗来点拨世人，迷途知返。除此之外，诗里更多地传递了一种对于现实的认知与感悟。或者说，他在那些劝诫诗里，放了辣味，乃至黑色幽默。“造作庄田犹未已，堂上哭声身已死。哭人尽是分钱人，口哭原来心里喜。”他在局外冷眼旁观，用语简短，寥寥数句，将一群不孝子孙各自心怀鬼胎的样子刻画得惟妙惟肖。好一句“哭人尽是分钱人”！我小时候在乡间居住，也常看到老人病故归天，治丧期间，兄弟妯娌们为了争财闹成一团，有的大打出手。很难说清那些号哭的声音里，是不是藏了分钱不均的担心。诗到了如今，还有现实的警世意义在里面。大实话入诗，没有遮遮掩掩，褪了华美的外衣，袒露原来的真相，更能一针见血，发人深省。他有一首诗，写一个爱钱如命的妻子，在丈夫有钱时，脱衣叠袄，笑语侍奉，如小鸟依人，一旦丈夫无钱落魄之时，则背里朝内，冷若冰霜，脸色难看，让人既好气又好笑，可谓是入木三分。将文学理想与世相百态结合，笔下的诗歌便鲜活起来，像一枚刺，轻轻一扎，脓包里的坏水便流将出来。“贵者乘车马，贱者膊担行”，“富者办棺木，贫穷席裹角”。作为一个长期生活在社会底层的良知者，他并不回避不公平的社会现象，用大白话辛辣地揭露并鞭挞。

    在《富饶田舍儿》与《贫穷田舍汉》里，他将贫富两者之间的差距揭露得淋漓尽致，富贵之家，肥马满厩，官府追役，饮食款待，“纵有重科差，有钱不怕你”。而对于贫寒人家，却是忙碌一日，无米无柴，衣衫褴褛罢了，又逢里正驱遣，“门前见债主，入户见贫妻”。如此贫富写实，世态白描，实在是唐初第一人。从文学色彩的角度讲，较之唐初的宫廷诗人，实在登不得大雅之堂。他的笔下，尽是俗语俚词，直说不隐，不守经典，然而也确是“其言虽鄙，其理归真”。诗体现了佛家的悲悯，像一粒种子，播撒开来，在更稠的人群里生根、发芽、开花结果。盛唐时王维曾经写过一首《与胡居士皆病寄此诗兼示学人》，并且郑重地注明“梵志体”，可见其影响力量。后来的六祖慧能，也从梵志诗中得到领悟，作了一首非常有名的偈语诗：“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我最欣赏王梵志的，是他豁达而朴素的生死观。对于生死的态度，是平常人难以超越的心理极限。从宗教的角度，发出了关于生死的大讨论，并且在诗中将生死与贫富、得失等放在了明显的位置加以阐明。“有生皆有灭，有始皆有终”，“我身若是我，死活应自由”，“千年与一年，终同一日活”梵志不讳言死，不下数十次谈到这个常人敏感的字眼，大有视死如归之意。《红楼梦》道姑妙玉在论诗时，提出了一个观点：“古人中自汉晋五代唐宋以来皆无好诗，只有两句好，‘终有千年铁门槛，终须一个土馒头’”。说的是宋代诗人范成大的作品。而为妙玉称道的佳句，究其根源，却自受王梵志的两首小诗而作。“世无百年人，强作千年调。打铁作门限，鬼见拍手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