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18岁赴延安三人合影我在中间

2015年01月29日庆贺我90寿辰留影

    我是抗大校友

    <岁月印记> 1942.8--1945.8   

    我是抗大七分校最后一期学员，在“抗大”这座熔炉里锤炼3年。我把手头的资料重温选摘编排了一下。我亲身经历抗大二分校和在抗大七分校生活实况亮出來。作为一个抗大校友，应对母校的历史，沿革，特别是优良作风传统有所了解，不断重温，以便更好的继承弘扬；再有我是1940年入党1942年，参军进抗大二分校附中的，那時十七岁。2015年元月29日，己过了90寿辰，有時我独自闭目静坐忆想:我是抗大的学友，1983年，附中印制通讯录时，共收录了935名学生的资料;1963年孙毅校長到西安，相聚有100多位同学，去年春节想再聚一下，西安才约到五个同学，结果俩个住医院，男同学坐轮骑行动不便，女儿接宝鸡过年了，一位要去北京儿子家了。我仰面看天喊了声，团聚不成了！多数学友己隨姻云游走了。自然規律真无情，古今中外谁不从。生老病死人间事，何人得道能永生！一旦我也冒了烟，这些资料会成一包废纸被处理掉。为此我想把它写成文字寄存下来，传给后代，特别是校友的子孫后代。在有生之年完成彭绍辉校长生前的嘱咐。

    附:<彭绍辉校长的一次谈话>  韩晓初

    彭绍辉校长，虽然只有一个手，但在军事训练中还给学生亲自作示范。开荒时还特意做了一个小镢头和同学们一块劳动；他是木工出身，我们用的纺车就是他亲自设计在校木工厂做出来的。他平易近人，爱兵如子。我们非常的怀念他。韩晓初同学写了一篇《忆彭校长的一次谈话》老校长叙述了抗大七分校的一些情况，对以后编写这段历史的嘱咐非常的珍贵，洋溢着强烈的革命感情，正是反映了这段创业历史。

    《彭绍辉校长的一次谈话》  韩晓初

    彭绍辉同志在1943年至1945年任抗大七分校校长，我当时在七分校二大队学习，毕业后分配在总参工作。六十年代初老校长在总参担任副总参谋长。我在总参作秘书。

    1961年建军节，我接到老校长要见我的电话。我刚进门老校长和他的夫人张伟同志迎了上来，很亲切地同我握手说：“韩秘书来啦！请坐吧。”坐定后，老校长向我问长问短，谈笑风生，他是那样亲切、和蔼，当他谈到在延安抗大七分校的战斗生活和大生产运动时高兴的站了起来，边走边对我说：“你是咱们抗大七分校的学员，几年的艰苦学习和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有很多事迹确实可歌可泣的，很值得写一写，如果你们能够把那些感人的事迹写出来，总结总结，好好宣传宣传，对人民群众，特别是对青年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很有价值的。”接着他就兴致勃勃地讲了起来：第一件事你们还记得吗？1943年你们打窑洞，盖课堂，在建校劳动中，因长期的摸爬滚打，裤子都磨破了。我们当领导的看到心疼。我去见毛主席时，说你们没有裤子穿。主席说：“自己动手纺线，让大家都穿上新裤子。”我照毛主席的指示，男的开荒，女的纺线。柳沟女生队就是纺线的吗！第二年，我们都换装穿新衣服了。自己动手解决了穿衣问题。

    第二讲吃饭问题，那几年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进攻我们，封锁我们，加上1942年严重的自然灾害，我们陷入了极端困难的境地，粮食就是一个大困难。为了解决吃饭问题，我们还是遵照毛主席“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指示办，开展了向荒山要粮的战斗。你们豹子川，到处是荒山，当时提出：“把豹子川的荒山变成良田”的革命壮语，经过两年的艰苦努力，终于实现了，从吃粮到吃菜，吃油全部是自己生产的。这是一件了不起的事。

    1944年底，总结大生产运动的伟大成果在延安隆重的举办了《陕甘宁边区生产展览会》。展览会上就有你们的生产成果。同时还召开了《边区劳模代表大会》，在那次劳模代表大会上，还表彰了军队劳模张治国等同志。

    第三件事，自己动手挖窑洞，这也是一件很艰苦的劳动，从切窑面、打洞、推土、打坑到架洞梁都是很艰苦的，跪着、爬着挖土，汗水和泥水沾满全身，一个个活像泥人。但是都没有退却，情绪是很高的，每天歌声嘹亮，自己还编排节目，生活很愉快。全校建成一排排冬暖夏凉的新窑洞。这是师生们用汗水换来的。邱治水同学就是打窑洞时窑洞垮塌光荣牺牲的，献出了他年轻的生命。还为他开了追悼会，号召大家学习他不怕苦，不怕累，不怕牺牲的崇高精神。

    第四件事，做鞋，织袜子。这本来是女同志干的事，学校发动自己动手，互帮互学，用羊毛织袜子，用旧布纳鞋底，鞋帮。纳鞋底是个技术活，天下无难事，经过大家勤学苦练，都学会了。手巧的男同学还做了‘千层底的认脚鞋’（分左右脚）抗大学员的手，不仅能开荒，打窑洞，拿笔杆子和枪杆子，还能干细致的针线活。你们脚上穿着自己织的袜子，自己做的鞋，都是靠辛勤劳动的双手，可惜我不能劳动，只有一支手。

    我说的四件事，仅是给你们提示一下，一定挂一漏万，因为事迹是很多很丰富的。就这四件事来说，说明了在当时艰难困苦的条件下，由于自己动手，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克服了困难，减轻了人民负担，同时锻炼和考验了同学们。这是延安精神，要把延安精神永远发扬广大。

    省人民政府，把抗大七分校的三十孔石窑洞如今仍完整地屹立在东华池街心，定为革命文物保护单位。为记念抗大七分校让后人缅怀抗大精神，华池县已把女生队住过的地方正式命为“女生队洼”并报省上批准入地图。

    缅怀峥嵘岁月展望美好未来，为了灿烂的明天，心情无比激动；当年附中天真、活泼、朝气蓬勃的青少年，今天已步入古稀之年。我们一定在党中央领导下，用战争年代那种火一样的革命热情，教育好子女和青年一代，让优良传统代代相传。和全国人民一道，以全部的光和热去创造更加光辉灿烂的未来！

    1942年8月一1945年8月我曾是抗大二校附中8大队和抗大七分校女生队学员,有责任把这段历史印记写出来,这是延安精神，要把延安精神和抗大优良传统,代代相传,永远发扬广大。

    孙毅：享年100岁。毛主席呌他“孙行者”， 朱总司令称他“孙胡子”。 他曾多次说过，影响他的一生，成为他为人处事准则的是两种植物：一种是“竹”， 一种是“莲”。 他把这两种植物，称为舖垫自己人生之路的两块“思想基石”。 他常说：“做人既要有竹子挺坺自直的精神，又要有莲花出淤泥而不染的品格。”他把自己的养生之道概括为１６个字：“基本吃素，坚持走路，精神寛舒，劳逸适度”。 除此之外，他还总结一些頗富哲理的健身名言，例如：“吃苦是福，吃苦是福”；“ 腰包无鈛，睡覚香甜”； “健康长寿，始于足下”； 健康生快乐，快乐生健康”； “不戴乌纱帽，精神更活跃”；“ 境遇休怨我不如人，不如我者尚众；学问莫言我胜于人，胜于我者还多。

    1963年孙毅校長到西安，在陜西军区礼堂相聚，有100多位同学，我们高唱抗大校歌，热烈欢迎校长的到来，他服装筒扑身体康健，右手拿一根棍，左手提个塑料袋，我当时坐在前排，忙站起来接过那袋，把喝水怀子取放在桌上，袋里竞裝着足有5斤重的小圆石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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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毅校长和西安抗大附中学生在大雁塔合影 前排右4是孙校长二排左二 是王铭慈共33人

    （3） 隨总校迁往陕北

    驻华北日军不甘心“扫荡”的失败，他们变本加厉，对我根据地采取“蚕食”政策，到处修碉堡，向根据地中心地带步步逼近。为了最大限度地保存干部，准备进行战略反攻，迎接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根据中央1943年１月24日指示，抗大总校和二分校调回陕北。

    1942年夏天发的是草绿色单军装冬天发的冬装是黑色棉便装，帽子是每人一顶山区男人戴的毡帽头，形状像一只放了气的皮球壳子把一半压进去的半元体帽盔，连男生都不愿戴，让我们这些姑娘戴真是难看，后来校领导知道了这件事，由李志民主任亲自指导下，终于想出办法：把里面一层拉出来剪成军帽的形状，前面剪出一个帽沿，两侧剪出两片护耳，缝上两根带子，戴上完全像军帽一样。我们身着黑便服，头戴咖啡色“军帽”，个个英姿豪爽，十分精神，后来才明白，这是为我们去延安的路上，通过敌人封锁线，减小目标安全而精心设计的服装，使我们深深的感到领导对我们这群“娃娃兵”无微不至的关怀。

    1943年2月12日，全校一千多名男女生编队，学校只讲是反“扫荡大演习”。孙校长动员反“扫荡”演习： 抗大二分校校长孙毅同志，人们都亲切称他“孙胡子”因为他的嘴唇上经常留着短短的黑胡须，故得此尊称。我们集中在灵寿县，陈庄附近的团泊口的一个小山沟里，山头上站着持枪的哨兵，山口也设有哨兵，看起来不同往常很严肃。 孙校长为反“扫荡”演习作动员，他讲话河北口音很重，我记的他讲了四个问题：首先讲了国际国内反法西斯战场的大好形势和日寇垂死挣扎进一步的对我们边区实行“铁壁合围”“蚕食”和“三光政策”，敌人对我们边区的“扫荡”将是一次比一次更加疯狂和残酷。为了粉碎敌人新的“扫荡”保存一批宝贵的干部和附中一千五百多名优秀青年，军区首长决定组织反“扫荡”演习，把你们转移到更适于学习的地方，总而言之一句话不论环境多恶劣，斗争多残苦，我们的抗大只能越抗越大，为了积蓄和保存抗日的力量，培养胜利后的建设人才，党、军的骨干，你们必须马上进行演习的准备，待命行动。为了活动方便，首先要轻装，一个背包，一条米袋，三双鞋，一个挎包，毛巾和一付碗筷，别的什么也不要带，行军鞋很重要，新鞋容易硌脚都应穿几天，鞋上应穿个布带不要马虎，结实一些，因为你们一不扛枪二不打仗，就是一个劲的走，走到目的地就是胜利，为此脚很重要，保护脚就更重要，一是鞋要合适，二是到宿营地一定要坚持热水洗脚，又活血又解乏，这是我们行军的一个好习惯。

    第二点要注意的就是不要渴极过饮，饿极暴食，如稍不注意会撑坏人，甚至丧命的。路上困难，有时可能吃不饱饭，饿肚子，有时连炒面也吃光了，这种情况如遇改善一下伙食，千万要注意不可暴饮暴食。脚不出问题，肚子出了毛病也有掉队的危险。

    第三点他讲：这次反“扫荡”大演习时间可能会长些，走的路可能会多，急行军，夜行军，高山冰河都有，因此你们每个人要准备一根棍子，要结实一点的，如你们手中什么也不拿，天天走路手总是向下垂着甩来甩去，会肿会充血发胀难受，棍子应该是你的助手，天黑它能帮助你探路，用它敲打前面，有没有坑、凹、沟渠，有没有障碍物，不至于被摔倒或掉进坑里；趟水过河能用它深水的深浅，是石头底还是沙底；上山可以当拉棍，下山可以做扶手，遇到高坡陡壁时下面人拽着，上面人一拉就上去了；漆黑的夜行军也可以用棍子把前后的人都拉起来，既走不错路，又不会因瞌睡而掉队；路过敌占区时还可以扛在肩上当枪迷惑敌人；累了还可以用棍支着背包休息一会也能喘口气吗。我听的入迷，一根棍子就教了我们这么多的用法真像慈母对要出门的儿女无微不至的叮咛。

    第四讲的是保密问题：保守机密是一个革命军人起码的纪律，今天为什么在这小山沟开会动员还设了岗，就是为了保守秘密，这次行动就是个实际考验，违者以纪律制裁。你们将来要担当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建设新中国的大任，凡是历史上起作用人物，无不经过“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腹”的，希望同学们为着抗日的胜利，为了人民解放事业的利益，不怕艰苦，勇于自我牺牲，努力学习，在艰苦的环境里锻炼自己，不失为抗大的战士，不失为未来新中国的青年。 孙校长最后说：“兵分三路沿滹沱河，桑乾河逆河而上，暂时到一个安全的环境，好好学习，将来沿桑乾河，拒马河顺流而下，给日本鬼子当头一棒，我们大家在北京再见。”

    2月15日孙校长签发行军命令：高上科的四个队和附中的十一个队混编为三个营，分南、中、北三路于2月16日分别从灵寿县的陈庄镇一带出发。

    （4）我因病留住医院

    眼看老师和同学们都上路了，我还呆呆的站在路旁，我因患疟疾被留下了编在病号队——大庄上休养所。当时生活和医疗条件都很差，领导上很关心病号，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给我们增加营养，改善生活，聂司令员，孙毅校长还专门派人给我们送大米和白面，调拨了小米、猪、羊肉和油、盐，经过一个多月治疗和疗养，大部分同学都恢复了健康，3月15日领导宣布：“将附中病号队改为二梯队，由欧阳顺任队长，李熙民任指导员，于象乾任副队长，朱培屏任副指导员，各排的排长由高上科的干部学员担任，副排长和班长由附中同学担任，我们排的排长叫樊金堂，女排长张英华。全队有百余人，同行的还有日本人“反战同盟”数人及部分地方干部，于3月20日由大湾，温塘一带出发，经建屏（现在的平山县）在南庄住一夜，我外祖母就住这村。去抗大附中时，我娘和我妹妹也住在老娘家，我们出发前领导上就讲明，前边的三路大军已胜利的过了黄河，奔赴延安。这次走远了不知什么时候能回家看看，于是我去队部请假，准我回去看看，不准在家住宿，我高兴的跑回去，只见到了我妹妹王守敏，我娘回天井村看我奶奶去了。老娘见到我非常的高兴，还给我切了一块盐肉做了一顿稍子面吃，还呌我妹去燒餅店拿回20个芝麻燒餅，缝了一个条袋給我装好，套在我的颈上，用两手扶着外孫女的双肩，慈祥的目光，关爱的神情，难禁的涙水说；“你奶奶病了，你娘今天才回天井村，你能多停几天，回去看看她们，她们都很想你！”我 明天一早就出发，又不能明说。快熄灯了，妹妹送我回队，他一心想当兵跟我走，那时的姑娘都想当兵。可她是娘的心尖子，爹离家出走己13年了，我当兵走了，她俩母女相依为命，妹是娘的唯一生活支柱，妹自小体弱多病，我怎敢把她带走！第二天一早我们就上路了，经盂县，定襄进入游击区。在晋察冀军区二分区河南区队的掩护下，原拟定在定襄下塘头休息一天，然后在忻口以南的金山铺越过敌人的封锁线——同蒲路。 由于敌人发觉我们部队动向定襄敌伪军百余人，在夜间抢先埋伏在塘头的山顶上，（此情况是后来樊排长讲的，他就是定襄大队调去抗大学习的）。

    （5）遭日寇的伏击

    我们夜行军120里爬山走路就不说了，要过一条冰冷腰深的河，当时传令：“前面要趟一条水有腰深的河，大家要把棉裤脱掉，放在背包上捆好”。连传了三遍,但有几个女生未这样做，结果棉裤打湿了，三月天还凉,走路把腿都磨破了；我听话，裤子鞋袜干干的，过河后用毛巾擦去河水，穿上棉褲暖暖的，清奌人数整队继续急行军；过了一条铁路，因为咱是山里的姑娘从来没见过火车，我过路时还特意弯腰摸了摸很粗很硬的一根长铁条；急行军“天亮前一定要进山”这是队长传的令，我们用强行军的速度跑着，天慢慢的发亮了，当我们的队伍钻进一个大山沟时已是清晨，队领导宣布：“就在这休息一天，天黑再走，大家吃点东西吧！”真是又累又饿，我放下背包，解开面袋，倒了一碗炒面又拿出老娘给的那块盐肉，拿出小刀准备切成小块和同学们共餐，李指导员也在,我也想叫他吃一块。炒面和肉还没吃到口，忽然枪声大作子弹“哧哧”地好似在头上飞过，同学们一时紧张起来，不知所措，樊排长说：“我到前边看看！”指导员李熙民同志大声喊：“扔掉背包，带上粮袋和鞋，跟我来，动作要快！”我把鞋包往腰里一捆，背上粮袋就随指导员往对面山沟里转移，那碗炒面和切好的肉也没顾上带。当跑到一个土崖下时，还隐隐约约的听到鬼子的叫声，情况非常危急，但又别无去路，指导员说：“我上去拉你们，大同学在下边往上驮。”说着他攀上土崖，伏下身子，我们在下边两人架一个往上驮，就这样把一个个小同学都拉上去了，我记的最后两名是小姑娘何庆玲还有一个男同学，刚驮上去，就听指导员一声命令：“卧倒！快卧倒！”突然听到一声巨响还夹杂着机枪声，顿时尘土遮目，我听令卧倒在地，只觉着左腿被什么硬物重重的砸了一下。枪炮声过后，不见指导员来拉我，我心中急了，就站起来伸着双手大喊：“指导员快拉我！王銘慈还在下边，指导员快拉我上去……”嗓子都喊哑了不见回音，我想指导员不处於万般无奈的情况决不会丢下我不管，这时背后山上的敌人喊着：“捉活的！捉活的！……”我决心自己突围，就顺着山崖边爬边绕着走。掉队的战士和离了娘的孩子一样，我走一阵爬一段，想起了临行前指导员在党员会上讲的话，我是1940年8月在第五中学入党的，他说：“党员在平时要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在战时要冲锋在前退却在后；受了伤，重伤不哭，轻伤不下火线。”我18岁了，已是三年多党龄的共产党员，把同学驮上崖脱险了，现在一人突围这是对自己的考验。我知道左腿受伤了，但站起来能走，骨头没伤，是轻伤，我决不下火线。突然听到有人喊我：“姑姑怎么你还在这！？”我回头一看是我的侄子王谷怀，也是附中的学生二梯队的，他说：“姑姑你受伤了。”我说：“快走！我知道，别看。”绕过山坡到了一个安全处，他帮我用我包鞋的包袱撕开简单的包扎了一下伤口，继续找我们的部队。出发前有规定，红黄旗交叉是集合点信号。谷怀的眼明，他看见山下的一个小山头上有信号，当时真是喜出望外，我们脱险了，找到部队了。医生为我洗伤包扎，同学和领导也来安慰我。我急急的打问，李指导员回来了吗？谁都没看见，等到樊排长回来时才得到准信：他们打扫战场时看到李指导员，和他双手还紧紧的拉着的最后上崖的男同学，躺在崖边的血泊中，都中弹牺牲了。很多同学哭了，我禁不住放声大哭，喊者：“你全是为我们牺牲的，贺庆玲只是被炮弹把耳朵震伤了，你让我们卧倒我只是腿受了点伤，都保住了性命，而你一心记挂着我们，就不顾自己的安危，官爱兵如子，你是典范，你是英雄，你是党员的好榜样，你永远活在我们心中，血债要用血来还，坚决抗日到底，彻底干净的消灭日本鬼子，克服一切困难，完成奔赴延安的政治任务，以慰英灵。

    在护送部队掩护下，我们队冲过东北山头脱险。敌伪军被我们打回了老窝，敌人撤走后，部队在下塘头集合整顿，宣布朱培屏代理指导员。

    组织上决定将病号和受伤的同学留下治疗，待伤好后送延安，其余同志决定突围，冲过第二条同蒲路，还要强渡汾河，抢越摩天岭才能脱离危险，到达解放区。我听了欧阳队长宣布的决定，心中就毛，我的左腿两处被炮弹片击伤，幸亏没伤到骨头，可也是受伤了，真怕被留下，这里是游击区，群众条件远不如我们老根据地好，我暗想：坚决不能留下，忍痛也要跟上队伍走，正在我担心怕留下时，朱指导员派人来叫我去，谈话内容是：叫我治好伤再走，我可急了，我站起来走着给他看，并说：“不痛！不痛！我能跟上队。”他还是不准。我可真急了，写了份决心书交给队领导，不料队上决定还是让我留下，为此我急哭了，又写了一份决心书去找领导，死活不愿留下，我还跑了几步给他们看，好像一点伤也没有受过，我说：“只有140里路了，我一定能跑过去。”这才批准让我随队走，并指定了刘汝宁和几位男同学帮助我。上路后，我从不敢坐下休息，因为这两处伤，大腿侧面有两寸长的伤口，但走路不太碍事，膝盖上这块伤口如坐下再站起来迈步那痛的钻心，因此我就不坐下休息，走、跑热了，人急了痛劲就能克服了。我紧紧的跟上队“重伤员不哭，轻伤员不下火线。”李指导员为我连命都不要了，这点痛怕什么，决心胜利完成突围任务，不给同学们增加拖累。一路急行军通过了封锁线，又来到了汾河边，天上的雨像盆泼一样的下着，夜色伸手不见五指，大家鸦雀无声的通过了汾河桥，这是英勇机智的护送部队，摸掉守桥敌人的炮楼，而给我们打开的安全通道，到了河对岸，遇到一段非常难走的泥滩路，叫“陷泥滩”“陷泥沟”这段路全是黑泥，当左脚踏下去陷下一尺多深时，右脚得赶快迈，如两脚齐陷在泥里要想再拔出一只脚向前迈，就会越拔陷得越深。有个同学眼看陷到齐腰深，于象乾副队长大喊：“叭下，打滚。”结果我们全打起滚来，连滚带爬出了“陷泥滩”，大家你看我，我看你全成了泥人了，真是哭笑不得。我的伤口全被污染了，又是水又是泥，当时我们又没有衣服换，在岢岚山下一个小村庄住下休息、吃饭，说真的三天来才吃了一顿热饭。同学们帮我脱下泥裤子，医生为我清洗了伤口，换药重新包扎起来，让我躺在老乡的热炕上，这一夜的休息可遭了，我只觉全身发冷，伤口剧痛，医生来看说我发起了高烧，伤口感染了，要设法快送医院治疗。早晨我坐起来顺炕沿下地，想试试这条腿，因为马上要越过苛岚山，号称摩天岭，过了这座山后才能到达晋西北根据地，我暗自揪心，别说走连站也站不稳了，一是头晕，二是腿肿，左腿红肿的比右腿粗了很多，这可怎么办？只好留在当地了。伤痛我不怕，我怕离开我们的队伍。实际我的忧虑是多余的，晋察冀边区的人民把亲生的儿女交给了抗大，孙校长把这批特招的小八路托给了队干部，队干部对这群青年看的比自己生命还宝贵的宝贝，早对我这个伤号做了妥善的安排。出发前，一付担架两位老乡来到我的住处，同学们把我扶上担架，老乡见我盖的薄，就把自己身上的羊皮袄脱下来给我盖上；上山无法两人抬就轮流背着走，用皮袄裹着，生怕把我冷着，就这样日夜兼程把我转送到晋绥军区医院。每当想起我受伤后的这段经历心中总感到万分的激动，禁不住的热泪两流，72年过去了，随着岁月的流逝，许多的往事俱已忘却，可李熙民指导员高声急切的：“卧倒！快卧倒！”的声音还鸣响在我的耳旁，他把贺庆玲拉上去一同撤出阵地，是不会牺牲的，可他一心想到崖下还有两个战士等他拉上来脱险，他没走观察着敌情关照着我们，听见炮弹打过来了令：“卧倒”，如果我站着伸手待上，那就残了，我卧倒了，虽腿受伤但保全了性命，可李指导员为救我们而舍去了他风华正茂的生命；队领导和同学们操心受累把我带出了游击区通过了同蒲路、汾河；是边区的老乡们抬我背我翻山越岭争分夺秒把我转送到晋绥军区最好的一所医院，外科韩主任和医护人员对我精心的治疗耐心护理再一次从死亡线上把我救活，因为从过了苛岚山，到转送到医院第一次手术我全不记的，因那时都处在高烧昏迷中。很多人担心说我没救了，难忘的阶级情，抗大二分校的各级领导和老师们，对我们这批学员真爱护、真亲；也永远忘不了。抬我背我的乡亲们，谢谢，再谢谢，衷心的感谢我的再生父母和亲如手足的兄弟姐妹们。
   
    （6）人在医院心急返校

    伤口感染严重，经两次手术割除了烂肉，总算保住了这条腿，这要感谢外科的韩主任和医务人员对我精心的治疗和护理,和军区领导送来了抗茵素。

    这里还有一段故事：我大腿上的伤口己全愈，膝盍也不那么痛了，医生允许下地外出走走。记的是个端午节，护士長李大姐约我去她家玩我去了。到她家不多時來了一位军人，李大姐迎上说：“部長请坐，我带一个伤员來家过节，他呌王銘慈，是抗大的，伤也快全愈了。”部長说：“我认识，去你们医院外科病房見过她，那時还卧床胆心腿能否保住？韩医生递过个报告，要抗茵素药，这药是战利品，那次就是给你们送药去的。”同房住的一位才17岁的女战士，因感染严重缺消炎药，结果为保命把腿锯了，正天在哭。我然忽想起來了，我入院一次手术后几天，曾经有军区首長來病房视查过，有位首長还到床边安慰我，还送我一个笔记本和几支鉛笔。部長说：“那就是我，听说你的伤感染也非常严重，怕失去腿，闹情绪” 送來抗菌葯，保住了我这条腿， 从心底裡发出的感激。我即說：“谢谢領导的关心，那次送來的药用上了，炎症很快得到控制，这条腿保住了，又能回到母校学习了。”越说越热火，眼看到了中午,李大姐约我们去就歺，进了食堂見一大园桌上正在上菜，己就坐了几位军人，有人站起向我们打招呼：“就等你们了，快请坐”。 李姐主动向他们作介绍：“这是我从医院带來的伤员呌王铭慈，是抗大二分校的学员，过路遭伏击腿受了伤，現巳快全愈了，带她出來玩玩，今天又是瑞午节”。

    菜上齐了，那位部長站起來讲了几句:”过五月端五了，大家聚一聚，”大家喝酒碰怀，很是欢乐！酒兴间有个军人说：“这位小同志，你就留下别走了，可送你到卫校学医，也可跟小李留医院工作”。 我即回话：“不行，绝对不行。孫毅校長指令，走到目的地，就完成任务，我在中途绝不能自留，伤愈出院回母校。”又有人说：“現在陜北生活很苦啊。。。。。”我说：“再苦也没有前方苦，我们是应中央指示，在边区招一批小知识分子，送抗大到延安培养建国人才的，我不能怕苦不去”。 大家还赞扬了我几句。飯后就回去，在路上李姐坦牌了：“部長看上你了，希望你能留下，送你到卫校学医，我也舍不得你走，留下吧！”。我摇头：“为抗日救国我参军，抗大同学发过誓‘打走日本鬼子，再谈婚姻问题’。

    韓主任來查房，问我上午那去了，中午也没回來吃飯？我如实说：“跟李护士長到她家玩了一趟，在那过了个丰盛的端午节”。 他叫我去換药，问我去后祥情，我一五一十的对他详述了。他说；“老乡！你想走也走不了啦”。 他是河北人，从前方到延安学医毕业分配到这裡工作的。我问：“为什么？”他说：“你开不出行政介绍信了，就办不了出院手续，己有几例被迫留下了”。 我真犯愁内心急死了，本想伤愈即火速归队”又出了这事，一夜翻來复去不能入睡，这可如何是好？！

    天无绝人之路，上午來了两个病愈同学，准备出院來看我，对他们诉了我的心烦事，昨天换药伤都好了，就是还不宜走長路，我想跟你们一同走。他们说：“我们都开了行政介绍信，下午去办出院手续，明天一早就上路” 我怕开不出行政介绍信，又怕去开暴露了我走的意途，受到阻拦。忽然其中一个同学掏出介绍信说：“有办法了，咱俩的介绍信上开的是‘二’ 人，再加一道‘三’ 不就是有你了”。 顺利的办了出院手续，僅向韓主任告了一个别，他还让我带上一个单拐，要我上兵站要坐骑上路。待续<过黄河到延安>

    （7）过黄河到延安

    1943年过了端午节，我和俩个同学一塊出院，就在我们住的晋绥军区医院的兴县渡过黄河，坐的羊皮伐子，我的双手紧紧的抓住伐子背上的木棍，随着风浪一上一下的飘着，人都说：“不到黄河心不甘。”可我坐在黄河背上了，心还不甘。自从知道我们抗大二分校是奉中央军委之命调回抗大总校的；招设附中，是中央受意：在边区招收一批小知识分子到延安培养建国人才，提高军队干部的文化素质为目地的。到延安！快归队！母親河啊！坐在你的怀抱中格外温暖安祥，意志更坚强；伐子击起的波浪和伐工划扳的水声，好似在高呼：排除万难，奋勇前进！前进！此時我内心中就非常激动，延安是革命圣地，是红色首都，是领导抗日的总司令部，是我早已向往的地方，现在越来越近了，过了黄河再走几天就到延安。走时医生说，我的腿还不能走长路，为此还是一路坐骑上路，沿兵站走的。一路我沉浸在幸福的憧憬之中，想着那巍巍的宝塔山，清清的延河水，抗大的校舍，窑洞的灯光，将会幸福的见到中央首长，毛主席、朱总司令、要能见到贺龙司令员、王震旅长更好，因为他们在1937曾率120师359旅到过平山县，扩军招了一个“平山团” 还有一个“教导队”； 他们还带來了“七七救亡工作团”“抗敌剧社”当时以平山县为中心，在中共县委的密切配合下创建了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后因敌人围困陝甘宁边区又从晋察冀调回延安。真想见到他们呀！想着，想着，作梦都在想。再有个安全的学习环境，多美呀！

    （8）回到延安母校接待站

    我沿兵站转送到延安我校的接待站时，同志们对我非常热情、关注，真像回到家一样，给我发了一床三面新的被子和新灰军装、军帽、鞋、袜、挎包、绑腿、毛巾，我穿戴上真精神。离队后的一切愁闷、焦急一下烟消云散了。田惠琴也来看我了，（她是五中同学一块招入附中的），因她父亲在党校工作，把她留在延安了。还有站上的几个同学，她们陪我玩了几天。还在新市合了影，（可惜在撤出延安時被敌机炸飞了）。通过她们还会到了我的姨妈韩鑫她正在学俄语（平山县元坊村人）还有二妗子商温，（我二舅韩珂是平山县南庄村人1937年参军1942年牺牲）她正在学医。都是从抗日前线回大后方学习的。

    总校在绥德。首長也没見到，只因生病未跟上大队同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