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红网北京2018年10月23日电（王元慎）

    中国共产党党史历来把陈独秀、李大钊二人并称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形象地称之为：“南陈北李，相约建党”。从他们分别担任上海和北京两个中国共产党最早发起组的负责人以及在五四运动中的影响力，建党之前的理论著述和与共产国际的联系来看，都是当之无愧的。不过，笔者经过多年深入研究考证，认为中国共产党还有一位因曾脱党而被长期淡化的主要创始人。他，就是李达同志。

    一、李达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作了大量思想上和理论上的准备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李达当时在日本，未能直接参加“五四”运动，但他密切关注国内时局的发展。6月18日和19日，他在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上连续公开发表《什么叫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目的》两篇文章。第一篇初步介绍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思想，论述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区别与联系，划清了社会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界限。第二篇则着重揭露资本主义制度的残酷剥削；论证了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阐明了社会主义的目的是“改掉十九世纪文明的弊病”；“社会主义有两面最鲜明的旗帜，一面是救济经济上的不平均，一面是恢复人类真正平等的状态。”李达的这些论述阐明了社会主义的目的是政治上要消灭压迫，经济上要消灭剥削。在当时各种假社会主义鱼目混珠，特别是无政府主义颇有市场的情况下，他这两篇文章对中国的一些先进分子分清真假社会主义起到了启蒙作用。

    从1919年秋到1920年夏回国之前，为了系统地向国内传播马克思主义，李达以艰苦的劳动翻译了《唯物史观解说》、《马克思经济学说》、《社会问题总览》三部著作，寄回国内出版。这三部著作包括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三方面的丰富内容。在当时国内还非常缺乏马克思主义著作，许多人包括一些共产主义的信仰者还不能直接阅读外文书籍的情况下，这三部译著对传播马克思主义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唯物史观解说》于1921年5月由中华书局出版，截至1932年止重版过14次。1920年3月，李大钊在他发起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会的通告上，把李达翻译的《马克思经济学说》列为阅读文献之一。

    1920年11月7日，在苏联十月革命三周年纪念日之际，党的上海发起组创办了我党第一个党刊——《共产党》月刊，李达任主编。《共产党》月刊在黑暗的旧中国举起了共产党的鲜艳旗帜，表明它的历史使命就是指导中国人民走十月革命的道路。《共产党》月刊被各地共产主义小组列为必读的教材之一，最高发行量达5000份。1921年1月21日，毛泽东给蔡和森写信谈到建党问题时，高度赞扬它“颇不愧‘旗帜鲜明’四字”。

    二、李达是中共“一大”召开的主要筹备者和组织者

    1920年8月，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立。成员有陈独秀、李汉俊、李达、沈玄庐、陈望道、俞秀松、施存统等。大家推举陈独秀为书记。陈独秀于11月受陈炯明的邀请，到广州任教育厅长去了，于是由李汉俊代理书记，后来陈、李二人因政见不合，李汉俊愤而辞去代理书记，于是李达在二人之间调和，调和不成后便于1921年2月起任代理书记。从这时起到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召开，党的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全面工作便由李达主持。

    由于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是中国最早成立的中国共产党萌芽组织，加之陈独秀在当时的威望，因此，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实际上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发起组。1921年6月，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赤色职工国际代表尼克尔斯基到上海和李达及李汉俊晤谈。李达报告了党的上海发起组的工作及各地早期共产主义组织的活动情况，认为建党时期已经成熟，“建议及早召开全国代表大会，宣告党的成立。”马林和尼克尔斯基表示同意，于是，李达便通过秘密信函通知北京、武汉、长沙、广州、济南、东京的小组各派两名代表来上海开会。各地共产主义小组推选代表出席中共“一大”的共计13人。即：上海：李达、李汉俊；北京：张国焘、刘仁静；湖南：毛泽东、何叔衡；湖北：董必武、陈潭秋；山东：王尽美、邓恩铭；广州：陈公博；旅日：周佛海；陈独秀委派代表：包惠僧。

    马林和尼克尔斯基受列宁及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的委派，作为共产国际的代表出席了中共“一大”。作为党的上海发起组的代理书记，李达担负了大会文件起草等筹备和组织工作。张国焘在其著述《我的回忆》中也证实：“李达是处理大会事务的负责人”

    此外，“中共一大”召开的地点及代表们来沪之后的住处都是李达布置其夫人王会悟完成的。会议期间出现侦探，在研究会议转址时，也是王会悟提出到嘉兴南湖，并精心安排了购往返火车票及租船等事宜。

    三、在中共“一大”上，李达当选为中央局成员，分管党的宣传工作，成为中国共产党初创时期的核心成员

    在嘉兴南湖进行的中共“一大”最后一项议程，是选举中国共产党的中央领导机构。考虑到当时中国共产党的党员不过五十多人，各地的组织也不健全，所以决定不成立党的中央委员会，只成立中央局。选举采用的是无记名投票方式。中央局的人选很简单，共三人，即书记一人，宣传主任一人，组织主任一人。书记，当然非陈独秀莫属。陈独秀系《新青年》杂志的创始人，北京大学文科学长，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的领袖，在当时享有很高的声望。陈独秀的表弟濮清泉写过《我所知道的陈独秀》一文，内中有一段颇为重要的回忆。“据陈独秀告诉我，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他因事留在广东，没有参加。之所以要他当总书记，是第三国际根据列宁的意见，派一个荷兰人马林来中国传达的。说是中国工人阶级还没有走上政治舞台，党的总书记一职，要找一个有名望的人，号召力要大点…….。”果真，选举结果，以集中的票数，一致选举陈独秀为总书记。李达因在党成立之前著译过大量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又主编过《共产党》月刊，加之他在中共“一大”筹备及组织工作中所作出的杰出贡献并任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代理书记，故被选为宣传主任。张国焘作为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重要成员，主持了中共“一大”会议。他擅长社会活动与联系沟通，也得到不少选票，故被选为组织主任。

    四、中共“一大”之后，李达积极为党作了大量工作

    （一）创办了培养党的妇女干部的平民女校。

    根据陈独秀与李达商议，由李达主持，王会悟协助，1922年2月10日成立了上海平民女子学校。该校属于半工半读性质，其主要目的一是培养妇女人才；二是安置各地来沪的党员家属。该校的办学方针、课程设置多由李达筹划，编班、聘请教员等大量教务及行政管理工作则主要由王会悟协助办理。全校招收了二三十名学生，按不同文化程度编成高级、初级两个班。高级班专收曾受过中等教育，渴望追求革命真理并准备投考高等学校继续深造者；初级班专收年长失学或因经济困难无法入学者、外地来沪的党务工作者家属以及为反对封建包办婚姻愤而离家之女子，多经党内同志介绍而入校。除了陈独秀、李达亲自任教外，还有一些党内负责同志或是从苏联回国的同志在上海停留期间，也到平民女校讲演。如刘少奇、张太雷、恽代英、施存统等均经常到校向同学们作政治和时事讲演。演讲内容包括：军阀割据与世界帝国主义的关系；中国必须革私有制的命，走十月革命的道路；资本家如何剥削工人，工人为何要团结等等。同学们特别喜欢听从苏联回国的同志介绍苏联见闻。这些演讲都起到了阐发革命道理，启发学生阶级觉悟的作用。平民女校还成了当时党的一个联络点。因学校公开，外地有人来找党中央，便先到平民女校去，如刘少奇从苏联回国就是到平民女校联络的。党内有些会议也在学校召开。此外，李达还领导和支持王会悟创办了传播世界各国妇女运动的最新消息，介绍中国妇女运动的先进经验的妇女刊物——《妇女声》(创刊日期为1921年12月19日)。

    （二）出席了具有重要意义的中共“二大”，担任小组讨论召集人。

    1922年7月16日至23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举行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出席大会的有中央局成员、党的地方组织的代表和参加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回国后的部分代表。他们是：陈独秀、张国焘、李达、杨明斋、罗章龙、王尽美、许白昊、蔡和森、谭平山、李震瀛、施存统等12人（尚有一人姓名不详），代表着全党195名党员。这次会议是在上海南成都路辅德里625号，即李达的家中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在成立后的一年时间里，通过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经过革命斗争的实践，对国际国内形势、中国社会状况和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开始有了进一步的认识。这次会议，第一次提出了党的民主革命纲领；第一次提出了党的统一战线思想——民主联合战线的思想；第一次公开发表了《中国共产党宣言》，制定了第一部《党章》；第一次决定加入共产国际。中共“二大”是我们党历史上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它与中共“一大”共同完成了党的创建工作。李达在分组讨论时，担任召集人，他为中共“二大”的胜利召开作出了重要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