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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感言(组图)
2022-05-06 09:21:19
作者:王元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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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元慎同志1998年5月4日参加北京大学百年校庆时,与同班的广西同学黄国创在校门口合影。右侧穿深色西服扎领带者为作者。

作者与部分同班同学在北京大学未名湖畔留影。

2008年4月30日,为纪念北大国政系75级毕业30周年,老师和同学们从全国各地集聚天津。这是5月1日参观周恩来邓颖超纪念馆时,师生们合影。(前排左6为北大国政系教授兼75级班主任陈峰君,左7为他的夫人李荣安)

2008年5月3日,作者与同班同学参加母校110周年庆典暨北大国政系75级毕业30周年纪念活动时在北大图书馆前留影。

    能够在湖光塔影的百年名校北京大学读几年书是我一生的荣幸。

    我以母校为荣,因为蔡元培、陈独秀、李大钊、胡适、毛泽东、鲁迅等对新文化运动和中国共产党的创立作出了卓越贡献的风云人物与北京大学有着不解之缘。我对五月四号这个日子倍感亲切,因为103年前,北京大学的爱国青年发起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主义运动。

    我是在文化大革命这个特殊年代的末期从北京市属工厂层层选拔推荐,并经党组织批准选送到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现为国际关系学院)学习的。

    1970年至1976年期间入学的大学生大多属于“老三届”,经历过到农村插队,或到兵团、部队、工厂艰苦环境的锻炼。一般来说,受到被推荐单位群众及党组织的认可,思想品德、工作表现都还是不错的。但由于未经过高考这一门坎,入学后文化程度上参差不齐也是客观事实。受当时历史环境的影响,我曾到北京大学大兴分校参加了半年的“半工半读”,即一边参加插秧、拔麦等农业劳动,到工厂搞调研;一边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知识。“半工”接触了基层的实际,应该说是有收获的,但毕竟耽误了一些学业。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之后,我们回到了本校,开始进入专业课的学习。我和许多同学都抱着把被“四人帮”耽误了的时间补回来的精神,更加刻苦地学习,吃完晚饭就去图书馆占位子,看书、查资料、记读书笔记,一直到闭馆。我们专心致志、如饥似渴般地学习了两年时间。

    除了努力学习之外,我还因在大兴分校短跑成绩突出而被选入校田径队。每到下午五点多钟,我便穿上运动服,拎着跑鞋,慢跑来到五四运动场参加紧张而艰苦的训练。1978年5月3日,北京大学田径运动会在五四运动场隆重举行,我获得了男子400米第二名,200米第三名的较好成绩。作为北京大学田径代表队的成员,我还参加了三届首都高校学生田径运动会。在1978年5月20日至21日在京举行的第十七届首都高校学生田径运动会上,北京大学荣获男女团体总分第一名的优异成绩(获得第二三名的分别是北京钢铁学院和清华大学)。作为短跑组的主力队员,我参加了4×400接力,取得这个项目第二名的好成绩,我为自己为北京大学夺冠出了一份力而感到十分荣幸。

    1978年8月,国务院办公厅从全国一些比较知名的大学挑选了14名品学兼优的应届毕业生充实到国办机关,我名列其中。当时我和另6名同志被分配到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其他7名同志则被分配到国务院信访局、国务院办公厅机关党委,中央编制办公室。

    文化大革命前,由于对知识和人才的忽视,特别是未将机关事务工作作为一门科学来认识和对待,所以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以下简称国管局)很少进大学生,文化大革命十年,索性一名未进,故我们分到机关后,还是受到组织领导器重的。

    我被分配到政治处负责宣传教育工作,即主要负责组织全局的政治理论学习及职工文化补习、“业大”学习等。当时我所在的宣教科“庙”虽不大,但政治待遇却非常之高:一是每天可以看到新华社编发的毛主席每天都看的《大参考》,及时了解国内外重要信息,还有胡耀邦在中央党校任常务副校长时为推动思想解放而指导编辑的《理论动态》;二是到外面听重要报告的机会比较多。例如1979年6月至8月,我就听了三场重要报告:即中国社科院副院长宦乡所作的关于美国现状的报告;中国社科院副院长于光远所作的关于社会主义优越性的报告;外交部副部长韩念龙所作的国际形势和我国外交政策的报告。三是参加重要政治活动的机会比较多。例如1979年8月25日下午,我到人民大会堂参加了张闻天同志的追悼会。我荣幸地、近距离地见到了华国锋、邓小平、李先念、陈云、王震、徐向前、胡耀邦、赛福鼎、邓颖超、李维汉等党和国家领导同志。那天是陈云主持追悼会,邓小平致悼词。上述学习和活动,增强了我的政治荣誉感,丰富了我的理论知识,开阔了我的思路和眼界。

    宣传工作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要随时了解掌握干部职工的学习状况和思想动态,所以到机关各处室和基层馆所了解情况,回来后写简报很多,文字上要求突出重点,简明扼要。刚开始我还真有点不适应。因为我不是学新闻的,中文底子并不扎实。当时我的直接领导是黄曙海和蔡智群,他们分别毕业于人民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理论基础和文字水平都比较扎实。他们非常耐心地教我如何写简报。在他们的帮助指导下,我边练边学,并把老同志修改过的初稿留存下来,抽空认真揣摩,从中获益不浅。

    一个必须面对的客观现实是,我1964年9月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北京43中后一个多月就被西藏军区文工团录取,1965年2月被送到解放军艺术学院代训,当年只有13岁半。入军艺后我们主要是上专业课,文化课占比很少。尽管后来我上了大学,学习成绩也不错,但初中到高中阶段的课程毕竟是个缺陷。就好比我国已进入社会主义,但商品经济、市场经济还很不发达,需要“补课”一样。为此,我在组织我局35岁以下的青壮年补习文化课的同时,与大家一起补习了两年的高中语文。我认真听课并一丝不苟地完成老师布置的作业,每次考试都是名列前茅。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中南海业余大学开办后,我又克服孩子小的困难,晚上与老局长田玉安等同志一起去上课,取得了形式逻辑、现代文学、法学概论等四门单科的结业证书。我还参加了人民大学新闻函授的学习。这几年的功夫没有白花,对提高我的写作能力奠定了比较坚实的基础。

    1985年,我被提任宣教处副处长,协助蔡智群同志分管全局的宣传教育工作。1988年党政分开后,我就任国管局第一任机关党委宣传部部长。我担任了两届局机关党委委员,组织过全局干部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举办过全局服务工作经验交流会和精神文明辩论会等。1991年,国管局为加强中央国家机关后勤干部培训工作,组建了中央国家机关后勤干部培训中心,我被任命为副主任,协助杨晓生主任工作,晓生同志给我许多帮助和关心。

    1999年,局党组决定调我到全国机关事务工作协会(以下简称“全协”)工作。在当年11月召开的全协第二次会员代表大会上,我当选为秘书长。2004年11月的全协第三次会员代表大会上,我又当选为副会长兼秘书长。在这两次会员代表大会上,两任总理朱镕基、温家宝等领导同志分别在紫光阁和人民大会堂亲切接见了会议代表,发表了重要讲话,并与大家合影留念,温家宝总理还与我亲切握了手。在2004年11月的全协第三次会员代表大会上,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及全国机关事务工作协会还联合表彰了全国59个机关后勤先进集体和106名机关后勤先进工作者。

    能够数次亲眼见证并通过新闻联播向全国播出上述激动人心的场面,这对被朱镕基总理誉为“无名英雄”的广大机关后勤工作者是极大的激励,我本人也倍受鼓舞。

    到国管局工作之后,我经常想到的一个问题,就是怎样才能不虚度年华,如何继承和发扬北京大学在长期发展和斗争历程中形成的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校风和勤奋、严谨、求实、创新的学风,在学识水平、求实态度、敬业精神、工作业绩等方面无愧于北京大学毕业生这个令人羡慕的称号,在本职岗位上建功立业。

    在国管局工作31年来,我经历过局机关党委、中央国家机关后勤干部培训中心和全国机关事务工作协会三个主要部门。应该说,在每个岗位上都经受了锻炼,都有所收获。就个人的感受而言,在全国机关事务工作协会工作的12年,是我心情最愉快,学到的东西最多,结识的同行朋友最广泛,工作动力和个人潜能发挥得最充分的时期。

    全协作为国管局联系全国机关事务工作部门的桥梁纽带和指导推进机关事务改革与发展的参谋助手,其作用和影响力是非常之大的。在协会工作中,我深刻体会到秘书长是个承上启下,联络八方的角色。既参与协会重大事项的决策,又负责具体工作的安排与组织实施,相当于军队的参谋长。在担任两届10年秘书长期间,我与协会的老领导和在职的同志们和谐相处,充分调动每个人的积极性,把协会工作当作一项事业来做,尽心竭力地为会员单位和会员服务,不敢有丝毫的懈怠。在局领导的支持,会员单位、协作单位的配合和协会同志们的共同努力下,全协自1995年2月成立以来作了许多富有成效的工作,多次被国管局评为先进集体,并被民政部评为优秀社团。我为自己在其中作了一些工作而感到欣慰。

    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为了适应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从事管理工作的需要,1997年至2000年,我利用三年的业余时间参加了中央党校函授学院经济管理专业在职领导干部研究生班的学习,取得了研究生学历。

    数十年来,我结合工作实践,撰写了包括《机关后勤改革三十年的历史回顾》、《机关事务理论研究成果综述》等许多篇有关机关事务改革与发展的文章,发表在《中国机关后勤》和地方后勤刊物上,并应一些中央国家机关和地方政府后勤部门的邀请,讲授机关事务理论知识与机关后勤改革。

    此外,我还从抢救与挖掘珍贵党史资料和精神财富的目的出发,利用业余时间采访写作,从1983年起,我在《北京晚报》、《北京日报》、《人民日报》、《工人日报》以及《纵横》和《妇女》杂志等十几种中央和省级报刊上发表了百余篇报告文学与人物专访。我曾采访过李达夫人王会悟,毛主席的厨师于存,周总理的卫士长成元功、刘志丹夫人同桂荣,彭德怀夫人浦安修,谭震林夫人葛慧敏等。还采访了国管局参加过长征或新四军的邓六金(曾山夫人)、王定国(谢觉哉夫人)、陈兰(邓子恢夫人)等老大姐以及国管局涌现出来的全国劳动模范、国宝级面点大师刘俊卿、全国三八红旗手马秀琴等基层模范人物。

    采访中,老一辈革命家的传奇经历,英模人物的敬业精神以及他们对祖国,对人民,对事业执著的爱也深深地感染与激励着我。就我个人体会而言,采访写作并不仅仅是提高人际交往与写作能力,同时也是一个增长知识,净化心灵的过程。由于不可抗拒的自然规律,我采访过的许多老同志多已作古。借此机会,我向他们表示深深的敬意、哀悼与怀念。

    根据好友的建议,我将相关文章结集成书,于1998年、2008年、2011年先后在群众出版社和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馈赠亲友后受到广泛好评。这三本书均被国家图书馆,首都图书馆,解放军艺术学院图书馆收藏。

    2011年,我年届花甲,办理了退休手续,开始过退休生活。回首在工作岗位的47年,我经历过成功的喜悦,也曾有过困惑和坎坷,但更多的是得到组织领导的关心和同志们的帮助。问心无愧的是,我这几十年没有虚度,一直在刻苦学习,努力工作,真诚待人。我欣喜地看到,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步伐,国管局的管理职能不断完善,保障能力不断增强,服务质量不断提高。这一变化本身也起到了筑巢引凤的作用。上世纪八十年代前,国管局连研究生都不敢进,因怕留不住。而现在,北大、清华等知名学府的毕业生以及各类博士生也不稀奇了。

    时光如梭。去年,我已达古稀之年。古人云:“人活七十古来稀”。改革开放四十多年以来,由于社会安定,经济发展,国家强盛,人民富足,古人关于人的寿命的定律已被颠覆。

    我认为,按照我们目前的生活水平和医疗条件,对于多数人来讲,从60岁算起,退休后应该有15年左右的“退休黄金期”。也就是说,至少在75岁之前,无论是探亲访友、外出旅游;或是撰写文章,写字作画;抑或是帮助子女照顾第三代等,身体状况还是可以支应的。毋庸置疑,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爱好,每个家庭都有各自的情况,不能套用某一种模式。只要从自身实际出发,自己感觉愉快、充实便好。

    回顾我10年的退休生活,一言以蔽之,就是“统筹兼顾三个三分之一”。

    概括地说,就是三分之一的时间用于支持孩子事业的发展,协助老伴照看外孙,干些家务;三分之一的时间用于写作;三分之一的时间用于学习新的知识、技能及锻炼身体。当然,这只是个概数。

    随着情况的变化,时间比例上也有所调整。

    比如,第一个三分之一,照看外孙。最关键的是外孙在上幼儿园之前这一段时间。因为外孙是个外向型性格,一岁多就开始爬上爬下,必须盯紧他,不能有半点闪失,所以我与老伴必须有一个人看着他,一个人则承担买菜、做饭、收拾屋子等任务。

    第二个三分之一:这10年我下功夫最多,最有成就感的莫过于写作。写作包括以下四方面的内容:

    一)继续坚持写日记。受家父和雷锋的影响,我从1965年初到军艺后就开始写日记,迄今已坚持了58年,共写了160本,摞起来近3米高。除1965年至1966年的日记因1969年贯彻“林副主席第一号令”,母亲带着未成年的弟弟妹妹紧急疏散到家父所在的黑龙江北安水电部五七干校,未及细致清理丢失了外,1967年至今的日记均保留完整,并编上号,查阅起来十分方便。著名演讲家蔡朝东曾撰文写道:“我们这一代人年轻时大都有记日记的习惯,但能坚持下来的少之又少。王元慎老师一天不少记到今天,而且整理保存完好,可称得上是中国私人日记第一人,完全可以申请吉尼斯世界记录了!” 蔡朝东所作的反映对越自卫反击战英烈事迹的《理解万岁》曾轰动全国,我们是同龄人,都曾当过兵,搞过宣传。谢谢他对我的鼓励。实事求是地讲,我并非每天都写日记,有时环境、时间、条件也不允许,但年和月没有中断,这倒是事实。

    二)撰写家史和著名书画家的艺术之路。为了记录从爷爷、奶奶到父亲母亲这两代人艰苦创业,族亲间相亲相爱,鼎力相助的历史,特别是铭记父母的养育之恩,弘扬良好家风和传统美德,从2009年起我便酝酿撰写一部家史,此举得到众多至亲的大力支持,纷纷给我发来充满亲情的回忆文章。我的这本家史初步定名为《感念亲友情》,目前已完成十几万字的初稿。

    我还计划于今年底前完成一本介乎于长篇报告文学与人物传记之间的书,即介绍何海霞的弟子,著名女书画家张炎侠的艺术之路,计划于6月底前完成初稿。

    三)撰写文章。退休以来,我撰写了反映国管局老局长常捷和郭济人品及业绩的两篇长文,即《奠定发展基础 稳步推进后勤改革—回顾常捷局长对国管局发展的主要贡献》、《一位开拓务实正直谦和的领导者—记郭济同志在国管局工作的几个事例》以及介绍我的书法老师邢金豪的《情系老年书法普及》等30余篇文章,分别发表在国管局离退休干部局编辑的《怀念与回顾》文集、《老干部园地》及《中国老年报》、《中国老年》等杂志上。

    四)潜心学习研究党史,撰写党史文章,制作党史课件。这是我花时间最多,下功夫最多的。因为我从小就酷爱学习研究中共党史。除了大量阅读各种版本的党史书籍、人物传记和观看反映中共党史、军史方面的影视作品之外,数十年来,我出差或退休后到各地旅游,当地如有党史或文史方面的纪念馆我是必去的。目前,许多重要的纪念馆我都去过,比如李大钊纪念馆,新中国成立之后七大常委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林彪、邓小平的纪念馆,彭德怀、徐向前、郭沫若纪念馆,坐落在湖南家乡及抚顺的雷锋纪念馆,中共一大会址及南湖革命纪念馆等我都去过,还有李大钊烈士陵园、晋冀鲁豫烈士陵园等。每去这些地方,都会激起我对伟人及先烈们无限崇敬和怀念的心情,对自己的心灵也是很好的洗礼,同时也丰富了我的党史知识。

    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我从2020年下半年起便以平均每天6—8个小时的时间来学习研究党史,撰写党史文章,制作党史课件。例如,我于去年花了几个月的时间,撰写了一篇长达45000字的报告文学:《一代女杰王会悟---中共一大胜利召开的幕后功臣》及其5000字的采访手记。王会悟是中共主要创始人、中共一大的主要筹备人李达的夫人。1921年,王会悟受李达的委托,精心安排了中共一大召开的会址及代表们住宿的地方,并担任会议的安保工作。她在会议接近尾声发现密探后迅即向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报告,避免了一场“全军覆没”的危机。随后,她又提议将开会的地点转移到她家乡乌镇附近的嘉兴南湖,并妥善地安排了乘车、租船等事项,为确保一大胜利召开作出了彪炳史册的贡献。我曾于1985年对王会悟进行了数次采访,写出了1万字左右的报告文学《中共一大改址是她的主意》一文,刊登在由全国政协办公厅主管,中国文史出版社主办的《纵横》杂志上。我是在全国性报刊上全面介绍王会悟的第一人。为了更加全面、深入地展现王会悟的不平凡的一生,尤其是她对中共一大、二大的胜利召开,对中国妇女运动的杰出贡献以及她与陈独秀、李达、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党史重要人物的密切交往历史片段,我在《中共一大改址是她的主意》一文的基础上,又翻阅了许多党史书籍,并两次到国家图书馆查找相关史料,翻阅我当年采访王会悟及其后人的日记,终于完成了这篇巨作,并于今年初在中红网上发表。能够让更多的读者详细了解王会悟这位为中共创立和妇女运动作出杰出贡献却又鲜为人知的人物,我认为既是一份责任,也颇感欣慰和如释重负。

    已完成的党史课件共分七讲:

    第一讲《开天辟地的大事变—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第二讲《出席中共一大十三位代表走过的不同道路及其启示》
    第三讲 《一陈三李: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注:“一陈”即陈独秀,“三李”即李大钊、李达、李汉俊)
    第四讲 《历史选择了毛泽东》
   第五讲 《邓小平与改革开放》
    第六讲 《习近平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第七讲 《高风亮节 鞠躬尽瘁:百年党史中的周恩来》

    这七讲,涵盖了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及以毛泽东、邓小平、习近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率领全党和全国人民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三个重要历史阶段。自去年以来,我应邀为国家税务总局扬州税务学院的全国税务系统领军人才培训班学员,为中央财经大学税收教育研究所培训班的学员,为中国贸促会的干部,为廊坊金融系统的行长等讲授党史课。我还在中红网组织的数次活动中,在曙光街道、花园村居委会、国管局幼儿园、花园村老干部支部以及延安、遵义等革命圣地进行了义务宣讲。由于我的课程首先是不背离党中央的三个历史决议的精神(第一个是1945年4月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第二个是1981年6月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第三个是2021年11月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更重要的是不照本宣科,有自己的独特研究成果及多年对党史人物的采访实践,因此受到邀请单位及广大听众的高度赞誉。撰写党史文章,讲党史课,必须遵循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原理,不能僵化、抽象、空洞。我特别赞赏陈云同志解析唯物论和辩证法的一段精辟论述,即:“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交换、比较、反复。”陈云同志经过不断思考和总结的15字格言,体现了他巨大的政治勇气、丰富的革命实践经验及深厚的理论功底。

    我已与中红网总编辑江山达成默契,与中红网合作,在今年庆祝建党101周年前夕,将我已完成的党史课的7讲内容,连同我退休后撰写的15篇文章,汇编成一本内部学习资料,供党史爱好者学习参考。拟编入的文章如下:

    1、《一代女杰王会悟—中共一大成功召开的幕后功臣》
    2、《南湖革命纪念馆历史沿革及对一大红船的考证》
    3、《中华民族的自强与团结是对抗战的最好纪念》
    4、《谁是抗美援朝的最佳人选?》
    5、《铮铮铁骨浩然正气—电视剧<彭德怀元帅>观后感》
    6、《瞻仰习仲勋陵园》
    7、《“要想着为人民做好事”—追忆华国锋同志》
    8、《踏访锦涛同志祖居》
    9、《朱镕基推崇的一幅对联》
    10、《谁第一个提出毛泽东思想的概念?》
    11、《双清别墅:中共“进京赶考”第一站》
    12、《永远的怀念:记我与老红军王定国的几次难忘的交往》
    13、《踏访宁夏平罗五七干校博物馆》
    14、《邯郸:一个非常值得光顾的旅游胜地》
    15、《在采访和写作中学习与宣传党史,弘扬长征精神》

    第三个三分之一是,我退休后报名参加了国务院老年大学和水利部老年大学的学习,我上了行书高级班,向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刘炳森的弟子邢金豪老师学习书法,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我的书法作品曾在鲁迅博物馆及部分中央国家机关参展,并向华国锋夫人韩芝俊、年逾百岁的老红军王定国赠送“福寿”牌匾,向刘少奇之子、原总后勤部政委刘源上将及毛主席的侄女毛小青赠送书法作品,均获得好评。每逢元旦、春节前夕,我还为国管局下属单位、离退休干部局及街道社区义务书写春联及福字。俗话说:“十年磨一剑”。前几年,中红网曾以“实力派书法家王元慎”对我进行了介绍。去年10月11日,《家有书画》栏目组的总导演李雨霏女士对我进行了三个多小时的现场直播采访,并以《书法家王元慎先生的日记人生》为题进行了报道。《家有书画》栏目是秉承习近平总书记倡导的文化强国,文化自信的理念,挖掘我国社会上知名或民间有潜力书画家的艺术风格及背后鲜为人知的故事,通过全媒体大数据,展现、弘扬并传承中华五千年的文化。该栏目自创办以来,受到广大书画爱好者及人民大众的好评。退休后,我还先后加入了北京作家协会、中央国家机关书法家协会、中国书画家联谊会,成为上述三个社团组织的成员。

    当然,我有自知之明,因为书法的学习与修炼是一个长期的过程,甚至是终身的事情。况且山外有山,天外有天,我当继续努力,不断向古代书法先贤、邢金豪老师以及诸多现代书法高手学习。

    除了潜心研习书法外,我还参加了电脑操作,素描,花鸟鱼虫、山水、围棋、华佗五禽戏等老年大学课程的学习,均受益匪浅。特别是电脑操作,对我的实用性很大。退休前,由于担任领导工作,比较忙,加之也有点依赖思想,因此不会电脑打字。单位上我写的材料,由下属打印,自己写的文章,由女儿帮忙。

    自从学会电脑操作之后,我感觉便捷多了,退休后十年来我撰写的几十万字,都是靠我自己用电脑打印出来的。

    退休后,我出于对中国革命进程有着巨大影响的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的崇敬,也算是开发自己的潜能,训练自己的记忆力,预防老年性痴呆吧,我还尝试着模仿三位伟人的讲话(模仿时不看稿子),前几年在国管局离退休干部局组织的春节团拜会上我应邀上台进行了声情并茂的表演,赢得老同志们的热烈欢迎,因为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曾为这三位伟人服务过,既崇敬,也很有感情。在中红网组织的纪念毛主席的数次活动中,我也进行了表演,大家都非常喜欢这个与众不同的节目。

    退休后,我的亲人和同事、朋友们知道我经常伏案写作,认准的事情干起来非常投入,常常叮嘱我别太累了,还得多运动。亲友们提醒是对的,一个月前,我曾罹患偏头痛和腰疼,就给我敲响了警钟。这或许与我曾患有腔隙性脑梗及伏案久坐有关(有时我因专心写作,两三个小时不动窝)。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现已好转。我非常感谢亲友们对我的关心。我在继续坚持每周用两三个下午与楼友们一起打乒乓球、与老伴一起散步的同时,开始注意缩短每次写作的时间,比如写作一个小时左右,就起来活动一下腰部及四肢。我想,这好比要适时对自己的爱车进行保养,以保持正常运转一样。除每年一次参加机关组织的体检外,我也经常自测血压和血糖,以确保能进行正常工作与生活。应该说,每个人都是自己身体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为了延年益寿,我认为还需要懂得一些医学常识及诸如食疗、保健按摩等健康养生的知识。我们要特别注意防止癌症、心脑血管疾病和糖尿病等重大的、对人体健康具有颠覆性的疾病。在这方面需要转变观念,根据自己的经济实力,应当适当增加一些健身及营养品方面的支出。有的人,特别是一些老年人,患病后,出于节俭的目的,为了少花钱,偏重于享受公费医疗或社保而吃大量的药,特别是西药。俗话说,“是药三分毒”。结果可能某种病治好了,肝肾却损伤了,这好比医院对癌症患者的放化疗一样,可谓:“杀敌一千,自损八百”。

    著名主持人李咏罹患癌症后,因迷信美国的靶向技术而导致过度治疗,于2018年10月25日在美国去世。我在解放军艺术学院的同班同学张谦,也是患癌症后跑去美国治疗,花了不少钱,结果落得不愈而归。张谦有较好的表演天赋,他较早就从舞蹈专业转行进入演艺圈,曾在电视剧《大宅门》中饰演胡总管,在《奋斗》中饰演夏春生。2015年,为纪念军艺六五级入学50周年暨“文革”前老六届院友庆祝军艺成立55周年,我们还一起在筹备组多次策划这次活动。9月20日,在时任军艺院长彭丽媛等院领导的理解和大力支持下,我们这些年逾花甲、古稀的军艺学子得以返回母校,与当年的任课老教师和同学们一起欢聚、怀旧,感受军艺的新变化。张谦还配合吴俊全共同主持了当晚的老院友联欢会。吴俊全系八一电影制片厂著名配音演员,在《大决战》、《四渡赤水》等影视作品中为饰演毛泽东、周恩来、陈毅等演员配音,在《三国演义》中作旁白,被影视界誉为配音“奇才”。吴、张二人风趣幽默的主持,赢得同学们的一致好评。没想到,一年后的9月21日,我却怀着十分惋惜的心情,与同学们一起到北京医院参加了张谦的遗体告别仪式。据悉,他是罹患癌症,到美国治疗未愈后坚持回到了祖国。我想,他如果早些采用中医或民间偏方治疗,或许不会那么早就撒手人寰。

    实践证明,中医与西医,各有所长,各有所短,但却是可以互补的。许多病症的治疗,还是采取中西医结合的方式比较好。

    中红网总编辑江山老师是新华社的著名记者,全国著名劳动模范、第九、十、十一届中央委员、原河北省委书记吕玉兰的丈夫,是一位非常厚道、朴实、敬业的“四零后”老同志,数年前,我与他一见如故。他为了弘扬祖国的中医药文化,自2020年起迄今,已举办了20场振兴中医座谈会,我经常受邀参加。其中,我还在江山老师的充分信任和邀请下,于2020年8月8日在第三届振兴中医座谈会作了《中西医结合与健康养生》的主题演讲。演讲结束后,听众报以热烈的掌声。北京泽正堂中医药研究院院长张惠云在现场点评时说:“我很震撼。王元慎老师多才多艺,他对中医的理解,对中医的了解,对中医的发展史了解甚多,还有对中医的热爱和宣传也做得相当到位……。”通过多次参会并与包括著名医圣张仲景的56代孙张泰源等著名专家们的交流,我也增长了不少中医及养生方面的知识。

    4月22日上午,由中红网主办,柏岁慷(北京)农业生物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承办的《第27次毛主席故事大讲堂暨第20届振兴中医文化座谈会》在北京举行。会上,柏岁慷董事长刘振江先生介绍了自己患糖尿病20余年,50多岁病入膏肓,痛定思痛后,运用自己所学《生命代谢学》的专业知识和多年从事农业与畜牧业生产的经验,从生命代谢的理论和实践出发,从探索改变自己健康问题的新办法为起点,研制出一种名为“柏岁慷”产品的经过。该产品具有三个主要作用:一、通过强碱解毒的策略,将体内因环境和食品污染而产生的腐败元素彻底清理;二、通过补充体内过缺的氨基酸、维生素及微量元素,增强身体的免疫力;三、促进血液循环,增强身体阳刚之气。我服用该产品半个月以来,感觉睡眠改善了,气色好了,精气神也足了。

    此外,数月之前,在一个偶然的机会,我结识了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土地资源与房地产管理系主任、博士、教授、硕士生导师赵秀池女士。通过接触,得知她不仅对房地产有深入的研究,著述颇丰,而且对健康养生也情有独钟。她热情地向我推荐了一款由美国创立的美乐家系列产品,该产品包括鱼油软胶囊、纳豆、南瓜子压片、绿茶压片、复合果汁等。她真诚地向我介绍了她的一些亲属和朋友服用美乐家产品后收到的良好效果。出于对她的信任,我购买了这一产品,服用一个月之后便初见成效,最明显的莫过于我服用了二十多年的降压药被弃之不用了(这几个月我一直坚持每天测血压,一般情况下,都是收缩压125,舒张压75上下)。通过我的实践,也颠覆了“一旦患上高血压,就必须终身服药”的传统观念。我体会到,这种产品不是通过药物来强制调节血压,而是通过改善体内的循环系统来使我们的身体维持在一个正常的水平,这是治本的。长期以来,社会上的保健品种类繁多,且鱼龙混杂,我们需要用慧眼加以辨别,既不能轻易被人忽悠,也不能一概否定。

    我认为,多做善事,也是一种健康养生和延年益寿的方法。在这方面我也作了些努力。例如,2020年初,为控制新型冠状肺炎病毒的蔓延,在花园村党支部书记周晋亮的带领下,我与同支部同楼的几名老同志一起,在本小区当起了志愿者,戴起志愿者袖标,配合保安值守40余天,此善举受到街道、居委会及广大居民的赞誉,我们这个支部也因此获得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颁发的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集体的奖牌。为纪念国管局成立70周年,我还分五次向国管局局史展捐赠了数十份与国管局历史有关的文献资料,为丰富局史展作出了自己的一份贡献。

    在无数英雄模范人物中,焦裕禄和雷锋,是我人生成长道路上两位最重要的偶像和榜样。焦裕禄有句名言:“吃别人嚼过的馍没味道”。雷锋的名言更多了。以下三句我已深深印入脑海中,并倒背如流:“人的生命是有限的,为人民服务是无限的,我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当中去”;“对待同志要像春天般的温暖,对待工作要像夏天一样火热,对待个人主义要像秋风扫落叶般毫不留情,对待敌人要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钉子有两个长处:一个是‘挤’劲,一个是‘钻’劲。我们在学习上,也要提倡这种‘钉子’精神,善于挤和钻。”焦裕禄和雷锋的上述名言,对我一生的成长产生了重要影响。

    大成至圣先师孔子曰:“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我于56岁时,结合自己的生活和工作实践,写了一段“人生感悟”,表达自己做人做事的基本准则,不妨摘录如下,以飨读者。

    “人生三立:立德、立功、立言。能立言者,即其言论、学说或佳作能流传百世,经久不衰的圣贤寥若晨星;而立德、立功,则是每个人所必须面临的。通俗地讲,人生在世,一是做人,二是做事。

    做人是做事的基础,做事是做人的必然。做人比做事更重要。做人做事的基本准则,我概括为两段话,32个字,即做人要“诚实守信,谦和宽容,助人为乐,知恩图报”;做事要“勤奋务实,严谨认真,持之以恒,进取创新”。我对每句话,都有详细的阐述,限于篇幅,恕不详引。

    总之,人生苦短。在职时,尽职尽责,退休后发挥余热;与此同时,保持乐观的心态和良好的生活习惯,不断提高自己的生活品质,享受新时代的幸福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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