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3年，王会悟与父亲王彦臣合影。

湖郡女校同学合影。前排左起：张维桢、王会悟、陈达人，后排左起：张佩英、毛彦文。

少年时代的王会悟。

上世纪三十年代初，李达丶王会悟夫妇的三个儿女在上海合影。

清纯美丽的李达、王会悟的大女儿李心田（“点儿”）

王会悟与小女儿李心怡合影。

李达（中），与毛泽东（左），王任重（右）等合影。

1985年4月17日，笔者采访王会悟时，与老人家合影。

面容慈祥的王会悟在寓所（王元慎摄）

2002年7月8日，李心天应邀来笔者家中走访时与笔者合影。

笔者去看望李心天夫妇时与李心天合影。

2021年6月3日，笔者与李达、王会悟夫妇的孙女李典合影。

2016年5月27日，笔者到乌镇参观王会悟纪念馆时留影。

    写在前面的话

    王会悟，一位从江南水乡走出来的知识女性，或许不为很多人所熟知，但提到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王会悟则是一个不应被忘记的名字。多数人对她的认知，始于1991年庆祝建党70周年的影片《开天辟地》中那位伫立在南湖红船船头负责警戒的娇小女子。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如果不是她精心安排一大会务工作，提供安全保障，或许中共一大会议不会顺利闭幕，并最终宣告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

    1921年7月，王会悟受其丈夫，时任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代理书记李达的委托，全权负责中共一大的会务安排及安保工作。她周到细致，在警探密布的上海，为一大的顺利召开妥善安排了会址及代表们的食宿；她机智勇敢，在大会接近尾声突现可疑人员时马上向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报告，从而避免了一场危机；她睿智灵活，在部分代表商讨另择会议地点时，提出将会址转移到嘉兴南湖的良策，从而为中共一大的顺利召开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作出了彪炳史册的贡献。

    王会悟是党和人民应当永远铭记的一代女杰。

    一、会议地点被密探发现后，她提议将会址转移到嘉兴南湖

    1921年7月，酷暑之中的上海，在晚七时之后，天才慢慢地黑下来。人们在马路边、在石库门房子的小天井、在阳台，躺在藤椅、竹椅上，一边挥摇着蒲扇，一边啃着西瓜。

    鉴于近期接到几份有关共产国际派人到上海“进行赤色活动”的密报，负责管辖租界的上海工部局要求中国警察界和各租界巡捕房加强监视，“密切注视这两名外国赤色分子的动向”，因此租界到处布满了密探。被工部局通报的“两名外国赤色分子”，正是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克尔斯基。

    法租界贝勒路是一条并不热闹的马路。在朦胧的暮色之中，坐落在望志路和贝勒路交叉口的那一栋青红砖相间砌成的石库门房子后门，不时闪进一条条黑影。

    这栋房子，人称“李公馆”，同盟会元老李书城的寓所。

    1921年7月23日晚八时许，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里召开。

    李公馆楼下餐厅，那张长方大餐桌四周，坐满了15个人。

    出席会议的有国内六个地区的代表及海外一个地区的代表，共计13人，他们分别是：上海代表李达、李汉俊；北京代表张国焘、刘仁静；长沙代表毛泽东、何叔衡；武汉代表董必武、陈潭秋；济南代表王尽美、邓恩铭；广州代表陈公博；陈独秀委托的代表包惠僧；旅日代表周佛海。

    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科尔斯基也出席了第一天的会议。

    在会前召开的预备会上，富有交际能力的张国焘被推选为大会执行主席，北京大学英语系学生刘仁静担任翻译，毛泽东和周佛海负责会议记录。为安全起见，会前还商定，两位共产国际委派的代表只出席会议的开幕式及闭幕式。

    张国焘宣布开会，他在向大会报告了会议筹备情况，提出会议的主要议题是讨论并通过中国共产党党纲，确定工作计划，选举中央机构。张国焘还宣读了陈独秀委托陈公博带来的书信。陈独秀在信中强调了四点意见，希望在讨论党纲时予以考虑：

    一、党员的发展和教育；二、党的民主集中制的运用；三、党的纪律；四、党的群众路线。

    身材高大、声若洪钟、时年38岁的荷兰人马林代表共产国际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演说。他一开头便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具有重大的世界意义。共产国际增添了一个东方支部，苏俄布尔什维克增添了一个东方战友。”马林还谈起列宁对中国的关怀及自己在荷属东印度当年的工作情况及自己怎样组织和建立印尼共产党…。

    他一口气讲了三四个小时，给毛泽东留下的印象是:“精力充沛，富有口才。”给包惠僧留下的印象是：“口若悬河，有纵横捭阖的辩才。”

    尼克尔斯基在会上讲话比较简短，他也对中国共产党的成立表示祝贺，接着介绍了赤色职工国际和共产国际远东局的情况，认为中国共产党应该重视工人运动。他还建议中国共产党将代表大会的进程及时报告远东局。

    自24日开始，与会代表分别汇报本地党组织开展工作情况，并就以下议题开始进行讨论：

    一、中国共产党应该有什么样的党纲？
    二、中国革命的道路问题。即是应该像西北欧各国那样加入议会进行竞选，还是像苏俄那样采取武装暴动，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实现共产主义。
    三、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原则。是采取中央集权制，还是地方分权制？
    四、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的关系。
    五、今后的工作计划。

    讨论时大家各抒己见，坦率、热烈，甚至还有争论。每天会议讨论结束，都由张国焘向马林和尼科尔斯基汇报。

    开始几天比较顺利。王会悟每天都在楼下后门口以看书或刺绣为掩护负责警戒。然而在会议接近尾声时，却出现了意外的情况：7月29日上午，王会悟像往常一样在门口放哨。突然，她发现一个穿着灰布长衫的中年男子从那扇虚掩的后门窜进来。面对这位不速之客，王会悟问道：“你找谁？”“我找社联的王主席。”那人随口答道。他还拉开餐厅的门，朝屋里环视了一周。王会悟赶忙将他往外拽，说：“这儿不是社联，没有你说的什么王主席！”“对不起，我找错了地方。”那人一边哈了哈腰，一边匆匆朝后退出。

    王会悟感觉此事有些蹊跷。她掩好门后赶忙来到会场，向代表们报告刚才闯入会场的是个陌生人，其神色也显得慌慌张张。

    具有丰富地下工作经验的马林立即作出判断：“一定是包打听！”。据张国焘回忆，马林“十分机警，从座位上一跃而起，以手击桌说：‘我建议会议立即停止，所有人分途离开’”。

    随后，马林和尼科尔斯基匆匆收拾了自己的文件便走了。当时会议讨论正在兴头上，有些代表觉得这是否有点大惊小怪了？主持会议的张国焘则带着责备的口气冲着李达嚷嚷道：“你们家王会悟是怎么搞的？把会给搅散了！”意见归意见，共产国际的代表已离开会场，会议不便继续进行，大家随之迅速分头撤离。李汉俊作为房子的主人留了下来，与他一起留下来的还有陈公博，以协助他应付意外。

    中午十二点左右，王会悟正在家里做饭，李达回来了，面有愠色。他指着王会悟的额头说：“你是怎么回事啊？今天搅散会议，你可要负责啊！”

    下午两三点钟，李达到李汉俊家打听消息。四点多时他回来了。一到家，李达就向夫人道歉说：“很对不起你，今天错怪你了！”

    原来，代表们刚刚撤离十几分钟，便来了两辆警车，三个法国巡捕和四个中国便衣侦探冲进了李汉俊家里，空气一时十分紧张。除两个人监视李汉俊和陈公博不许离开座位，不许说话外，其他人在房间及各处搜索。他们什么都看过，唯有摆在抽屉里的一张共产党组织大纲草案始终没有引起他们的注意。也许他们的注意力在军械；也许他们侧重于隐秘的地方；也许他们因为那张大纲写在一张薄纸上而又改得一塌糊涂，故认为是一张无关紧要的碎纸吧，连看也不看。这样过了一个多钟头，法国巡捕开始审问，先问明谁是这座房子的主人，李汉俊以房主的身份操着法语一一作了回答。

    巡捕问：“你们开什么会？”

    李汉俊回答：“没有开会，是我请北京大学几位教授学生，来此商谈编辑新时代丛刊问题。”

    “为什么家里藏这么多书？”

    “我是学校教员，藏书是要供来参考和研究之用。”

    “为什么家里藏有这么多社会主义的书籍？”

    “我是教员兼任商务印书馆的编译，什么书都要看。”

    巡捕见没有找到破绽，突然把话题一转，用严厉的语气质问：

    “那两个外国人是什么身份？”

    “他们是英国人，北大的外籍教授，暑假来上海谈学术问题。”

    接着，法国巡捕又询问了在场的陈公博的职业、籍贯和来此事由等，陈公博也一一作了回答。

    巡捕未抓到什么把柄，只好悻悻地走了。当然，此时的李公馆周边已被法租界巡捕房严密布控。

    李达讲完事情的经过之后，竖起大拇指对王会悟说：“你今天立了大功！”

    据张国焘回忆：“这个意外事件发生后，我们为了避开警探的视线，决定第二天停会，并通知各代表俟找到妥当开会地点后再行复会”。

    实事求是地讲，避开警探视线是一方面，更关键的是会议尚有两项重要议程尚未完成：一是讨论并通过党纲；二是选举中央局成员。次日，少数代表秘密相聚，商量另择开会地点之事，

    负责一大会务的王会悟自然被邀请参加。大家提了好几个方案，有的建议在上海找个旅馆，有的则主张去杭州西湖。代表们经过认真分析后认为：在上海，这么多人聚到一起，容易引起警特的注意，况且会址刚被搜查过；杭州西湖，是达官显贵的游乐之所，护卫军警较多，到那里更不安全。

    王会悟冷静地想了想，觉得自己的家乡是个比较理想的地方，于是开口说道：“我今天又要多嘴了，我来出个主意吧。离我家乡桐乡乌镇不远的嘉兴有个南湖，那个地方景色秀丽，但不像杭州西湖那样引人注目。我们不妨租一条画舫，扮作逛西湖途径嘉兴的游客。”

    董必武听后首先表示赞成：“王先生提的这个建议好！她是个靠得住的人，是个有知识有思想的女孩子，我们应该相信她。”

    “我也觉得这个地方比较合适”。何叔衡接着说。

    两位年龄最大，阅历较深的代表率先赞成了王会悟的建议，其他代表未提出更好的方案，会议地点的转移就这样确定下来。

    王会悟根据李达的指派，到上海火车站打听了由上海去嘉兴的车次后，认为乘坐第一班火车最为理想，她随即转告了张国焘，张国焘则负责通知住在各处的代表一律乘坐31日7：35前往嘉兴的火车。考虑到马林和尼克尔斯基是外国人，上火车后容易引起他人注意，决定不邀请他们去嘉兴。李汉俊是李公馆的主人，他与巡捕来搜查时也在现场的陈公博正在受到密探们的严密监视，故也就不请他俩去嘉兴了。

    31日是个阴天。清晨，代表们有的西服革履，有的穿着长布衫，有的穿着便装，分别前往上海火车站，然后各自购买7：35的第一班火车票并分乘不同车厢前往嘉兴。列车10：25抵达嘉兴站。王会悟请张家弄旅馆的账房先生帮忙租画舫。原准备租条大船，但已被别的游客头天预订，只好花4元5角租了条中号的，又花3元钱定了一桌酒菜，连同小费在内共付了8元。11点左右离开旅馆前往南湖时，王会悟向旅馆借了副麻将牌，并对账房先生说：“请给留几间好点的客房，如果这里好玩，我们晚上再回来住。”

    王会悟考虑的是，万一当天的会议不能结束，好有个过夜的地方。

    那天，天空飘着小雨，整个湖心岛掩映在一片烟雨迷蒙之中，宛如仙境。湖中来往的游船不过五条，代表们在內舱开会，王会悟则坐在船头放哨。她机警地看着湖面上来往的船只。她之前已经向船大娘打听过，当天湖面上的几条游船，其中一条是城内的一个大商户为儿子办满月酒雇的，还有一条是一个乡下土财主携家眷进城游玩的。中午时分，除了几条游船在湖面上慢慢移动，偶尔传来游客的嬉闹声，其他并无异常。

    代表们上船开会时已近12点，开了个把小时的会便在船上的八仙桌上又放了个圆台面吃午饭。代表们用餐时，王会悟没有一道吃，为了安全着想，她一直坐在船头观察着，万一有突发情况也好及时通报信息。

    临近傍晚，湖中游船只有两三条了。这时，远处传来嘟嘟嘟的响声，代表们疑是巡逻艇，决定临时休会，拿过桌边的麻将牌打起麻将来。后来了解到这艘汽艇是城内葛姓绅士私有的，在湖中兜风炫耀。汽艇过去后，王会悟赶紧返回舱内告诉大家没事了，代表们才松了一口气，接着进行完最后的议程。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党纲》，并以无记名方式选举陈独秀、李达、张国焘为中央局成员，陈独秀为书记，李达和张国焘分别分管宣传和组织工作。至此，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胜利闭幕。全体代表满怀激动的心情将手紧紧地握在一起，用极其兴奋的心情低声喊出：“马克思主义万岁！第三国际万岁！共产主义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此时此刻，坐在船舱外的王会悟也难掩饰激动的心情，因为她作为中共一大唯一的会务及安保工作者付出了太多太多。

    代表们离开画舫时，已是暮霭沉沉，渔火点点了。

    那么，这位身材娇小，外貌清秀，年仅23岁的江南女子究竟有何过人之处，能参与到决定中国前途与命运的中共一大会议的组织工作上来呢？事情要从王会悟的身世和她的不平凡的经历说起。

    二、江南水乡，书香之家，著名文学家茅盾（沈雁冰）的表姑母

    1898年7月8日，乌镇观后街14号，在一间普通的民宅内，一个女婴呱呱坠地了，这是晚清秀才王彦臣的第五个孩子，王彦臣为其取名“会悟”。此时的王彦臣根本不会想到，他的这个女儿将来会与一个伟大政党的诞生有着特殊的关联。

    王氏家族在乌镇是有名的书香世家，世代以教书为业，闻名乡里。王彦臣虽系晚清秀才，但很早就接受新思想，喜读梁启超和章太炎的书，崇尚革命，他主要靠教私塾养家糊口。由于他执教严谨，因而在当地颇受欢迎，人们纷纷将自己的孩子送到王彦臣的私塾里就读，学生最多时达到四五十人。王彦臣秉性耿直，对子女及门生要求很严。王家是个大家庭，家里人多事杂，母亲经常忙不过来，常常会把年幼的会悟交给丈夫照管，所以会悟在婴幼儿的时候就进了父亲的私塾，小会悟对学堂里的环境十分适应，学生们朗朗读书的时候，她会跟着他们呀呀学语，摇头晃脑，颇有韵律感。

    6岁的时候，王会悟正式跟着父亲在私塾里就读。父亲对王会悟和其他学生一视同仁，没有因为她年纪小又是自己的女儿而给予特殊关照，上课的时候一样抽查课文，背不出来照样得打手心。王会悟聪明好学，一直没有在课堂上遭遇到难堪的事。

    在她的同学中，有一位比她大两岁，但辈分却比她低的亲戚，即后来成为一代文豪的茅盾（即沈雁冰）。茅盾在《我走过的道路》一书中有这样一段记述：

    “可是不到一年，父亲病倒了，家塾仍由祖父来教。父亲就把我送到一个亲戚办的私塾中去继续念书。这亲戚就是我曾祖母的侄儿王彦臣。王彦臣教书的特点是坐得住，能一天到晚盯住学生，不像其他私塾先生那样上午应个景，下午自去访友、饮茶、打牌去了。所以他的‘名声’不错，学生最多时达到四五十个。王彦臣教的当然是老一套，虽然我父亲叮嘱他教我新学，但他不会教。我的同学一般都比我大，有大六七岁的，只有王彦臣的一个女儿（即我的表姑母）和我年龄差不多。这个表姑母叫王会悟，后来就是李达（号鹤鸣）的夫人。”

    王会悟的母亲丁允宝贤淑能干，她既要操持繁重的家务，又要兼做些手工活补贴家用。她的刺绣技艺在乌镇颇有名气，故一年到头活计不断。这位勤劳善良的妇女一共生养了9个孩子，其中有4个不幸早夭，王会悟排行老五，在存活的姐妹中排行老三。良好的家教，使少年时期的王会悟秉承了父母的耿直、坚韧、聪慧，这对她以后追求妇女解放，自立自强的一生不无影响。

    三、中国年龄最小的校长：十三岁办起桐乡县第一所女子小学

    在崇尚“女子无才便是德”的旧社会”，王会悟无疑是幸运的。她祖母有文化，王会悟小时候祖母就教她识字读书。王会悟父母比较开明，支持女儿外出求学。

    王会悟考入了嘉兴女子师范学校，12岁时她便告别父母，开始了异地求学的生涯，迈出了她接受新知识，追求新思想的第一步。

    然而不幸的是，王会悟的父亲因涉讼蒙冤，一度被发配到关外，后因患痨病（肺结核）不治而亡，去世时年仅41岁。父亲的突然离去，使原本就不富裕的家庭顿失经济支柱，陷入困境。家中唯一的儿子，刚满16岁的王会先被迫从北京财经学堂辍学，开始谋生。看到母亲含泪将10岁的大妹王会林送给人家当童养媳，8岁的小妹王会真被送到北京的舅父家寄养，王会悟意识到自己梦幻般的童年已经结束了，她陷入了久久的沉思：要么像大姐王会情一样早早地出嫁，要么想办法自谋生路。

    父亲的离世，使只在嘉兴师范学校读了一年书的王会悟不得不中断学业回到家乡，子承父业在桐乡县办起了第一所女子小学。人们惊讶地发现，乌镇中市大街寂静许久的王家私塾，又传出了朗朗的读书声，巷子里常常出现背书包女孩的身影。

    这所学校的课程设有国文、算术、体育等。学生们亲切地称王会悟为“小王先生”。起初，她在家里教，条件所限，最多只能容纳20个学生。

    受新思潮影响的王会悟除了教姐妹们读书识字外，还常常结合时事，向她们介绍外面的新思想，倡导新风俗，如反对女孩子当童养媳，鼓励她们剪辫子、放脚等。有一次，她发现一个小姑娘的脸色不大好，还不断地冒冷汗，整个人看上去很不舒服的样子，于是课间的时候，她就去问问情况：“你哪里不舒服？要不然回家去休息吧。今天的课，等明天你好了，我再给你补。”小姑娘脸涨得通红，使劲地摇头：“先生，我没事，就是脚有点疼，忍忍就过去了，真的！”看着小姑娘坐立难安的样子，王会悟说：“那让我看看你的脚。”小姑娘更慌张了，一边把脚拼命往后藏，一边哀求地说：“别，别看，没事，真的没事。”王会悟没听她的话，坚持蹲下身子，拽过小姑娘的双脚，把她的鞋给脱了。只见小姑娘的双脚被裹得紧紧的，都有些变形了。王会悟生气地说：“你这是自残知道吗？而且，现在都民国了，不兴小脚了，赶紧把脚放开。”小姑娘为难地支支唔唔说：“我娘说，如果不裹小脚将来会找不到婆家，没人要的。”王会悟听后扑哧一笑：“你相信我吧，社会在进步，你裹成小脚后，才找不到婆家，没人要呢。”

    王会悟讲课生动活泼，通俗易懂，很受学生们欢迎。乡亲们纷纷议论说：“小王先生教得也不比老王先生差啊！”随着乡亲们口口相传，学生的数量一路攀升，原有的教室再也挤不进慕名而来的学生。为了让更多普通人家的女子有读书的机会，王会悟找到了附近宝阁寺的主人清辉师太，向她坦陈了自己办学的初衷和困难，说服师太把最大的一间殿堂借给她做教室。

    学生一度骤增至百人左右。王会悟一人实在忙不过来了，于是请来茅盾的堂妹沈明霞帮忙。她们把学生按照文化程度的高低编成四个班。王会悟教高级班，沈明霞教初级班。为了让女孩子们不因读书荒废了闺秀的技能，进而招致家人的反对，王会悟特地开设了女红课，聘请了一名教刺绣的教员，并请擅长刺绣的母亲一起授课。

    当时，桐乡县教育部门倡导自治办学。为了表示对这所日益兴隆的女子小学的支持和鼓励，作为办学津贴，每个月拨给王会悟五块大洋。

    王会悟鼓励女孩子剪辫子、放脚、破除缠足等陋习的举动，引起了镇上保守势力的嫉恨，对她散布了许多流言蜚语。

    镇上一个在西式学堂教国文的乡绅站了出来，到处对人讲：“王会悟小小女子，未受过足够的正规教育，没资格当老师！”他认为办学教书都是男人的事情，并对县里主管教育的官员说：“我教得肯定比她好，我也不要5块，3块钱就行啦！”没想到那个官员居然相信了他。

    自己辛辛苦苦办起来的学校就这样被昏庸的官员和卑鄙的乡绅夺走了，王会悟感到无比愤怒。但这番经历也使她清醒地认识到，不管镇上那些顽固派怎样诋毁自己、颠倒黑白、混淆是非，但有一点却是需要正视的，那就是她确实没有过硬的文凭，资历太浅、底子太薄。要想为人师表，仅凭在私塾里学的那些知识是远远不够的。于是王会悟萌发了进入正规学校学习的念头。

    四、赴嘉兴求学，在湖郡女校接受新思想

    王会悟从沈雁冰那里得知，嘉兴开办的女子师范学校招收16周岁的女生进女子高等师范，不满16周岁可以念预科。最重要的是入学不但能学习新知识，有毕业文凭，还不用交学费。王会悟很想进这所学校，但母亲对女儿小小的年纪就要独自一人在外求学很不放心。但在外闯荡多年的大哥则很赞成她的想法，并帮她一起说服了母亲。

    1913年，年仅15岁的王会悟如愿以偿地来到嘉兴女子师范学校读预科。在学校里，老师给了王会悟理想、智慧和力量，教会她更多做人和爱国爱民的道理。时间飞逝，转眼到了1914年夏，王会悟以优异的成绩预科毕业。她很想再读四年正科，但母亲觉得读师范虽然不用学费，但其他杂费还是要的，况且四年时间比较久，家里的条件实在难以承受，便劝说她“将就点，将就点”。王会悟理解母亲的难处，于是预科毕业后便回到乌镇应聘在湖溪小学教书。王会悟非常敬业，每天都要花很多时间备课，上课力求深入浅出，解答学生提问非常耐心，批改作业也很仔细，学生们都很喜欢这位小王老师。但是学校里的同事却总是对她淡淡的。虽然她力求与大家处好关系，但几个中年男教师总是鼻孔朝天对她，表示不屑与她这样的小女子为伍。对此，王会悟虽然感到难过，不过看在他们都是老前辈的份上都忍了。但是，后来，学校又来了一个20岁左右的男老师，和她一样都是教国文，也是教两个班级，但这位老师的薪水竟然比王会悟高出了近一倍！这让王会悟深受打击，她觉得在学校里既要被歧视，又要遭受男女同工不同酬的不公平待遇，实在咽不下这口气。王会悟随即向校方递交了辞呈，决心再次求学深造。

    在沈雁冰的推荐下，1917年，王会悟来到了湖州的湖郡女校。这是一所由美国人创办的教会学校，以学英文为主，与上海的中西女校是姊妹学校。早在乌镇办学的时候，王会悟就从沈雁冰的堂妹沈明霞的口中得知了湖郡女校的情况，并对这所除了国文外，其他科目均采用英文授课的现代学校充满了向往，可每学期六七十块的学费及食宿费却令她望而却步。直到被镇里的乡绅排挤和在湖溪小学受到的歧视之后，王会悟才下决心去湖州。

    在这所要求寄宿的学校里，学生们都是由家庭供养。而多数学生的家境都比较好，如有的出身于上海的小康之家；有的出身于湖南的官宦之家；有的则出身于浙江的乡绅之家等等。而王会悟没有这些同学那样的经济条件。为了解决上学的费用问题，王会悟大胆地找到学校主管提出以工换读的请求，得到了校方的同意。于是，王会悟常常是一边背英语单词，一边打扫校园内的卫生。毛彦文、张维桢几位好友见她如此辛苦，都想帮助她，表示大家可以省出一点生活费凑在一起帮她支付学费。王会悟婉言谢绝了大家的好意，坚持要自力更生，凭自己的努力完成学业。

    后来，一位名叫邱丽英的老师发现王会悟的国文不错，于是向校长帅洁贞（1906—1922，美国女传教士，湖郡女校任期最长的一位校长）介绍了王会悟的特长及勤奋的表现。校长看了她的档案，对她进行面试之后，便让她为在校牧师的太太们教习中文，办一个“娘娘班”，这样，王会悟便有了一份能够发挥自己特长且收入远高于清洁工的工作。

    这所学校除教学设施一应俱全外，还设有健身房、跑道、琴房和交际室等。在这所设施先进科目齐全的学校里，19岁的王会悟第一次接触了体育、音乐等课程，也第一次参与了交际和辩论的活动。她如饥似渴地学习着各种新知识和技艺，不仅学会了英语、弹钢琴，还结识了几位思想活跃的同窗好友。这些与她年龄相仿的姐妹都是自幼饱读诗书，不愿受封建伦理束缚的新女性。她先与毛彦文和朱曦相识并结为好友，随后又认识了张维桢、张佩英、陈达人三位姐妹。六个女孩在校园里形影不离，一起学习，一起交流思想，谈理想、聊人生，对未来充满热情和憧憬，决心为中国妇女的解放事业作出自己的努力和贡献。

    王会悟的好友张佩英在自述中写道：“我经常看进步报刊，《新青年》、《新潮》等。这些报刊帮助我懂得了女子要求平等，首先要有知识和经济独立，还要有健全的教育。”

    王会悟在这所学校里阅读了大量宣传新思想、新文化的书刊，如《新青年》、《新潮》、《少年中国》等。其中陈独秀创办的《新青年》是她最爱读的杂志。《新青年》对压迫妇女的“三纲五常”、“三从四德”进行了猛烈的抨击，提倡恢复妇女“独立自主之人格”。这种妇女解放的呼唤激荡着王会悟的心扉。她尝试着用白话文给陈独秀、李达、恽代英等社会名流写信，表达自己决心为民主自由而战的豪情壮志。陈独秀欣喜地回信说：“没想到我们的新思想都影响到教会学堂了。”他称赞王会悟“胆子大”，勉励她“多读书，多思考，做独立自主的时代新女性”。王会悟与好友们分享着陈独秀先生来信的喜悦，姐妹们更坚定了做一个个性解放、人格独立时代新女性的决心，也增强了为中国妇女解放事业奋斗的信心！

    后来，王会悟几位要好的姐妹们成为我国最早一批男女同校接受高等教育甚至出国留学的女界精英，并分别在教育、外交、慈善等领域做出了杰出的贡献。而王会悟则走上了一条与她们迥然不同的道路。

    五、破除封建礼教面临抓捕，来到上海初识陈独秀

    1919年5月4日，北京爆发了抗议帝国主义列强在巴黎和会上践踏中国主权的五四爱国运动，并很快在全国上下掀起了反帝反封建的热潮。备受鼓舞的王会悟也积极投身到这场运动的洪流中。她与湖郡女校的一些进步学生与湖州地区省立第三中学等七所学校的男女学生一起开展罢课游行和抵制日货等声援北京学生的行动。王会悟率先剪了短发，并常常到周边的乡下，宣传妇女解放的新思想，反对封建礼教对妇女的迫害。她鼓动女孩子不要缠小脚，见到农村中的买卖婚姻，包括穷人家的姑娘被强迫当童养媳之类的事情，她也要去管。王会悟的正义行动惹恼了当地的保守势力，也引起了校方的不满，就在毕业前夕，家乡传来了当局要抓捕她的消息。家回不去，学校又难以立足，她该往哪儿去呢？

    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王会悟再也无法静下心来在湖郡女校这所培养上层社会淑女的学校读书了。她认识到，那些出身富裕家庭的千金小姐，虽然接受了新式教育，但她们的人生追求和目标只着眼于小家，而没有放眼于大家，她们吃不了苦，一遇到困难和阻碍就容易退缩。王会悟认为，中国妇女要赢得独立和解放，光靠报刊上的几篇文章或在一些小乡镇进行宣传所起作用毕竟有限，只有到对全国有影响的大都市去，并在更广阔的现实生活实践中，才能唤醒更广大妇女的民主思想和觉悟，才能实现真正的妇女解放。于是，她给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工作的沈雁冰写信，表示自己准备到新思想荟萃、先进人物云集的上海探寻女子独立解放的道路，为实现妇女的独立和民主权利做一些实际的工作。

    离浙赴沪，是王会悟人生新的篇章的转折点。

    一到上海，王会悟便去商务印书馆找沈雁冰落实谋职之事。沈雁冰的同事还误认为长相标致的王会悟是这位文坛之秀的女朋友，并拿他打趣。后来，才知道漂亮的王会悟竟是比他小两岁的表姑！

    沈雁冰在接到王会悟拟到上海求职的信后，便四处打听适合王会悟做的工作。

    很快，他得知上海女界联合会会长徐宗汉想找一位聪明伶俐、英文很好、有写作能力，有为妇女解放而奋斗目标的新知识女性做秘书。恰好与徐宗汉共同发起成立上海女界联合会的副会长李果因病去世，上海女界联合会的工作正缺人手。

    在沈雁冰的陪同下，王会悟来到徐宗汉家，这也是她第一次见到这位大名鼎鼎的女革命者。眼前这位四十几岁的中年女人雍容华贵，仪态大方，一脸慈祥。王会悟早就听说过徐宗汉与辛亥革命的先驱和领袖黄兴相识、相知、相恋，最后结为伴侣的爱情佳话。如今，这位自己十分敬仰的女人就坐在面前，而且自己将要担任她的秘书，同她一起工作、生活，这是多么让人激动的一件事啊！

    王会悟经过湖郡女校的专业培养，各方面的素质明显提高。她中文功底深厚，又会英语，待人接物落落大方。即使在当时的大上海，这样的女青年也是非常难得的。所以徐宗汉见到她之后，感到非常满意。徐宗汉将她留在身边当秘书，让她参与协助上海女界联合会的工作，并让她住在自己的家里。徐宗汉经常邀请上海的文化名人和知名女性前往博文女校举办有关爱国教育、女子觉悟和儿童培养的演讲会。

    在协助会长徐宗汉开展活动的过程中，王会悟的能力得以迅速提升，并很快结识了许多优秀的女性。其中有一位气质优雅的女士特别引人注目，她就是当时《新青年》主编陈独秀的夫人高君曼。这位比王会悟大10岁的知识女性，毕业于北京女子师范学校，她对聪慧热情的王会悟一见如故，很快与王会悟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还邀请她到家里做客。王会悟做梦也没有想到，自己竟然有幸拜会仰慕已久的《新青年》主编陈独秀。而引领她和无数青年人向民主和科学靠拢，向封建思想宣战的《新青年》杂志编辑部就设在离博文女校不远的上海法租界环龙路老渔阳里2号陈独秀和家人的寓所里。当时陈独秀对于青年学生来说，是他们的精神导师。他不仅是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也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初次见面，陈独秀高瞻远瞩的眼界和忧国忧民的情怀令王会悟敬佩不已，而王会悟对新文化的理解和对新思想的渴望也让陈独秀刮目相看。王会悟很快成了老渔阳里2号的常客。

    六、志同道合 喜结连理

    1920年5月，陈独秀在上海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在维金斯基等人的帮助下，他以这个研究会为基础，加快了建党的步伐。

    为了创办党的机关刊物，宣传马克思主义，陈独秀邀请了一位刚刚从日本留学回来的青年学者，住在一楼编辑部隔壁的房间里，秘密从事相关著作和文章的写作。原来，他就是王会悟前些日子在学联见到过的李达。在接触中，王会悟逐渐了解到，李达1890年出身于湖南零陵县（今永州市）一个佃农家庭，他从小天资聪颖，记忆力极强，村里人人夸他是个“神童”。他抱着实业救国的理想先后两次留学日本。在认识到中国必须走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后，他弃理从文，师从京都帝国大学经济学家河上肇专心研究马克思主义。五四运动爆发后，他连续在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上，以“鹤”为笔名发表了多篇介绍社会主义运动的文章，在国内思想界引起了极大的反响。他以留日学生会理事的身份担任了全国学生联合会的领导工作。王会悟没想到这位令学联青年们崇拜的青年学者是陈独秀正在筹建的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核心成员。

    知道了老渔阳里2号的秘密之后，王会悟对进出这里的人更加充满了敬意。当她得知李达的工作十分繁重，亟需一位有觉悟、文笔好，又懂英文的助手时，便自告奋勇地站了出来，这令陈独秀欣喜不已。

    为了方便王会悟的工作，陈独秀叮嘱夫人高君曼把王会悟接到了老渔阳里2号居住。王会悟便就近帮助李达誊抄稿件、校对刊印。直到这时，她才知道陈独秀正在发起组建的这个政党叫中国共产党，而她协助李达日以继夜编辑的这份刊物，名字就叫《共产党》。

    1920年11月7日，由李达主编的《共产党》月刊在十月革命三周年纪念日正式创刊。该刊16开本，每期约50页，最高发行量曾达5000份。这份秘密出版发行的刊物，除了介绍共产党的基本知识，系统宣传马克思主义学说和世界各国共产主义运动外，还刊登了批驳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文章，为各地早期党组织的建立和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武器。当时正在湖南长沙主持俄罗斯研究会的毛泽东在给蔡和森的信中欣喜地称赞它颇不愧“旗帜鲜明”四字，并多次将其中的一些文章推荐转载在长沙的《大公报》上。

    李达作为《共产党》月刊的主编兼《新青年》的编辑，既要编辑杂志，又要撰写文章，为此常常通宵达旦。由于抢时间，字迹往往比较潦草，为便于刊印出版，王会悟便主动帮助李达将那一堆凌乱的字迹变成娟秀的小楷，并在生活上对他给予照顾。

    此时的王会悟，在协助李达编辑稿件的过程中，对马克思主义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尤其对有关妇女解放的主张深表赞同。她主动申请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以更加饱满的热情投入到党的事业中。作为李达的助手，王会悟为李达深厚的理论功底和渊博的学识所折服，打动了她的芳心；而王会悟的眉清目秀、知书达理和作为新女性的革命热情也使李达产生了深深的爱慕之情。朝夕相处中，两人的思想越来越近，感情日渐升华。

    据王会悟的一位晚辈亲戚孔海珠回忆，她于1990年至1991年两次赴京，拜会过王会悟两次，承蒙老人家的邀请，在她家小住数日，聆听她的往事。一个是湖南永州人氏，一个是浙江乌镇人氏，怎样克服语言障碍谈恋爱呢？孔海珠颇有些冒昧地向王会悟提出这个问题。王会悟并不反感，她毫不避讳向这个晚辈谈了自己的恋爱史。她说：

    “我们起初是从笔谈开始的。李达愿意找我这样的人，他拼命地拉我去干革命，就是一点不通，语言不通。他一口湖南话，根本听不懂，我还可以讲些官话，于是开始我们用笔交谈，人家都说我们在写情书。后来高君曼告诉陈独秀，说李达和王会悟两个在笔谈恋爱，还说李达现在是独身，身边也需要个帮手。陈独秀和高君曼从中又作了些撮合工作。”

    李达与王会悟紧张的工作之余，常常带上几个牛舌饼，依偎在淞沪炮台边，眺望着滔滔的黄浦江水和江面上往来的船只。李达经常向王会悟讲述推翻封建制度，争取妇女解放和组建共产党的道理。有一次，李达对王会悟说：“现在中国首要的事情是要组织共产党，这样才能真正搞起革命来。”

    1921年4月，李达和王会悟这一对志同道合的革命情侣在上海法租界环龙路渔阳里2号陈独秀家里举行婚礼，陈独秀的夫人高君曼是他们的证婚人。婚礼很简朴，只办了一桌酒席，仅仅请了沈雁冰、沈泽民兄弟和几位好友，新房就设在《共产党》月刊的编辑部。新婚燕尔的小夫妻并没有沉迷于二人世界的缠绵缱绻，而是以更高的热情投身到共产主义运动之中。

    七、积极协助李达落实中共一大会址的选定、代表们的食宿安排及会议安保工作

    最早酝酿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的是陈独秀和李大钊。1920年2月，为躲避反动军阀政府的迫害，陈独秀从北京秘密迁移上海。在护送陈独秀离京途中，李大钊和他商讨了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组织的问题。

    1920年8月上旬，陈独秀和李汉俊等在上海率先成立共产党的早期组织，陈独秀任书记。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后，实际上成为各地建党活动的联络中心，起着中国共产党发起组的重要作用。

    在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之后，李汉俊立即写信给武汉的董必武和张国恩，后又亲自到武汉面见董必武，商议在当地建立共产党组织的问题。同时，陈独秀也委派刘伯垂到武汉筹建共产党组织。8月中下旬，由刘伯垂主持召开会议，成立武汉的共产党早期组织。

    1920年10月，北京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在北京大学图书馆李大钊的办公室正式成立，最初成员有李大钊、张申府、张国焘三人，李大钊负总责。

    长沙的共产党早期组织是在毛泽东的筹划下，于1920年初冬在新民学会的先进分子中秘密诞生的。

    广州、济南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则是于1921年春成立的。

    在国内一些大城市筹组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同时，陈独秀指导施存统、周佛海于1921年4月在东京建立旅日华人中的党组织；委托张申府于1921年3、4月间在旅法的华人中建立了党组织。

    1921年6月中旬前后，李达通过书信征得陈独秀和李大钊同意，于7月中下旬在上海召开中国共产党成立大会。随后，他便在李汉俊的积极协助下紧张地忙碌起来：寄发会议通知，拟定日程安排、起草会议文件等等。

    代表名额按地区分配，每个地区派两名代表，并不考虑这一地区党员人数的多寡，即上海、北京、长沙、武汉、济南、广州、日本，共7个地区。至于法国，由于路途遥远，信件往返及代表赶来，已经来不及，所以未发邀请信。每位代表寄去路费100元，回去再给50元，经费是由马林带来的。

    鉴于中共一大的筹备工作是在极为秘密的状态下进行的，李达考虑必须找一位既可靠且精明能干的人来承担会务安排和安保工作。经过反复比较斟酌，李达认为自己的夫人王会悟可堪此重任。

    1921年7月初的一天，李达对王会悟说：“我们要在7月下旬开个会，上海你熟悉，会务方面就由你负责吧。”

    王会悟接到这个任务后，深感责任重大。在了解了会议的规模及大致的会期之后，便调动起她的社会关系迅速落实开会地点及代表们的住处等事项。

    开会的地点事关重大。王会悟找了好几个地方，感觉都不理想，其中包括中华妇女联合会会址，她考虑这里人来人往，不便保密。后来，她想到了李汉俊的家。

    “你是怎么想到我这里的？”李汉俊微笑着问前来与他商量开会地址的王会悟。

    “借你哥哥的牌子嘛！”王会悟风趣地答道。由于李达与李汉俊关系密切，王会悟与李汉俊也是老相识，因此彼此说话毫不拘束。

    李汉俊当时寄居在法租界一栋石库门的洋房里。房子的主人是他的胞兄李书城。李书城（1882—1965）早年追随孙中山先生参加辛亥革命，是颇有名望的同盟会元老，他当时不在家，携家眷到外地避暑去了。

    李汉俊欣然应允。

    之所以选择在李书城的家里开会，王会悟主要考虑了以下两个因素：

    一是地处法租界，而李书城又是国民党的元老，因此其寓所不易被外界袭扰；二是李书城是李汉俊的胞兄，李汉俊可以作主，并配合做好会议筹备工作，况且他本人又是会议的出席者兼筹备者。

    这两个条件叠加，王会悟认为安全系数是比较高的，经李达“拍板”，会址就这样定下来。

    接下来就是代表们住在何处？由于出席中共一大的代表来自全国各地，住宿的选择让王会悟颇费了一番脑筋，因多数代表住在一起，稍有不慎，就有“全军覆没”的危险。因此，代表们的安全是第一位的。

    经过比较，王会悟最终选定了位于法租界白尔路389号（今太仓路127号）的博文女校。7月中旬学校已开始放暑假，教室闲着。博文女校是一栋青红砖相间的二层楼房，典雅大方，房间里面红漆地板，全校不过百把个学生。王会悟经考察后认为这个地方不错，因为师生离校易于保密。于是她找到校长黄绍兰说：“有个学术团体最近要在上海召开一个学术讨论会，想在贵校住宿一下。”黄绍兰曾在黄兴手下工作，她知道王会悟是黄兴夫人徐宗汉的秘书，彼此也比较熟，因此便爽快地答应了，她递给王会悟一本“捐册”。一大结束之后，王会悟来到学校捐了20元，作为房租。

    学校没有床铺，王会悟上街买了些芦席铺在楼板上。好在时值盛夏，芦席做褥倒也凉爽惬意。

    此外，王会悟还安排了一个可靠的厨师为代表们做饭并兼门卫。

    李达和李汉俊对选择距李公馆仅200米之遥的博文女校作为代表们下榻的地方都非常满意。

    进入1921年7月下旬，博文女校因为一些操着天南地北口音和教师学生模样的客人入住而显得热闹起来。他们自称是“北京大学师生暑期旅行团”成员。其实他们的真实身份是各地早期党组织委派来沪参加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分别为北京代表张国焘、刘仁静，长沙代表毛泽东、何叔衡，武汉代表董必武、陈潭秋，济南代表王尽美、邓恩铭，日本留学生代表周佛海，受陈独秀委派来参加会议的包惠僧。

    其中，张国焘作为会议的组织者之一，六月份便来到上海，与李达、李汉俊及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科尔斯基商议会议筹备之事，因此，他除博文女校外在上海另有住处。上海代表李达和李汉俊均住在上海各自家中。广东代表陈公博借开会之机携新婚妻子李励庄顺道度蜜月，所以没有选择和代表们住在一起，而是住在大东旅社。因此，常住在博文女校的代表共9人。

    湖南代表毛泽东有个习惯，喜欢一个人在屋子里走走想想，思考问题。有时因为想得入神，以至于其他代表与他打招呼，他都没有反应，大家笑称他是个“书呆子”。

    7月21日，先期抵达博文女校的代表坐在一起商量，一致认为第二天应先开个预备会，讨论并确定开会的具体事宜。22日，部分代表在博文女校楼上开了一次碰头会，王会悟和李达也来到了学校。会上决定推选张国焘为大会主席，毛泽东和周佛海任记录，年龄最小，但英文极好的刘仁静以及李汉俊担任共产国际代表的翻译。

    多年以后，有关这次大会召开的具体时间和其他许多细节，参会的代表都记不很清楚了。但他们对博文女校和负责接待的王会悟却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包惠僧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

    “我们住的是楼上靠西的三间房。在大会开会的前一天，在我住的房子内商议开会的事情，李达也把王会悟带来了。我们在里间开会，她坐在外面。”

    1936年，留驻共产国际工作的中共一大代表陈潭秋为纪念中国共产党诞生15周年，在苏联《共产国际》杂志上用俄文发表了一篇题为《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回忆》的文章。

    他是这样描述一大代表入住博文女校情况的：

    “1921年的夏天，上海法租界蒲柏路，私立博文女校的楼上，在7月下半月，忽然来了9个临时寓客。楼下女学校，因为暑假休假，学生教员都回家去了，所以寂静得很，只有厨役一人，弄饭兼看门。他受熟人委托，每天做饭给楼上的客人吃，并照管门户，不许闲人到书房里去。如果没有他那位熟人介绍的话，他也不知道楼上住的客人是什么人，言语也不十分听得懂，因为他们都不会说上海话，有的湖南口音，有的湖北口音，还有的说北方话…。”

    这是早期关于中国共产党一大的纪念文章，颇有史料价值。但此文在全国解放后才被中国共产党党史专家们发现，译成中文，刊载于《党史研究资料》上。

    陈潭秋文章中提及的那“9个临时寓客”，据称是“北京大学暑期旅行团”的成员。而那位“熟人”正是安排代表住宿的王会悟。

    关于“旅行团”，陈潭秋写道：

    “这些人原来就是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的代表，为了正式组建共产党，约定到上海来开会。”

    那“9个临时寓客”，即是毛泽东、何叔衡、董必武、陈潭秋、王尽美、邓恩铭、刘仁静、包惠僧、周佛海。

    随后便发生了本文开始的那一幕。

    八、李达王会悟夫妇的新寓所：党中央办公地及重要联络点、人民出版社编辑部

    中共一大闭幕后，中共中央局书记陈独秀向广东省长陈炯明请辞，准备回上海主持中央局的工作。组织主任张国焘在成都北路上成立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而宣传主任李达则与妻子王会悟搬出《新青年》编辑部所在地。出于安全和方便的考虑，王会悟在位于《新青年》编辑部和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中间的公共租界内，找到了一片幽深曲折的弄堂，从法租界巡捕的手里租了一楼一底的石库门房子，即上海南成都路辅德里625号。

    这是王会悟人生中一段最幸福的时光。不仅因为她平生第一次拥有了一个独立的生活空间，还因为23岁的她刚刚怀上了与李达的第一个孩子。这个浑身充满了活力的女人没有按照母亲的意愿回到乌镇娘家去休养，而是选择留在丈夫身边继续与他并肩作战。王会悟在法租界长浜路上的一家木器铺租了几件像样的家具，又从附近的花鸟市场买回了两盆月季花。在女主人的精心布置下，小小的房间被打理得井井有条。没有人会想到，这个富有生活气息的寓所竟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局机关所在地！

    1958年12月，王会悟回忆道：“起初，亭子间本是姨娘（保姆）睡的地方，为了党工作慎重起见，我家就不雇姨娘了。”“两只柳条箱放在窗口当桌子用，李达在亭子间写文件，楼下柴垛里是藏秘密文件的地方”。

    由于李达任中央局宣传主任，因而当时党内许多重要文件都是由李达夫妇保管。陈独秀、张国焘两位中央局领导都是到这里来批阅文件，处理政务，所以李达夫妇的住所是当时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联络点或办公地点。

    每当家里有党内的同志前来找李达议事，王会悟就在后门外的弄堂里佯装散步，给他们放哨。而没有访客的时候，她就坐在二楼的书桌旁，协助李达编辑书稿。因为在他们搬进新居没多久，李达就在这间寓所里秘密创办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出版机构：人民出版社，并准备出版一批马列主义的丛书。这些书籍基本上都是首次在国内出版的外国译著，审稿和编辑的工作十分繁重。除了帮李达誊抄译文，校对书稿外，王会悟还承担了外出排版印刷的任务。为了避免租界和北洋政府的搜查与破坏，他们将这些革命书籍冠以广州人民出版社的名义出版。夫妻俩在寓所的亭子间将印好的书籍包扎成捆，再由王会悟寄往全国各地。就这样，王会悟拖着怀孕的身体，冒着被捕的危险，在短短一年的时间里，协助李达秘密编辑出版了15种革命理论书籍。这些经典著作成为当时大部分共产主义者的启蒙读物和教科书，为促进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发挥了重要作用。

    然而这一切，只是王会悟当时工作的一部分，她的肩上还有一项更为艰巨的任务，那就是按照中共中央局的指示，开展党的妇女工作。

    九、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先驱

    一）创办平民女校，为培养妇女人才而奔忙

    早在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之初，其成员们便形成一种共识：妇女运动是中国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开始秘密庆祝三八妇女节。由于中国共产党当时还处于秘密状态，无法公开宣传党关于妇女运动的主张。随着党领导下的工人运动迅速展开，女工参与罢工的热情日渐高涨，但领导妇女运动的干部却十分缺乏。

    中共一大闭幕后不久，尚在广州还未回沪主持中央局工作的陈独秀便和李达商议，想在上海以中华女界联合会的名义创办一个半工半读性质的女校，由李达任校长，王会悟任校务主任。该校应广泛吸收有觉悟的女性，为开展党的妇运工作培养人才，集聚力量，同时也可安置各地来沪的党员家属。陈独秀还建议，利用王会悟在上海女界联合会工作的便利，促进这个进步的妇女团体改造提升，为党开展妇女工作开辟一个公开的渠道。

    在王会悟的影响下，原本致力于发动知识女性改良社会的上海女界联合会会长徐宗汉开始把关注的目光投向更广大的劳动妇女。1921年9月1日，上海女界联合会在《新青年》上发表了《中华女界联合会改造宣言》，从教育、家庭、政治、经济、就业、人权等方面提出了女子要求解放的十大纲领，具有明显的反帝反封建的倾向。

    根据党的委托，王会悟找到徐宗汉，对她说：“陈独秀、李达他们为了提高妇女的觉悟，想办个学校，打算用女界联合会的名义”。徐宗汉是位受过教育、思想进步、性格开朗的女子，听后连连说好，并慷慨地捐献了部分桌椅。

    对于创办这个平民女校，王会悟有着特殊的热情。因为出身平民的她，从小就体会过被学校拒之门外的委屈，也感受过因贫困而辍学的悲伤。尽管后来的湖郡女校给她留下了美好的回忆，但那毕竟是为少数贵族女子开办的学校。而现实生活中更多的是那些裹了小脚，做了童养媳的女子。只有让这些平民女子也能平等地接受教育，才称得上是真正的妇女解放。可办学校首先要有场所，在建党初期经费困难的情况下，上哪儿去找既便宜又合适的房子呢？经过一番寻觅和比较，王会悟最终把目光落在了自家寓所后门斜对面的两楼两底的住宅，这是她不久前用李达的稿费租下来，专门给外地来上海取经的同志及家属安排住宿和生活用的。如果把这里改造成学校，不仅可以节省党的经费，也便于她和李达就近管理和领导学校的工作。这个建议得到了李达和陈独秀的赞同，三人商议后决定马上着手展开平民女校的筹建工作。

    该校的办学方针、课程设置多由李达筹划，编班、聘请教员等大量教务及行政管理工作则主要由王会悟协助办理。经过三个多月的紧张筹备，1922年2月10日，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第一个女子学校---平民女校在辅德里632号正式开学了。

    中共中央局书记陈独秀在为《妇女声》平民女校特刊号所写的《平民教育》一文中祝贺说：“惟希望新成立的平民女校作一个风雨晦冥中的晨鸡。”李达、沈泽民、邵力子也分别撰写了《平民女学是到新社会的第一步》，《这不是慈善事业呢》、《平民女学底前途》的文章，庆祝党领导下创办的第一所新型学校的诞生。

    前来就读的三十多名学员，大多是经过各地党团员介绍而来。正如当初王会悟设想的那样，有来自农村年长失学的家庭妇女；有从小被送给人家的童养媳；有来自城市寻求革命真理的女学生；还有为反抗包办婚姻愤而离家的富家小姐。年龄上参差不齐，小的17岁，大的23岁。

    根据她们文化程度的不同，学校分设了高级、初级两个班。高级班专收受过中等教育，渴望追求革命真理并准备投考高等学校继续深造者，有王会悟、王剑虹、王一知、丁玲、高君曼、薛正源、王醒瑞、傅戎丸、黄学衡、王苏群等；初级班专收年长失学或因经济困难无法入学者、外地来沪的党务工作者家属以及为反对封建包办婚姻离家之女子，如钱希钧、王淑英、卢亮、张怀德等。

    平民女校的教学内容很丰富。王会悟在《妇女声》第六期《入平民女学上课一星期之感想》一文中较全面地介绍了当时高级班教员上课的情况：

    “各教师所选的课本，都是适应新思潮，又合于平民的。国文教员邵力子先生，他所选的国文是从现今报纸上，杂志上，小说上所载的名著、译文及评论一类文字，和那贵族女学所授的什么节妇传，什么太史公牛马走的文章，真有天上人间之别了。作文教员陈望道先生，他的教法与一般国粹先生完全不同，他第一教我们作文法。他说，先前的作文是重文字，现在的作文是重意义的。他的讲解亦非常透彻。英文教员是沈泽民、沈雁冰、安立斯三先生。泽民先生教我们读本，雁冰先生教我们文法…数学教员是李达先生，教授法也极好。经济学教员是李希贤先生，教育学教员是范寿康先生，理化教员是周昌寿先生，这三位先生是在日本帝国大学毕业的。社会学教员是陈独秀先生，讲得非常明了。此外，还有两小时的讲演，是本校教员轮流讲演，讲的都是关系我们平民女子切身的问题，这一课别的女学是没有的，也可以说是平民女学的特点了。”

    除陈独秀、李达亲自任教外，按照中央局指示，许多从苏联回国或各地到中央汇报请示工作的负责同志，凡是在上海需短期停留的，都要到平民女校做报告或讲演。如刘少奇、张太雷、恽代英、施存统等都曾给学生们做过报告。有的讲军阀割据与世界帝国主义的关系；有的讲中国必须革私有制的命，走十月革命的道路；有的讲资本家如何剥削工人，工人为何要团结等。同学们特别喜欢听从苏联回国的同志介绍苏联的见闻。这些演讲都起到阐发革命道理，启发学生阶级觉悟的作用。

    为弥补学校经费不足，解决财力不济学生的学费问题，这所学校还设了一个工作部，组织大家半工半读，用做工的收入来维持正常的学习和生活。王会悟担任了工作部主任一职。

    在回忆如何发挥大家的特长时王会悟说：

    “楼下客堂是工作场，场内有三部手摇洋袜机，有各种手工生产小组。我当毛线钩结组传授人，高级班学员秦德君会手摇洋袜，她就当了手摇洋袜组传授人。初级班张怀德同志有缝衣、剪花、做鞋的技能，她当缝衣做鞋的传授人。”成衣组代客裁做一般衣裤；编织组编织出的袜子、桌布和围巾等均由专人拿到市面上销售。

    这种全体学员不分阶层，平等互助，以工养读的方式，比王会悟当初在湖郡女校独自一人半工半读的做法更加理想，也是她梦寐以求的办学模式。尽管因为经费困难，学校的基础设施十分简陋，尽管自己有孕在身行动不便，但王会悟依然以饱满的热情投入到学校的日常管理中，千方百计地解决学校面临的各种困难。

    因陋就简，一物多用，是王会悟当年办学的一大特色。

    王会悟回忆说：“校内工具工作台、床铺板和书架等都是逐步从旧货摊上收购添置的，新旧大小不一。前后厢房内的床铺板，长条桌、小方桌等等，白天作为初级班学习的课桌，工作时作为裁熨烫等工作台，吃饭时又作为饭桌，晚上学员用来睡觉。就是灶间和晒台，也是有计划地利用的。在晒台一角，隔一小室放三个便桶作为厕所，其余地方晒衣服。灶间隔成大小两间，大间给一位带着一岁和三岁两个孩子的张姓学员做卧室，小的那间安放炉子烧饭。”

    令王会悟感动的是，经过她在《妇女声》报上的宣传和呼吁，上海平民女校得到了很多进步人士的同情和支持。中华女界联合会会长徐宗汉专门给他们捐赠了一批课桌椅，不少上海文化界知名的编辑、学者纷纷前来给高级班的学员义务授课。他们除了用新颖独特的方法讲授各科知识外，还对学员们宣讲有关妇女解放的内容。而一些在上海活动的年轻党团员，也常常义务来学校帮忙，为初级班的学员上课。面对社会各界的支持，王会悟更加充满了信心。她与好姐妹高君曼一起，既当高级班的学员，又当初级班的教员。身为校务主任的她，不仅要负责联系老师，安排课程，还要兼顾学员的生活指导和社会活动。

    平民女校还成了党的一个秘密联络点。因学校公开，外地有人来找党中央，便先到平民女校去，如刘少奇从苏联回国就是到平民女校联络的，党内有些会议也在学校召开。

    1922年初秋，李达应毛泽东之邀，到长沙湖南自修大学主持教务，王会悟带着出世才几个月的大女儿李心田随之同行，平民女校交由蔡和森和向警予办理。由于种种原因，几个月后，学校便停办了。平民女校存在的时间虽仅一年，但却为党培养了一批优秀的妇女干部。如初级班的钱希钧（毛泽民夫人），高级班的丁玲（著名女作家、社会活动家）、王剑虹（瞿秋白夫人）、王一知（张太雷夫人）等。

    二）《妇女声》：妇女解放的第一只号角

    1921年12月10日，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第一份妇女刊物《妇女声》在上海创刊，该刊由中共中央宣传主任李达主持，以上海“中华女界联合会”的名义出版，筹备、创办、编辑工作主要是由王会悟和王剑虹负责的。

    《妇女声》主张妇女解放即是劳动者的解放，打破一切掠夺和压迫，取得自由社会的生存权和劳动权。《妇女声》重点探讨有关妇女解放的重大问题，大力宣传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的理论，宣传男女平等，主张女性作为人类社会一份子，应和男性一样参与社会运动，一样有应尽的义务和应享的权利，鼓励妇女积极投入革命运动；号召女工进行争取和男工“同工同酬”的经济斗争，并且要和男工联合起来组织自己的工会。

    李达、王会悟、王剑虹等参与编辑，辟有评论、译述、诗歌、通讯、杂感、谈话等栏目，以白话文为主，并用新式标点。

    王会悟为办好这张报纸花费了大量心血，常常废寝忘食。她除了负责组稿、审稿外，还经常亲自撰写稿件，最多的一期达到四篇。王会悟在《妇女声》上连续发表了《本年世界妇女运动概况》、《介绍北京女学界联合会》、《中国妇女运动新动向》以及《湖南女工之觉悟》等文章。当时，党中央的一些负责同志对办好这张报纸十分关心。陈独秀、沈泽民、沈雁冰、邵力子等都曾为该刊撰稿。党中央宣传主任李达更是经常过问《妇女声》的编辑发行情况，一有空就帮助改稿子，校清样。

    《妇女声》虽因种种原因只刊出了10期，但作为党领导下的第一家妇女刊物，对传播各国妇女运动的最新消息，介绍中国妇女运动的先进经验，引导、团结广大受奴役受压迫的中国妇女反抗封建礼教，砸碎封建枷锁，起到了积极作用。

    十、用勇敢和智慧再次保障中共二大顺利召开

    时光如梭，在党的一大召开一年后的7月，上海又是一片炎热气息。在英租界南成都路辅德里弄堂625号（今成都北路7弄30号）李达和王会悟的寓所，中国共产党各地党组织代表又欢聚一堂，秘密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

    1921年11月，《中国共产党中央局通告》明确指出，党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要在“明年七月”召开。至于会议地点，中央考虑：“如在上海，显然要预防租界当局的干扰；如改在广州举行，自然是很安全，不过当时广州的政情很复杂，孙（中山）陈（炯明）摩擦之说已甚嚣尘上，如果国民党内部真发生冲突，我们在广州举行大会就会有些不便。”（张国焘：《我的回忆》）于是，中共中央委托陈独秀、张国焘借参加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和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之际，考察广州的政治形势，以决定党的二大是否便于在广州举行。到1922年5月中旬，“我们鉴于广州局势的严重，觉得中共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举行是不适宜的，因而决定仍在上海举行。”（张国焘：《我的回忆》）

    按照建党初期党组织开会的惯例，会议一般都是在党组织成员家中召开。鉴于一大开会的变故，原来的开会地点李汉俊胞兄李书城的寓所肯定是不行了。虽然上次的会议因撤退及时，没有被巡捕房抓住把柄，但也一定处在他们的严密监视之下。陈独秀家环龙路渔阳里二号本来也应是一个不错的场所，但他家里被搜出《新青年》杂志，而陈独秀被捕等事件发生后，他家也必然处在法租界的严密监视之下。还有一处为张国焘处所在的北成都路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但1922年1月，劳动组合书记部支援和领导罢工斗争，尤其是在香港海员大罢工中，中国共产党通过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进行了大量的支援罢工斗争的工作，包括向罢工海员捐款、发动上海工人成立“香港海员后援会”，还派劳动组合书记部负责人李启汉赴香港慰问罢工的海员。这些活动使英租界当局觉察到一个组织性很强的罢工司令部就设在劳动组合书记部内。英租界当局十分恐惧，采取各种手段进行阻挠和破坏，6月以“扰乱治安”等罪名逮捕了被工人誉为工运“健将”和“先锋”的李启汉，之后开始对劳动组合书记部进行了更为严密的监控。

    比较下来，就剩下身为中央局成员的李达与王会悟在南成都路辅德里625号的家了。这是中共在上海尚未暴露的联络点。辅德里始建于20世纪初，是典型的上海石库门建筑，一排排的石库门房子完全是统一的样式，就连墙壁也是用一样的青红砖相间砌成，侧身一闪而入，不易辨出是哪家，而且各家都有前后门，出入不引人注意，比较安全。小弄小巷，四通八达，方便疏散隐蔽。李达寓所本身就是党的第一个出版社人民出版社和《共产党》月刊编辑部所在地，后门就是党的第一个妇女干部学校平民女校，万一发生情况也便于立刻疏散。不远处即是劳动组合书记部、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机关等党团机关，也方便召开小组会议，加之李达寓所当时属英美公共租界管辖，公共租界相对不愿多管中国人的事情，军阀当局也不便公开到公共租界进行行动，所以比较安全。综合考虑后，中共中央最终确定党的二大在霞飞路以北的公共租界南成都路辅德里625号李达家里召开。

    临近开会的日子，代表们从全国各地纷纷赶来，齐聚李达和王会悟家中。因为李达有时还有其他事情忙不开，王会悟便抱着刚出生不久的女儿李心田（小名“小数点”）招呼大家。来开会的代表看到这个粉嫩可爱的孩子都非常喜欢，开玩笑说：“现在我们革命事业后继有人了！”有时候王会悟需要把代表带领到入住的旅店，又担心女儿看不到她会哭闹，索性抱着女儿出入。代表们见此情景都对王会悟为党的事业的奉献精神油然而生一种崇敬之情。

    有时，代表们会替换着抱着‘小数点’，哄着她玩，对着她唱歌。王会悟听到他们唱的歌非常好听，自己从来都没听过，便问他们是什么歌曲？他们告诉王会悟，这是他们在去莫斯科开会的时候学会的《国际歌》。看到王会悟这么感兴趣，几个会唱的同志便在空闲之余教王会悟唱。大会开始的前一天，李达听到王尽美、张国焘在哼唱一首歌，他觉得很好听，接下来的时间里也时常听到那些从莫斯科回来的人哼唱同一首歌曲，好奇的李达实在按捺不住，便问王尽美：“你们这几天一直哼唱的是什么歌曲？怎么好像从来没有听过啊？”其他几个青年听到这样的问话马上拥上来说：“这是《国际歌》啊！你们国内的这些党员俨然就是个学者样，这么流行的歌曲都没听过，以后干脆就叫‘学究派’吧。”大家听后哄堂而笑。还有的代表调侃说：“李达，你的女儿‘小数点’要是会说话啊，现在都会唱《国际歌》了，你还不知道这是什么歌呢。”从这以后，只要有空闲时间，从苏联回来的同志就教不会唱《国际歌》的同志唱《国际歌》，直到大家可以一起唱了为止。

    经过一番准备，1922年7月16日，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南成都路辅德里625号，即李达和王会悟的住所召开。出席会议的代表共计12名。

    这些代表是：中央局代表陈独秀、张国焘、李达，上海代表杨明斋，北京代表罗章龙，山东代表王尽美，湖北代表许白昊，湖南代表蔡和森，广州代表谭平山，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代表李震瀛，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临时中央局代表施存统（尚有一名代表姓名不详），代表全国195名党员。

    吃一堑，长一智，党的二大鉴于当时上海政治环境极其复杂，吸取了一大遭受侵袭的教训，采取了必要的安全措施。大会决定以小型会议为主，全体会议的次数尽量减少。小组的讨论分别安排在党员家里，部分上海的党员也可以参加小组讨论。召开全体会议时，每次都要变换地址，以免引起租界巡捕房和反动当局的注意。

    每次在自己的寓所开会时，王会悟便抱着襁褓中“小数点”在寓所后门的弄堂里佯装乘凉给大会“放哨”,承担警戒工作。

    为确保大会能安全地进行，只要稍有异样，王会悟便通知大家做好掩饰工作。有一次在李达家举行全体会议时，王会悟像往常一样在楼下，一边哄着女儿入睡，一边警惕地关注着往来的行人。突然，一个衣着整洁，头戴礼帽的四五十岁的中年男子向王会悟家所在方向走来，并且还不时地四处张望。王会悟看到此情景，心里一阵发紧，思索着莫非又像一大开会时一样被暗探发现了？但细看此人衣着打扮，又与暗探略有不同，四处张望的眼神也不像暗探那样锐利。可是为了安全起见，王会悟还是疾步走到楼上对大家说：“外面有个陌生人在往我们这个方向走来。但看着不像是暗探，不过大家还是把手中的资料藏起来，避免意外发生”。随即自己赶紧下楼做进一步的观察。刚坐下来，便见到那个看起来彬彬有礼的男子向自己走来。王会悟心里怦怦直跳，但她故作沉着地用小扇子给女儿扇着风。来人走到王会悟跟前，深鞠一躬后，开口问王会悟：“这位女士，请问某某人是住在这里吗？或者说就是这个附近。我是他们的亲戚，按着地址找来，但由于我不是上海人，对这里如此相似的弄堂实在是搞不清楚了，劳烦女士帮我指点下吧。”

    王会悟一边听着他说话，一边细细观察来人。她发现，这个人比较有礼貌，说话谈吐文雅，看似也是留过洋的有知识的人。而他所问的这个人也确实就住在附近。王会悟平时带女儿出来散步时也会偶尔遇到，也听他们说起过他们有个亲戚最近要来上海看望他们。这样一想王会悟确定了来人不是暗探，她很仔细地对来人讲了他将要去的那户人家的方向和位置。待那人十分感激地离开后，王会悟再次快步上楼告诉代表们刚才是虚惊一场，那个人确实是来找亲戚的。她觉得很不好意思，对大家说：“刚才耽误大家开会了。”听到她这样说，大家都十分诚恳地说：“会悟同志，你不用觉得不好意思，我们都知道你是为大家的安全，为大会能顺利进行着想。这也是不怕一万只怕万一啊，你考虑得这样周全，我们十分感激才对。”

    听到大家的鼓励，王会悟内心十分感动，她稍微叮嘱大家应注意的事项之后，又继续下楼“放哨”了。幸好，接下来的几次会议都安然无事，大会顺利闭幕。

    1960年王会悟回忆道：“当时党给我的任务是服务工作和放哨工作，据我的回忆，他们就在前楼开的会，也未正式布置什么会场，不过加几张凳子而已，并且他们持续不断地开，下楼吃饭的时候，也在饭桌上讨论会务。”看着代表们如此忘我地谋划着党的前途，王会悟满心欢喜。

    党的二大共召开的三次全体会议均由陈独秀主持。这次大会通过的宣言是一份具有重大意义的文件。它分析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和中国社会演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初步阐明了现阶段中国革命的性质、对象、动力、策略、任务和目标，指明了中国革命的前途。大会不仅明确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任务，并指出要通过民主革命进一步创造条件，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国情和中国革命问题认识的一次深化，是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一个重要成果。此外，大会还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章程》和《中国共产党加入第三国际决议案》等九个决议案。

    在中共二大召开期间，王会悟是以房主人的身份，担任会务服务及安全保卫工作，她再次为保证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顺利召开作出了重要贡献。

    中共二大期间，李达被指定为教育问题组与妇女问题组的召集人。会上，他表示：“觉得马列主义理论仍须有深入研究的必要”，自己“还是专心去研究理论为好”。张国焘回忆道：“李达表示根据他一年来在中央工作的经验，还是专门从事写作比较适宜些，而且准备到湖南去教书，请求不再担任宣传的工作。因而选举的结果，陈独秀、蔡和森和我当选为第二届中央委员，分担书记、宣传、组织职务。”

    党的二大依据《中国共产党章程》的规定，选举产生了中央执行委员会。陈独秀、张国焘、蔡和森、高君宇、邓中夏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另选出三名候补执行委员。陈独秀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蔡和森、张国焘分别负责党的宣传、组织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