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写这篇文章，有两个前提：一是朱德总司令在1936年的《关于红军新阶段问题》讲话中说：“长征二万五千里，我个人却多走了一万里”，相应地多走了一年；二是在“多走了一万里”期间，朱德总司令仍然指挥着中央红军留在四川的部队，并且调动二军团、六军团北上，和三十二军（原中央红军一方面军九军团）合编为二方面军，最终力促二、四方面军共同北上，实现一、二、四方面军大会师。

    先得说清楚朱德总司令“多走了一万里”、多走了一年期间，中央红军长征仍在继续——1935年10月19日，中共中央、陕甘支队胜利到达吴起镇，通常作为中央红军完成长征的标志，但这样就忽略了中央红军留在四川的部队在长征路上多走了一年，于1936年10月才在会宁大会师后完成长征。或者说，中央红军长征分为两部分：陕甘支队中的部队长征走了一年、二万五千里，中央红军留在四川的部队在长征路上多走了一年，多走了近万里。

    中央红军留在四川的部队是那些？是陕甘支队以外的中央红军部队。

    陕甘支队组成是二、四方面军混编过草地时的右路军中的中央红军部队，包括军委纵队一部、一方面军第一军（即一军团）和第三军（即三军团），还有红军大学一部，也是走出草地后随中共中央立即北上的那些部队。那么，中央红军留在四川的部队就是走出草地后未能随中共中央立即北上的那些部队，包括一、四方面军混编过草地时的左路军中的中央红军部队，以及右路军中未得到中共中央立即北上命令的中央红军部分人员，即军委纵队另一部、一方面军第五军（即五军团）和第三十二军（即九军团），还有红军总部、红军大学一部。

    大多出版物都把中共中央率右路军中的中央红军部队立即北上后（即1935年9月后），中央红军留在四川的部队归于四方面军，这是有偏颇的，理由很简单——没有中共中央或是中革军委的相关命令！史实是：
1936年1月，由中央红军第一方面军第五军和第四方面军第三十三军合编为第五军（没有中革军委的命令，但当时五军留在四川只能接受四方面军指挥，而且张国焘挟“红军总政委”的头衔，并且另立了“中央”“中革军委”与党中央对抗）；

    1936年4月，第四方面军整编时，将原属中央红军的第五军、第三十二军纳入其编制（没有中革军委的命令，但有朱德总司令同意的因素）；

    1936年7月，第三十二军转隶第二方面军序列（有中革军委的命令）。

    至于中央红军留在四川的部队中，随同朱德总司令、刘伯承总参谋长的红军总部从来就没有改变过隶属关系，一直属于中央红军序列。

    因此，中央红军留在四川的部队，有的隶属关系变更，有的未曾变更。

    写下以上这些，只是为了反驳有些著述中将朱德总司令“多走了一万里”期间描写为“光杆司令”。

完成长征后的朱德

    归结起来，中央红军长征途中分为了两部分：

    ——中央红军和四方面军会师后，混编为左、右路军过草地，右路军中的中央红军部队为军委纵队一部和一方面军的第一军（第一军团改名）、第三军（第三军团改名），过草地后改编为陕甘支队，在支队司令员彭德怀、支队政委毛泽东率领下，于1935年10月抵达陕北吴起镇，完成长征，走过二万五千里（注意，其中有数千人是从四方面军调拨给一军、三军的）；

    ——陕甘支队以外的中央红军部队，包括左路军中的红军总部机关部分人员（包括朱德总司令、刘伯承总参谋长等）和第五军（第五军团改名）、第三十二军（第九军团改名），还有右路军中未得到中共中央立即北上命令的中央红军部分人员，未能立即北上，随四方面军行动而返身南下，南下失利后，五军、三十二军先后纳入四方面军编制，再后三十二军纳入二方面军编制；这些部队和二、四方面军共同北上，于1936年10月抵达会宁、将台堡实现大会师，比陕甘支队晚一年完成长征，有的多走近万里。

    中央红军留在四川的部队的长征路线，试图以下示意图标示。〔原属一方面军的五军／五军团、三十二军／九军团后来先后改变了隶属关系（不再属于中央红军），因此，在此长征路线示意图中，没有表示中央红军和四方面军会师后的这两个军的长征路线。〕

    以朱德总司令为代表的中央红军部分部队和人员自1934年10月踏上长征路，至1936年10月抵达会宁与第一方面军会师，经过如今的12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行政区划〔福建、江西、广东、湖南、广西、贵州、云南、四川（包括当时的西康）、重庆（当时属四川）、青海、甘肃、宁夏〕，历时两年。

    朱德总司令“多走了一万里”，万分艰难，不仅是路途艰难（继续长征，多翻越近十座雪山，又过一次草地），而且时时处处要和张国焘“斗而不破”；要保持中央红军留川部队不被张国焘撤编、拆散；要保护中央红军留川人员不被张国焘迫害、杀害；要保持与二、六军团的联系（由于张国焘改变电讯密码，二、六军团失去与党中央的联系），并相机调动二、六军团北上前来；要参与对四川的红军的指挥；要争取打破张国焘的专权，和在陕北的党中央取得直接联系；……

    为朱德总司令“多走了一万里”举例：

    ——廖承志（化名何柳华），1933年由中央派往川陕苏区，任省委常委，1934年任四方面军总政治部秘书长，因反对张国焘的某些错误做法，上任不久即被张国焘下令撤销职务，开除党籍并关押，也被押解着长征，到达卓克基。此时，和廖承志同被关押的曾中生被张国焘派人秘密杀害。因为廖承志的父亲廖仲恺先生和母亲何香凝女士，是国民党的著名元老和孙中山先生的亲密战友，在国内国际都有影响力，也因为周恩来的交涉和朱德总司令的查问，他得以保全性命。1936年5月在炉霍的党政军机关中举办“世界政治经济研究”讲座，与刘伯承、罗世文、张琴秋等为主讲，朱德请仍被张国焘看押的廖承志（时名何柳华）担任“东方殖民地革命运动”“关于国民党”“日本问题”的讲演人。直至1936年10月会宁大会师后，经周恩来出面解救方获释，恢复党籍，继续工作。

    ——留在四川随四方面军行动的中央红军部队和人员，都把朱德总司令当作主心骨。1935年9月下旬，左路军部队自阿坝南下，抵马尔康党坝、松岗、马塘一带。途中，朱德遇到编在左路军中的五军（一方面军五军团）、三十二军（一方面军九军团）的指战员，他们不满张国焘的分裂行为，有的提出要单独北上，找党中央去，张国焘要拦我们，就跟他干！朱德耐心地教育他们：我们一定要坚持真理，坚持斗争，坚决拥护党中央北上抗日的路线，但要掌握正确的斗争策略，要顾全大局，维护红军的团结，只有加强全体红军的团结，才能克服一切困难，争取革命事业的胜利。搞分裂活动的只是张国焘少数几个人，眼前的曲折总是能克服的。李伯钊等宣传队员设法找到朱德总司令，问他该怎么办。朱总司令坚定地回答说：“张国焘要还打红旗，就跟他走，他要打白旗，就跟他斗！”

    ——1935年9月15日，张国焘以中共川康省委名义在阿坝格尔登寺召开川康省委扩大会议和四方面军党员活动分子会议，即“阿坝会议”。张国焘在会议上公然批判党中央的北上方针是“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两河口会议上决定了北上陕甘的方针，与会的张国焘是表示赞同的），提出南下行动方针，并煽动一部分不明真相者批评党中央率一军、三军北上是分裂逃跑，还对拥护中央北上方针的朱德、刘伯承进行围攻。朱德在会上一再说：党中央的北上方针是正确的。北上决议，我在政治局会议上是举过手的。我不反对北上，我是拥护北上的。我是一个共产党员，我的义务是执行党的决定。他还反复强调北上的重要性，指出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国的东三省，我们红军在这个民族危亡的关头，应该担当起抗日救亡的重任。张国焘操控会议通过《关于反右倾机会主义斗争的决议》，诬称中央坚持北上方针是“右倾机会主义的逃跑路线”，第二天以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名义下达“大举南进政治保障计划”。

    ——1935年10月2日，朱德来到三十二军（即九军团）松岗驻地。他正视罗炳辉军长、何长工政委，带着严肃的口吻说：“你们九军团，包括你们这些人在内，平时说话都要克制，不要乱发议论，有些话由我来说。我讲了，他们不敢把我怎么样！”3日，召开了军团直属队党团员及干部大会，总司令在大会上讲话中教导大家必须以大局为重，要珍惜一、四方面军的团结，要能很好地观察形势，分析局势并有策略地应付局势，要切忌一时的脑子发热，不要轻易冲动而发些过火的言论。他以洪亮的声音强调说：“过激的言论不仅对事态无益，相反会引出不可想象的后果。”会场中一片寂静，鸦雀无声，总司令似乎看出了大家的压抑情绪，便又提高了声音说：“同志们的心情我是理解的，请大家放心，有事我去顶，有话我去说，他们是不会把我这个朱总司令怎么样的，你们安心工作好了。”

    ——1935年10月5日，张国焘在卓木碉（脚木足乡白莎藏寨，又称为白赊藏寨）若布洛寺召开了分裂党和红军的军以上高级干部会议（史称“卓木碉会议”，因当年此间是松岗土司属地，也有称“松岗会议”的），参加会议的高级干部主要是未能北上的四方面军一些干部和中央红军的一些干部，包括朱德、刘伯承、徐向前、陈昌浩、李卓然、罗炳辉、何长工、周纯全、曾传六、傅钟、李特、余天云、刘志坚等几十人。张国焘再次批判中央的北上方针是“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污蔑中央红军北上将成无止境的逃跑，不拖死也会冻死。张国焘仿效列宁和第二国际决裂办法，宣读了《关于成立第二中央的组织决议》，宣布成立“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和“中央政府”“共青团中央”。在会议上宣布张国焘为“中共中央主席”“中革军委主席”。同时宣布成立的还有红军“总司令部”“总政治部”。为了壮大“第二中央”的声势并拢住在红军中有声望的领袖，张国焘还宣布朱德等人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张国焘还宣布：“开除毛泽东、周恩来、洛甫、博古的党籍及中央委员，撤销他们的工作，并下令通缉。免职并查办杨尚昆、叶剑英。”朱德当场表示：你（张国焘）这种做法我不赞成，我们不能反对中央，要接受中央领导。并说：大敌当前，要讲团结！天下红军是一家。中国工农红军在党中央统一领导下，是个整体。大家都知道，我们这个“朱毛”，在一起好多年，全国和全世界都闻名。要我这个“朱”去反“毛”，我可做不到呀！不论发生多大的事，都是红军内部问题，大家要冷静，要找出解决办法来，可不能叫蒋介石看我们的热闹！朱德对张国焘宣布他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严正表示：我按党员规矩，保留意见，以个人名义做革命工作。

面对喧嚣，朱德总司令凛凛正气（沈尧伊画作）

    朱德在会下专门与张国焘作了一次长谈，倾心相告：“我说国焘同志，你这个‘中央’不是中央，你要服从党中央的领导，不能另起炉灶，闹独立性。”张国焘坚持劝说朱德出马：“总司令，你最好能出个面，帮我做一些新的中央的工作。毛泽东他们应该承认我们这个中央是合法的，是全党的唯一领导。”朱德的态度非常坚决：“这绝对办不到！国焘同志，你听我再次劝说一句，事情不要做得太绝了，留下一点转圜余地，对党对红军对你自己绝对有百利而无一害。我说别的话如果你没有记住，那么，请你记住今天我说的这一句话：‘给自己留下一点转圜余地’。”朱德的话令张国焘沉默良久，但他记住了朱德“转圜余地”的这句话，近40年后，他还把这句话写进了自己的回忆录中。

    ——由于朱德坚持原则，不与张国焘同流合污，张国焘就处心积虑地孤立、限制、打击朱德。 张国焘指使人借口供应问题，克扣朱德和康克清的伙食，还偷偷牵走了朱德的两匹马。朱德警卫员几次到四方面军保卫处和总务处去要，他们都说没有张（国焘）政委的指示，谁也无权解决。三十二军供给部赵镕问知朱总司令没有马骑，便把跟随自己的饲养员和骑骡派到朱总司令处。

    ——康克清作为朱德妻子，也作为共产党员，她坚定地站在朱德一边，她成了朱德了解外部情况的情报员，也是向中央红军随四方面军行动的干部传递信息的通信员，她便成了张国焘的眼中钉肉中刺，不久被调到四方面军妇女部门工作，让她离开朱德近旁，还被派到身边的人监视。1936年2月，南下失利的四方面军北撤，随四方面军南下的这部分中央红军第三次翻越夹金山。此时，康克清没有和朱德在一起。正值天寒地冻．一向健壮的康克清却病倒了，数日高烧不退，昏迷不醒。张国焘瞒着朱德总司令，让他的一个亲信安排康克清留在当地的老百姓家中，企图将她与部队分开。幸而有战友将这件事悄悄告诉了朱总司令。一直不知道妻子重病的朱德，带着医生和警卫员找到康克清。医生给她打针后，她睁开眼说：“千万别把我留下，我死也要跟着红军走！”朱总司令决定带她跟着部队翻越夹金山。因为冰雪山路不能抬担架，便采取拉雪橇的办法，用一头骡子拖着她翻过了夹金山。病重虚弱的康克清经受了高寒和颠簸。

完成长征后的康克清

    ——担任红军总部侦察科长的胡底（原名胡百昌，又名胡北风，曾化名胡马、裳天、伊语等，和钱壮飞、李克农同为“龙潭三杰”），对张国焘的所作所为极其不满，不顾朱德的劝阻，有时禁不住骂了出来，说张国焘是军阀，是法西斯！张国焘派人搜寻胡底的住处，找到后以“国民党特务”“反革命”罪名先是关押，然后秘密杀害了他。

    ——在四方面军大举南下期间，朱德总司令随徐向前、陈昌浩率领的前敌总指挥部行动，他认为，“部队既然已经南下，就应打开战局，找块立脚生存的地方。那么多红军，没有地盘，没有饭吃，无异于不战而自毙。”因而朱德在军事行动方面，积极行使总司令的职权，及时了解敌情，研究作战部署，下定决心。他要求各级指挥员要讲究战术，发挥运动战的特长，以快以巧制敌，用小的代价去换取大的胜利。10月中下旬，朱德先后写了《雪山老林的战斗》《绥崇丹懋天芦战役山地河川及隘路攻击之注意》和《康泸天芦名雅邛大战役中战术上应注意之点》等文，用于指导南下部队作战。

    ——1935年12月30日晚，南下途中的朱德总司令得知张浩（林育英）从苏联回国并传来的信息，遂致电毛泽东、彭德怀、李富春、林彪、聂荣臻并转张浩（林育英），提出“我处与一、三军团应取密切联系，实万分需要，尤其是对敌与互相情报即时建立。”并通报所掌握的敌情。这是自9月“草地分手”党中央率部单独北上后，朱德以个人名义给中央发出的第一封电报。元旦前夕收到朱德的电报，毛泽东对此非常重视，于1936年1月1日亲复朱德：“本应交换情报，但对反党而接受敌人宣传之分子实不放心。今接来电，当就所知随时电告。”接着介绍了中央与共产国际联系的情况：“国际除派林育英同志来外，又有阎红彦同志续来。据云，中国党在国际有很高地位，被称为除苏联外之第一党，中国党已完成了布尔什维克化，全苏联全世界都称赞我们的长征。”“兄处发展方针须随时报告中央，得到批准，即对党内过去争论，可待国际及‘七大’解决，但组织上决不可逾越轨道，致自弃于党。”朱德、毛泽东终于直接通电了！表明张国焘限制朱德的伎俩开始弱化了！从来往电报的字里行间中可见朱毛之间的依重和信任。

    ——1936年2月，南下失利的四方面军北撤途中要翻越党岭山夏羌涅阿垭口（海拔4810米）。随四方面军行动的朱德总司令年已50，徐向前总指挥为了保证朱德的安全，“给他备好坐骑、担架，但他都让给伤病员用，自己坚持步行。夜晚宿营在半山腰，冻得无法睡觉，就给大家讲故事，话革命，鼓舞同志们战胜风暴雪山，胜利实现北上计划。”红军翻越党岭山，创造了红军在最寒冷的季节、路程最远、翻越时间长的一次翻越雪山纪录，也是中央红军翻越雪山的最高海拔纪录（只要承认朱德总司令和红军总部是中央红军所属，自然就会承认中央红军翻越雪山的这个纪录）。

    ——1936年4月上旬，根据中共中央的电令，朱德总司令在炉霍的寿灵寺主持召开了为期一周的红军高层会议，亦称“炉霍会议”。会议的主要内容是：迎接二、六军团；四方面军坚持就地整编、训练、筹粮，策应二、六军团北进来会师；组建骑兵师；成立红军干部训练大队（将整编中未作安排的干部集中在红军大学进行训练）；加强与藏族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和民族团结等。

    ——1936年4月中旬，在朱德总司令的倡导下，为了提高士气、加强体育和文化娱乐工作，4月16日在炉霍成立了“红场委员会”，在寿灵寺召开了第一次会议，决定举办“五·一”运动会，内容——（一）体育：1、200米赛跑，2、跑马、马术表演，3、过障碍，4.跳高、跳远；（二）军事动作：1、对敌人骑兵战术动作，2、投手榴弹；（三）文化娱乐工作：1、办墙报，2、歌咏比赛，3.政治演讲。在炉霍老街举行了红军有史以来唯一的大规模运动会。朱总司令亲任评判委员会的评判员，他在开幕式上讲话，号召大家继续振奋革命精神，勇敢顽强地同各种困难作斗争，把长征的道路走到底。体育比赛和军事训练项目表演后，表演了文娱节目。四军和红军大学篮球比赛时，朱老总亲自担任裁判。

    ——1936年7月2日，在甘孜举行庆祝二、四方面军会师联欢会，朱德总司令发表讲话。指出：这里不是目的地，我们要继续北上，要北上就必须团结一致，不搞好团结是不行的。此外，在我们前进的道路上，还有人烟稀少的草地，要有充分准备，克服一切困难，到陕北和毛泽东、周恩来率领的第一方面军会合。

    ——二、四方面军共同北上，分为左中右三个纵队。其中左纵队由朱德总司令、张国焘总政委、任弼时二方面军政委（兼二军政委）率红军总部一部，和四方面军四军十师、十一师和三十军八十八师及二方面军二军、六军、三十二军共3万余人组成。左纵队经过了青海班玛、久治，其中，班玛县境的平均海拔为4093米，为长征路段平均海拔之最。

    ——1936年9月16日至18日，中共中央西北局（二、四方面军共同北上期间成立的）在岷州三十里铺召开的会议，史称“岷州会议”。与会者张国焘、朱德、陈昌浩、傅钟、曾传六、李卓然、何畏、萧克、刘少文等。会议根据毛泽东电令，在肯定中央北上方针的基础上，会上争论激烈！最后否定了张国焘的“西进计划”，并制定了“通（渭）庄（浪）静（宁）会（宁）战役计划”，决定在敌胡宗南一军尚未集中于静宁、会宁、通渭及定西大道之前抢先予以占领，以配合一方面军在运动中夹击敌人、争取会师。

    ——1936年9月21日晚，张国焘致电朱德：“向、纯、李三同志均照，坚决反对静会战役计划，自主即速采取第二方案”，“请你即来漳县面商”。同日同时，为切断朱德与外界的联系，张国焘电令总司令部一局局长周子昆、作战科长潘同、机要科长曹广化：“所有未经我签字的电报一定不准发出，请兄等绝对负责”。朱德接到张国焘的电报后，要将这一突然的变局报告党中央时，电台果然拒绝发出。最后还是傅钟以西北局组织部长的身份出面劝说，才得以将电报发出。22日凌晨，朱德提议在漳县再召开西北局会议，“续商大计”，同时，朱德致电林育英、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贺龙、任弼时、刘伯承：“西北局决议通过之静会战役计划正在执行，现又发生少数同志不同意意见，拟根本推翻这一原案。”“现在将西北局同志集漳县续行讨论，结果再告。”“我是坚决遵守这一原案，如将此原案推翻，我不能负此责任。”天亮后，朱德骑马奔走120里赶往漳县。在漳县，张国焘以“朱、张、徐、陈”署名致电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并贺龙、任弼时，为他改变岷州会议关于静会战役的决定辩解。9月23日，西北局在盐井镇召开了紧急会议（“盐井会议”“漳州会议”），会议由张国焘主持，参加者有朱德、陈昌浩、徐向前、傅钟、李卓然、华民、萧克、李特等。据傅钟的回忆，在会上仅朱德、陈昌浩、傅钟表示了反对张国焘的西进意见，且陈昌浩提出辞去方面军政委一职。朱德在会上几次发言，坚决维护岷州会议关于北上的方针，阐明四方面军和一方面军会合对整个形势是有利的。朱德责问张国焘：现在迅速北上，可以不经过同敌军决战而实现会合，“可能会合为什么不会合？”他指出，岷州会议的决定是由西北局成员集体讨论做出的，张国焘作为西北局书记，已签字同意北上计划，但未经西北局重新讨论，又马上改变计划，是不允许的，即使是党的书记也要根据决议来工作，这是关系到组织原则的严重问题，应当弄清楚。改为执行西进计划，是要受到重大损失的。由于张国焘宣传他主张西进，是因为这时黄河容易渡过，又可以避免同胡宗南在西-兰大道上决战，将来仍可以达到会合的目的，在已调动四方面军一部西进的既成事实情况下，会议最后采纳了张国焘从永靖、循化渡黄河西进青海的方案，做出了“四方面军对目前作战部署的意见”。朱德表示仍坚持岷州会议原案，要张国焘对这个改变负责，并向陕北报告。张国焘这就违背了党中央的战略方针，推翻了岷州会议决议，延误了在静宁、会宁地区消灭敌人的有利时机。

    ——盐井会议后，朱德总司令对改变北上为西进的后果心急如焚，1936年9月26日20时，朱德与徐向前、张国焘、陈昌浩致电贺龙、任弼时、关向应、萧克、刘伯承及中共中央：“现我们仍照西渡计划行进”，“如兄等仍以北进为万分必要，请求中央以明令停止，并告今后行动方针，弟等当即服从。时机急迫，万祈留意”。未等中央回电，22时，朱德与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急电林育英、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博古、王稼祥并告贺龙、任弼时、关向应、刘伯承：“现四方面军已照西渡计划行动，请注意敌有可能从固原、中宁间将一方面军截为两段，希妥为布置。”“请参看20时电，如兄等认为西渡计划万分不妥时，希即明令停止西渡并告今后方针。时机急迫，万祈鉴察（如西渡计划仍应执行，则育英同志望于一月内在靖远附近与我们会合）。”紧接着，朱德与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急电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四方面军已照西渡计划行动，通渭已无我军。如无党中央明令停止，决照此计划实施，免西渡、北进两失时机。”“提议一方面军主力不必延伸到西兰公路，防敌从黑城镇、同心城截断我一方面军。”“我们在一月内能到靖远附近会合，请善解释，决不可使全党全军对会合失望。”好在老天有眼，26日当晚，徐向前从临洮返回洮州，向总部汇报：西进先头部队从老乡处了解到，现在黄河对岸已进入大雪封山季节，气候寒冷，道路难行，渡河计划难以实现。张国焘说：前面不通，可以绕道西行。朱德劝他说：是回头的时候了，不能一错再错。张国焘在进退两难的情况下，才表示尊重党中央的意见。9月27日领导人们在洮州（今临潭）再次开会（洮州会议）研究行动计划。会上，朱德再次阐述了四方面军不应西进，而应北上的理由。不仅朱德、陈昌浩、傅钟反对西进，萧克、李卓然、余洪远、王维舟等也在会上以各自方式表示了北进的意愿。徐向前在会上说：“鄂豫皖来的老同志也不愿向西走了……”。此时的张国焘变成了孤家寡人，虽然仍力图绕道西进，但最终因“空前孤立”，不得不放弃西进主张，同意北上。

    岷州会议否定了张国焘错误的“西进路线”，坚持北上，“盐井会议”（“漳州会议”）张国焘又改北上为西进，洮州会议再定北上。朱德在这场风波中的作用如同泰山一般！洮州会议结束后，张国焘很生气地从红军总司令部搬出来，住到供给部去了。他派人去向朱总司令要地图。朱德总司令很幽默地说，地图不能给，你（指张）不要部队了，我还要指挥部队打仗呢！地图不能拿！

    ——1936年9月28日，朱德与张国焘以中革军委主席、副主席名义发布“通（渭）庄（浪）静（宁）会（宁）战役计划”。29日，四方面军总部下达北进静宁、会宁地区命令。10月9日，朱德、张国焘率红军总部，徐向前、陈昌浩率四方面军总指挥部以及四军、三十一军各一部、红军大学和步校学员们，由南关沿南川大道进入会宁南城门，和迎候的一方面军部队胜利会师！

    由此，朱德总司令走过了他的“多走了一万里”。

    1936年11月30日，朱德总司令、张国焘总政委率红军总部抵达中共中央驻地陕北保安县城（今志丹县城），同中共中央会合。12月6日，在保安县城召开联欢大会，毛泽东、朱德、博古、张国焘等出席并讲话。

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博古（秦邦宪）长征到达陕北后的合影，朱德笑的十分开心

    结束长征后，朱德见到阔别一年的毛泽东，毛泽东夸赞朱德：“度量大如海，意志坚如钢”。历史再一次证实“朱毛红军”不分家！

    埃德加·斯诺在大量采访和查阅后，他对朱德在长征中的作用评价道：“从纯粹和战术上处理一支大军撤退，中国没有见到过任何可以与朱德统率长征的杰出领导相比。”

    如果没有朱德总司令“多走了一万里”，难以想象二、四方面军共同北上，也就不会有一、二、四方面军大会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