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这个题目的答案是肯定的，我用这么一个题目，只是为了吸引读者注意力。

    不过，这个题目还有更深层的答案——新四军不仅仅是游击队组建的！

    在笔者看到的一些权威性史著里，对新四军组建是这样论及的：
    ——在《新四军　综述·大事记·表册》里，新四军是“由南方八省14个地区红军游击队改编组成的一支人民军队”。
    ——在《新四军战史》里，新四军是“由南方红军游击队改编组成的一支抗日武装”。

    人们习惯去查询的百度，在其词条里，新四军是“留在南方八省进行游击战争的中国工农红军和游击队改编的队伍”。

    读者应该感觉到，措辞“红军游击队”与“红军和游击队”是有所差异的。

    先简要回溯历史。在历史文献中泛指的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活跃在南方八省（江西／赣、湖南／湘、湖北／鄂、福建／闽、浙江／浙、广东／粤、安徽／皖、河南／豫）的15个地区。在《毛泽东选集》第1卷注释中，这15个游击区是：赣粤边、闽赣边、皖浙赣边、浙南、闽北、闽东、闽中、湘鄂赣边、湘赣边、湘南、鄂豫皖边、鄂豫边、琼崖，而在《新四军战史》中列出的这15个游击区里，有“闽西”而不是“闽中”。（由于福建是中央苏区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年毛泽东、朱德亲率红四军入闽，闽西、闽南、闽北、闽东和闽中及闽赣、闽粤等边区都开辟了根据地、游击区，在中央红军长征后，留下开展游击战争的甚为普遍，本文对此不加甄别。）这15个游击区中的琼崖游击区在海南岛，当时属于广东（粤），琼崖游击队没有被整编为新四军，这就剩下了《新四军　综述·大事记·表册》里所指的“南方八省14个地区”。实际上，红军游击战争活动范围不止于南方八省（还有四川、广西、陕西、贵州、云南等省），也不止于15个游击地区（还有川陕边、鄂豫陕边、川滇黔边、黔东、滇桂边等游击区），其中的红军游击队有的没有坚持到1938年新四军组建时，有的没有被整编为新四军，本文不涉及。

    论及新四军组建，需要指出其时背景——一是新四军组建前的1937年春夏（即“七七事变”前），国民党军对多个红军游击区发动疯狂进攻和“清剿”，造成红军和游击队巨大损失，不仅人数锐减，而且不少红军部队被打散、失去完整编制；二是新四军组建持续于1937年下半年至1938年上半年期间，党中央指示南方“要保持战略支点”，组建新四军时各地应保留一定的力量，因此，南方红军和游击队并没有全数整编为新四军，这是我们论及新四军组建人数时需要注意的；三是朱德等领导人的指示精神是“猛烈地扩大”，多地的红军和游击队都经扩编或扩军后再整编为新四军。

    新四军组建时的主要成分有以下四个部分。

    成分1：在南方坚持三年游击战争的红军游击队。

    笔者整理的整编为新四军的红军游击队包括：
    ——赣粤边游击区（亦称赣南游击区，含湘粤赣边区），主要有4支红军游击队（即油山游击大队、北山游击大队、三南游击支队、信康赣游击支队），以此为基础，游击队一部扩编后编为新四军第一支队第二团第二营，另一部扩编后编为新四军第一支队第二团第三营，约400余人。
    ——湘鄂赣边游击区，主要有红十六师余部约400人，另有平修铜游击队、修武崇通游击队等数百人，后整编为新四军第一支队第一团，经扩编后1100余人。
    ——湘赣边游击区，湘赣红色独立团及红军游击队经扩编后编为新四军第一支队第二团第一营，约400余人。
    ——湘南游击区，红军游击队改称湘粤赣边区抗日义勇军后编入新四军第一支队第二团，约200余人；而湘南红军游击队第一大队（湘粤边游击大队）、湘南游击队抗日锄奸队编入新四军军部特务营，约300余人。
    ——闽赣边游击区（亦称中央苏区游击区、汀瑞游击区），由游击队改编的汀瑞边抗日游击支队编为新四军第二支队第三团第二营，约300余人。
    ——闽西游击区，由多支游击队改称的闽西南人民抗日红军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五、第七支队和龙岩、上杭、岩连宁、岩南漳、永定、永东、永浦各县的人民抗日义勇军游击队，共约千余人合编为闽西人民抗日义勇军，其中大部份整编为新四军第二支队第三团第一、第三营及第四团第二营，共1200余人。
    ——闽东游击区，闽东红军独立师余部等改称红军闽东抗日纵队，又改称福建抗日游击第二支队，后整编为新四军第三支队第六团，共1300余人。
    ——闽中游击区，闽中红军游击队被收编为国民党第八十师特务大队，随后被缴械遣散、领导人被杀（即“泉州事件”）。经中共中央东南分局、新四军福州办事处等多方向国民党福建当局抗议和交涉，国民党当局最终被迫放回全部人员、发还了枪支。该大队160余人编入新四军军部特务营第二连。
    ——闽粤边游击区（亦称闽南游击区），独立红三团被收编为国民党福建省保安独立大队，共800余人，随后人被扣、枪被缴（即“漳浦事件”），部分人逃脱后，闽粤边党组织当即重新恢复红三团。张云逸等领导人多次与国民党当局交涉，被扣人、枪才得以部分放还，重建的红三团和闽西的游击队编入闽南人民抗日义勇军第三支队，后整编为新四军第二支队第四团第一营，共400余人。
    ——闽浙赣游击区（亦称闽北游击区），闽北红军独立师余部改称闽赣边抗日义勇军第三支队，尚有约千人，后整编为新四军第三支队第五团，经扩编后1500余人。
    ——浙南游击区（亦称闽浙边游击区），红军挺进师余部600余人先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闽浙边抗日游击总队，再整编为新四军第二支队第四团第三营，经扩编后500余人。
    ——皖浙赣边游击区，红军游击队主要为皖赣独立营余部、皖浙赣独立团余部、上浙皖独立营余部、红十军团第十九师余部，以及活动在祁门、浮梁、婺源一带的红军游击队、都湖鄱彭游击队等，改编为江西抗日救国军第一支队后，再整编为新四军第一支队第二团第三营，经扩编后400余人。
    ——鄂豫皖边游击区，其中的红二十八军是此时南方最大的一支红军部队（放在成分2中），另外还有皖南红军游击队等百余人，随红二十八军编入新四军第四支队。
    ——鄂豫边游击区（含桐柏山游击区），鄂豫边红军游击队在红二十八军支援下，扩编为豫南人民抗日军独立团，后整编为新四军第四支队第八团队（改称第八团），经扩编后1300余人。

    成分2：在南方坚持三年游击战争的红军部队。

    在南方坚持游击战争的、有番号的红军部队有多支，如：

    ——坚持在湘鄂赣边游击区的红十六师余部，后编入新四军第一支队第一团。
    ——坚持在闽粤边游击区（亦称闽南游击区）的红军独立第三团，重建后编入新四军第二支队第四团第一营。
    ——坚持在闽浙赣游击区（亦称闽北游击区）的红军闽北独立师余部，后编入新四军第三支队第五团。
    ——坚持在浙南游击区（亦称闽浙边游击区）的红军挺进师余部，后编入新四军第二支队第四团第三营。
    ——坚持在鄂豫皖游击区的，有红二十八军，后编入新四军第四支队，还有鄂东北独立团余部，也编入新四军第四支队。

    能够作为“红军部队”，严格地讲，一是要有正式番号，二是建制要得以保持。这样，红二十八军作为“红军部队”名至实归！笔者所以将红二十八军以外的、有番号的红军部队都放在“成分1”里，原因在此。

    在整编为新四军时，红二十八军不仅是南方最大的一支红军部队（达2000余人），而且保持着第八十二师、第二四四团、手枪团、特务营等多级编制，编成了新四军第四支队第七、第九团和手枪团。正因为红二十八军保持了部队的规模和建制，在新四军组建后，人数占全军约五分之一，而且成为打响新四军对日军第一枪（蒋家河口伏击战）的部队，显示了成建制的部队保持着很高的战斗力。

    成分3：组建新四军时扩军或扩编而来的各种力量。

    由于朱德明确指示南方红军和游击队在整编时“猛烈地扩大力量”，各地南方红军和游击队大多得以扩军或扩编。南方红军和游击队扩军或扩编时，还未进入新四军编制，因此这部分人仍然属于“红军”（如同扩红）。我母亲郑铁鹰即是这时由漳州地下党派出，参加了闽南的独立红三团，她的履历也被组织记载为“红军”。扩军或扩编而来的各种力量包括各地追随红军的，地下党输送来的，在白区暴露了身份的地下工作者，爱国人士（包括归国华侨）、热血青年积极投身抗战的，红军收编的地方武装、“山大王”，还有叶挺军长召唤来的旧部与亲属，等等。在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和影响下，扩军或扩编的成果是显著的，如赣粤边的红军游击队经扩编后，由不足500人达到上千人；如鄂豫边的红军游击队经扩军后，由400余人达到1300余人。

    成分4：从延安派出的红军干部（含技术人员）。

    新四军组建初始，叶挺军长和项英副军长对党中央共同的要求就是要人，尽快为新四军配备得力干部！党中央对此的回应是积极的、迅速的，这个可以看一份档案——《调四军军事政治工作人员花名册》（下图，档案卷宗号“抗106卷6号”，“四军”即新四军番号“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的简称）。在这份档案的封面上，落款时间是1937年12月21日，周子昆于第2天批注：“早已送呈毛主席处”（“早”，即早晨，表明这份花名册拟定后不到24小时即已呈报毛主席）。在此花名册里一共列出90人，分别是拟任职师、旅、团、营的部分干部和通讯、工兵干部以及特务员（并非间谍、特工人员，而是担负“特别任务”的人员，主要是担负警卫、侦察等任务）。我父亲田长华就在这个花名册的“特务员”栏中，他长征后进入延安中央警卫营，在1937年七八月间即前往南方担任陈毅的特务员（陈毅当时奔波于南方各游击区“招旧部”），新四军组建后他又担任了叶挺军长的特务员。

    历史记载表明，在此花名册上的人员先后分批抵达汉口、南昌，参加了新四军最初的组建。后续延安还在不断地往新四军派出人员。
在这份花名册里显然并没有包括调去组建新四军的来自延安的全部干部，比如后来任新四军参谋长的张云逸，又比如，先期派到湘赣边游击区指导湘赣边游击队整训改编的李忠民、张铚秀、彭汉元等干部。因此，从延安派出组建新四军的红军干部至少上百人。这部分干部虽然人数不多，但都是担任高职、要职的（尤其是新四军军部的各级干部）——张云逸任新四军参谋长，周子昆任新四军副参谋长，袁国平任军政治部主任，赖传珠任军司令部参谋处处长，李子芳任军政治部组织部部长，宋裕和任军司令部军需处副处长，李一氓任军部秘书长，胡立教任军司令部参谋处通信科科长，等等。

〔照片中，是组建后的新四军司令部参谋处人员（包括参谋长张云逸）合影，其中半数是由延安派出的干部〕

    通过以上追溯可得知，组建新四军的成分不仅仅是坚持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红军游击队，还有坚持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红军部队，还有扩编／扩军的新生力量，还有从延安调入的红军军事政治干部（含技术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