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5日，我在《新四军战斗在江淮河汉之十一·洪学智率华中干部大队南下新四军》一文中配发了洪学智参加“红四方面军战史修攺领导小组审稿会议”的照片。作为这次会议的参加者，后来我从不同的角度写作了一些介绍这次会议的文章，最近的一篇是去年6月8日有关李先念主席参加会议有关情况的回顾。

    参加这次审稿会的原红四方面军老革命家是最多的一次，我的文章说，1986年6月2日上午9时许，在徐帅驻地召开“红四方面军战史修改领导小组审稿会议”，原红四方面军的著名将帅徐向前、李先念、洪学智、陈锡联、陈再道、刘华清、秦基伟、李德生、尤太忠、程世才、周世忠、杜义德、傅崇碧、郑维山、何正文、张才千、高厚良、肖全夫、徐深吉、赵俊、王政柱、曹广化、王诚汉、陈明义、罗应怀、魏传统、漆远渥等二十多位老革命家参加了这次会议。李先念主席、徐帅和中央军委副秘书长洪学智、刘华清及其他几十位与会的将帅们，在徐帅驻地的会客大厅里齐聚一堂。这些昔日驰骋沙场的将帅们，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都曾在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的领导下，激战鄂、豫、皖，转战川、陕、宁、青、甘，出生入死于中原、西南、西北战场，几何时曾威震半个华夏。

    我在文章中还谈到了我和徐帅的郭春福、李而炳秘书、李先念主席的程振声秘书、红四方面军史和中国西路军史专家徐帅回忆录和后来《李先念传》主笔朱玉教授、红四方面军战史办公室张光本、谢庆山诸同志为这次会议所做的工作。

    碰巧最近在我的“新四军战斗在江淮河汉之十一”的美篇发表的前两天，也就是不久前的11月23日，看到一位军史研究人员在纪录这次会议的文章和照片中有两个技术性差错：一是，这次会议时间为1986年6月2日，而不是1988年6月2日；二是，这次会议地点是在徐帅家中，而不是北京军区。

    他在文章中发表的这次会议的照片与我照的这次会议的照片应该是同时。这次会议还有一张重要的照片，就是有各位首长的秘书、警卫参谋和记者们参加的照片，是我请徐帅的管理员徐朝明用我的相机照的。当然参加会议的还有新华社、解放军报社、解放军画报社的摄影记者，他们也照过与这两张照片相同的照片，那个时候的照片都是用胶卷照出来的，这些照片的底片我一直保存着。

    在这次会议上我还照了一张有徐帅、李先念、陈锡联、秦基伟、刘华清迈出徐帅驻地门厅的照片。这个门厅比较大，是专为轿车临时停放用的，进退之处是个缓坡，照片左侧的李先念主席眼睛微微下虚，下坡时不经意的注视着自己的脚下；右侧的徐帅因为对家中的地形比较熟悉，虽然拄着拐杖，但脚步轻松，面带微笑，缓慢前行。李主席和徐帅中间稍后的是秦基伟、刘华清、陈锡联，照片上的秦基伟紧挨着中间的陈锡联，刘华清右手搭在陈锡联的左肩上。这张照片因画面生动，多被照片人物中的后人索要，因而这张照片在许多书籍媒体上发表过，至于拍影者的我，从未被提及。

    关于这次会议的地点，是在徐帅的家中，而不是北京军区。徐帅一生百战缠身，胜利与失败常伴，置个人生死于度外已成他的千秋定律；徐帅历经政治风云，常与急流漩涡为伍，早已形成他泰山崩于前而面不改色心不跳的人生定力。新中国成立之初，徐帅被中央任命为总参谋长，未赴一天任，也不参加签发总长令，只在青岛养病，北京与青岛近在咫尺之间，徐帅没有参加开国大典。徐帅除参加党和国家及中央军委的会议或主要的公务活动，他一生既不接受私人邀请，也从不拜访他人，除在“文化大革命”中为规范军队行动签署“军委八条命令”硬闯林彪驻地外，没拜访过毛主席和毛主席以下的任何人。徐帅为红四方面军战史召开审稿会，不在家中驻地、京西宾馆或人民大会堂，而率一众将领跑到北京军区开会，那就不是徐帅了。

    我是党和人民军队许多重要历史事件、重要历史人物研究的参与者和见证者。我在写作大量开国将帅文章的同时，还专门收集资料档案，专注于红色娘子军、永不消逝的电波、八月桂花遍地开、狼牙山五壮士、刘胡兰、董存瑞、黄继光等英雄集体和革命先烈的研究。一些党史军史研究者引用我的研究成果我是比较欢迎的。但我不认可有些人在使用我的成果的同时，还任意修改我作品的内容。经他人的修改，就可能走向史实不准确、结论不科学。我对党史军史的学习研究是走过了一条漫漫长路的，40多年来，我学习研究过党和人民军队老革命家们写作的数万篇回忆录，编辑过《星火燎原》丛书和《星火燎原》杂志，编辑过全部元帅将军们的回忆录、传记和文集，编著过全部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我写作编著过数千万字的党和人民军队的辉煌历史，这些经历当今中国再无第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