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田长华（入伍时姓名田丰良），我的母亲郑铁鹰（入伍时姓名郑丽英），他们都是从红军转入新四军的，而且他们在新四军中的十年，是和新四军军部的历程紧密相关的，他们在新四军军部相遇并走到了一起，在新四军军部结为伉俪，又从新四军军部走进了人民解放军。

    我和姐姐哥哥一起，从汉口第一处新四军军部驻地开始，沿新四军军部的历程，走过江西、安徽、江苏、山东，回溯了父母随新四军军部走过的十年历程。

    父亲田长华，四川安岳人，于1935年3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先后在四方面军总部和第四军的特务队中当战士，经过长征后到达延安，又在延安中央保卫营任特务员（即警卫员），先是张国焘警卫排的战士，后到陕北公学任通讯班长，也是教务处长肖劲光的特务员。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全国人民强烈要求团结抗日，中国共产党呼吁建立全国抗日统一战线，经过与国民党当局艰难的谈判，国民党当局终于同意将南方8省（江西、福建、广东、湖南、湖北、河南、浙江、安徽）14个地区坚持游击战争的红军和游击队改编成一个军开赴抗日前线，共产党提议由已经不是共产党员的北伐名将叶挺出来担任军长。此时，在南方坚持了三年游击战争的陈毅正在奔波，忙于召集那些坚持游击战争的红军和游击队。我父亲被派去任陈毅的特务员（警卫员）。经过几个月的奔波、召集，同时，叶挺到达湖北汉口，他希望这支新编的部队能够继承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的优良传统，遂提议命名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1937年9月28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任命叶挺为新四军军长、项英任副军长。我父亲又被派去任叶挺的特务员。先后任陈毅、叶挺的特务员，唯我父亲一人。

    《调四军军事政治工作人员花名册》（“抗106卷6号”档案）是由周子昆（随后任新四军副参谋长）经办的，并于1937年12月21日呈送至毛主席处。这份文件也是从延安调派到汉口去参与新四军军部创建的第一批三十多人的名册。

    在档案中，我父亲“田长華”名列其中，他是参与新四军军部创建的第一批人，列入“特务员”。

    在汉口新四军军部的全体人员第一批穿上了深灰色的新四军制式服装。我父亲由创建军部开始了他在新四军中的征程。

    汉口新四军军部旧址位于湖北省武汉市汉口胜利街332-352号（原汉口大和街26号，是日本侨民的房子，属于日租界），这是一栋临街的二层楼，日本侨民回国后被封存。当年由叶挺军长亲自启封，军部入驻。

    我父亲生前曾经提到，他到了汉口被调去做叶挺军长的特务员，还闹过情绪！他觉得自己被老领导、老战友们像扔东西一样“扔”到一边去了。这不是他不知天高地厚，而是他当时还年轻，阅历有限，他做为红军一员，长征胜利后还入了党，自然把生死之交的战友们看得很重！而那时叶挺脱离革命队伍多年刚刚回归，又是“党外人士”，可能会让我父亲多少觉得有些生分。

    不过，这种情绪很快就烟消云散了——多年后，我父亲在笔记里的回忆，深深地印下了他在新四军首长身边担任特务员的自豪记忆：“在首长处担任特务员工作的时间将（近）一年时间左右，在这个期间各位首长对我教育和影响是很大的。当时的革命形势对我党我军是很有利的，西安事变迫使蒋介石停止内战，进行抗日战争。我们红军部队的主力刚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还有一部分红军留在革命老根据地坚持了三年游击战争，刚下山来。我跟随的叶挺、陈毅军长是正确的（地）执行毛主席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当时我跟随首长经常到国民党军队里，到社会上各种阶层和民主人士（中）宣传执行统一战线的工作。同时跟随首长到我新四军各部队去做政治形势和任务的动员教育工作，做部队的训练和发展的工作。叶挺、陈毅军长的到处报告、演讲是很有名气、很有力量的，非常有气势的，特别是坚决对敌斗争、我军必胜的勇气和信念，抓紧时间扩大我军的武装力量。这些对于我这个在旧社会受尽地主、资本家剥削、压迫的贫苦农民，刚一参加红军就进行长征过雪山草地的战士，是起了多么大的教育和鼓舞作用呀，是我确立革命人生观的基础，（有了）能担任一点进行革命工作才能的源泉。从此以后，在我的学习与工作上就相当的有胆量了。当然也有不足之处，我们那时跟随军长活动，到处受欢迎，是相当威风的，组织纪律性尚差，有点天不怕、地不怕的思想。受集体的组织纪律生活少。首长经常教育我们，比如为什么要革命？保卫工作的任务，遇到各种情况怎么才能完成？怎样学习？对我的帮助提高大。”

    这是军部旧址里通往叶挺军长住室、项英副军长住室的一处楼梯，是我父亲当年上上下下的楼梯。

    这是叶挺军长住的套间（办公室和卧室）。这也一定是我父亲经常出入的地方。

    当我父亲在汉口新四军军部里忙碌的时候，我母亲郑丽英（参加红军时的姓名）是福建漳州人，此时还在福建的苏区。她那时只有15岁，随彭冲等二十多人从漳州秘密出发，经过平和县小溪镇，再随红三团到达龙岩的白土，闽粤边、闽西苏区的红军在这里会师。

    1938年1月28日，谭震林从南昌新四军军部接受命令返回闽粤赣边省委驻地福建龙岩白土，正式宣布将闽西、闽赣边、闽粤边和闽中地区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第二支队，张鼎丞任支队司令员，谭震林（后改为粟裕）任副司令员，邓子恢调任新四军军部政治部副主任。我母亲任第二支队第三团宣传队宣传员。改编后的部队准备往安徽岩寺集中。

    （一群参加革命的热血女青年，我母亲在后排左二）

    新四军军部自建立后，就开始了不断地迁移，驻地逐渐向东、向北，越来越挺进抗日最前线。

    新四军军部在汉口成立后，于1938年1月移师南昌新四军军部旧址。

    南昌新四军军部旧址位于江西省南昌市西湖区友竹路7-8号（原三眼井高升巷），建于1915年，原为北洋军阀张勋的公馆。

    军部旧址楼内一层的食堂，这是父亲他们就餐的地方。窗明几净，餐具齐备，与红军时期的环境真是天壤之别！

    军部旧址楼内二层的叶挺军长住的套间（会客室和卧室）。当然也是我父亲经常出入的地方。

    此时，随着新四军军部各处、科陆续建立起来，急需干部。为了培养干部，军部成立了教导队，按照抗大的办学模式，结合新四军的实际情况进行教学和管理。军部教导队一成立，叶挺军长即派我父亲到教导队学习，为勉励他努力学军事、学文化，临行前特意送他一个签名的硬皮笔记本。教导队分为军事队和政治队。我父亲任教导队三队（属于政治队）班长。

    新四军在南昌还成立了军部战地服务团，当时这是军部属下人数最多的一个单位，而且文化人多、海外华侨多，宣传、唱歌跳舞、演戏，人才济济，政治影响比较大。

    此间，新四军第二支队于1938年2月27日在龙岩白土召开了抗日誓师大会后，出发往安徽岩寺，在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率领下长途跋涉。我母亲即在队伍中。

    我母亲在后来回忆从福建龙岩往安徽岩寺的长途行军时写到：穿着军装，背上一支没有盒子的驳壳枪、一个背包、一条米袋，觉得这种生活真是新奇极了……

    1938年4月10日，新四军军部到达安徽岩寺。岩寺新四军军部旧址位于安徽省黄山市徽州区岩寺镇（原安徽歙县岩寺）后街金家大院。

    在岩寺时，军部教导队扩建为教导营，我父亲还是在三队（政治队）任三班班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