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母亲随第二支队到达岩寺后，即调入军部战地服务团民运工作组（队）。在岩寺有战地服务团旧址。

    因新四军编制序列隶属国民政府第三战区，蒋介石坚持必须对新四军进行“点验”，以决定新四军的编制与供给。在岩寺，新四军接受了第三战区派员来“点验”，我父母同在“点验”行列中。

    军队的点验本来是一项正常性工作，点验的目的是清点、查验武器装备数量与状况，核定编制员额，即检查部队的实力。但是，蒋介石对新四军的“点验”另有所图，就是要打压新四军，尽可能缩小新四军的编制规模。蒋介石记恨八路军在改编中不同意国民党方面派人进行“点验”，所以坚持中共南方游击队必须派人点验，按枪的多少决定编制。

    新四军方面考虑到为了改善部队的装备，增加军饷，接受了蒋介石提出的“派人点验”的要求。

    新四军参谋长张云逸在岩寺点验前作动员：“国民党的点验其实是卡我们的脖子。我们要针锋相对，国民党军队虚报冒领、给军官们中饱私囊，发国难财；我们多报虚额，是为了队伍的发展壮大，是为了更好地抗战。”叶挺军长采取的办法是，先把机关部分干部战士送教导队培训，把另一部分机关干部战士放到下面去充实部队基层，再把军部战地服务团的人员放到军部机关来。

    1938年4月初，新四军除了在皖西霍山县的第四支队外，军部及第一、第二、第三支队共7000余人全部集中到岩寺，“点验”地点离岩寺军部不远，在今黄山市徽州区文峰公园、文峰塔下。因此，岩寺是新四军的“成军地”，也是我父母站在同一地点之地。

    在文峰塔下，是公园的绿地，绿地旁边有一座高台，叫做凤山台。因为叶挺军长等曾登台阅兵，因此又称为“点将台”，这极可能是我父母首次聚集在一起的地点，尽管那时他（她）们互相不会认识。

    我母亲后来在回忆文章中对“点验”有生动的描述：“当新四军的三个支队在安徽歙县岩寺会合后，终于，八省健儿会成一条抗日的铁流。然而，国民政府却认定红军队伍不够一个军的人数，只能整编成一个师，藉以限制、削弱我军的力量。经过上面反复谈判、协商，最后决定：红军部队在各自驻地，由国民政府派高参来点名验收，够一个军的人数才准编成一个军。当时的红军是从游击队发展起来的，人数确实很少，一个支队只有两个团，而我们的红三团，也只有两个营。怎么办？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我们自有办法对付趾高气昂、官气十足的国民党高参。

    我们在点名验收的前两天，采取了一系列的紧急措施：菲律宾归国华侨服务团和我们的宣传队，以及卫生队，所有的男同志都下连队充当战士，而且一个人得顶两个名字，不得答错。女同志们则去卫生队充当护士、司药和卫生员。罗队长教我们怎样打针换药，告诉我们高参来点名时千万别慌张，应答要得体、别露出马脚来。点名验收的结果，我们部队人数满员满额，国民党高参灰溜溜地走了。我们大家哈哈大笑，笑这些官僚大员的愚蠢和昏庸。”

    新四军在安徽歙县岩寺成军后，1938年5月5日，叶挺军长、项英副军长率领新四军军部千余人自岩寺移驻太平县仙源麻村、五马坊，同月26日离开。昔日太平县仙源麻村，今为安徽黄山市黄山区仙源镇麻村，已成为今黄山市的一部分。当年新四军军部在此驻留二十多天，当年驻地的旧址未留存，但新四军在此设立兵站两年多，直至“皖南事变”前撤离。我们父母分别随军部教导营和战地服务团前行。

    新四军军部驻麻村期间的大事是新四军成军后对日军进行了首次战斗——蒋家河口战斗。新四军第四支队（长江以北的部队）在巢县（今巢湖市）蒋家河口伏击日军两艘汽艇，初战告捷。

    1938年5月26日军部移驻芜湖南陵县土塘（今安徽省芜湖市南陵县三里镇土塘村）。土塘的昔日军部尚有遗址，没有专门进行保护，见下图。

    我父亲在土塘期间，仍然在教导营工作。而我母亲在战地服务团民运工作队，活跃在土塘至泾县一带。当时，民运工作是由时任新四军政治部副主任兼民运部长的邓子恢主抓的，他从事农民运动有着丰富的经验，被誉为“农民运动专家”，而且邓子恢也正是把我母亲从福建红军中带出来的领导人。派到土塘开展群众工作的负责人是民运部陈洪同志。通过开展各种各样的宣传和组织工作，当地群众纷纷报名参加农抗会、青抗会、妇抗会、儿童团等群众性抗敌组织，18岁至45岁的中青年，参加地方民兵组织自卫队，配合部队侦察、组织担架队、运输队，接受军训，协同作战；18岁以下的少年儿童参加儿童团，担任放哨、盘查过往陌生行人和配合部队开展文艺宣传鼓动等工作；妇女参加妇抗会等，担负做军鞋、补军衣，护理伤病员等工作。除极个别大富户未获准参加外，土塘一带参加抗日群众组织的有上千人，三里（镇）等地参加的人更多。

    解放后，我母亲在自传中写到：“到皖南军部以后，二支队开赴敌后，宣传队有一部分同志被留在军部服务团，我也被留下了。不久分配我在民运工作队，经常在茂林、泾县城里、三里店一带组织群众抗日团体。我经常背着背包、穿着草鞋，一个人吃过晚饭还走廿几里路去开会，有时一个人住在庙里、空学校里。由于有着革命热情的支撑，没有经验也不知道害怕，觉得这种生活很好很有趣。皖南的人民对抗日很热心，群众工作比较好开展，因此也没有因为困难发愁过。”我母亲那时只有16岁。

    新四军军部驻土塘期间的大事是新四军成军后江南部队对日军进行了首次战斗——韦岗战斗。新四军第一支队先遣支队（长江以南的部队）在镇江东南15公里的韦岗伏击日军车队，再次告捷。韦岗伏击战10天之后，新四军又一次伏击日军告捷，并第一次俘虏了日本军人。

    对于我母亲这些开展民运工作的队员们，新四军的战斗胜利使她们在宣传中发出更大的声音；对于我父亲这样在教导营（队）里学习的年轻干部而言，新四军的战斗胜利激起了他们早上战场的决心！

    我母亲后来在自传中写到：“自1938年1月新四军在南昌正式成立后，在半年多时间里，我军与日寇激战200余次，杀伤敌伪3000余人，新四军取得的伟大胜利，给江南人民清楚地展示了中国抗战前途。皖南广大人民都把新四军称为‘菩萨兵’。”

    军部驻扎土塘后不久，即发现当地缺水，老乡们要到2里外的一个小水塘里挑水喝，军部近千人供水更加困难。于是，军部于1938年8月2日又移驻离此不远的泾县云岭（今安徽省宣城市泾县云岭镇及周边）。

    新四军到达云岭时，我父亲是新四军教导营第一期学员三队（政治队）班长，于8月16日毕业，因成绩优秀，留任第二期四队（政治队）排长。到达云岭不久，经中央军委批准，教导营于8月22日扩编为教导总队，我父亲续任新四军教导总队四队（政治队）排长，几个月后，他任教导总队二大队六队队长。

    而新四军到达云岭时，我母亲是新四军军部战地服务团民运工作队的队员。当教导营扩编为教导总队时，我母亲也从新四军军部战地服务团民运工作队选调到教导总队学习，任班长（应该是女生队的，有回忆录指出是八队）。

    这样，我的父母亲在云岭成为了教导总队“队友”或是“学友”！

    昔日的军部战地服务团旧址（俱乐部）保存很好，是云岭镇附近新村里的原陈氏家族公房。

    昔日的军部教导总队部旧址保存也很好，是云岭镇附近中村里的董氏陈七斤住宅。

    当时教导总队学员的个人装具为：配步枪一支，子弹50发，手榴弹一枚，米袋一只，雨伞一具，搪瓷水杯一个，棉被和军装（打成背包），帆布袋一个（内放置课本、笔记）。所有这些装具重约二十多斤，无论出操、上课、放哨、行军都要随身携带

    我母亲在教导总队学习临近“毕业”时，被调入新成立的新四军政治部农村经济调查委员会，作了一名调查员。这个农村经济调查委员会的主任就是教导总队训练处副处长薛慕桥（非常可能，是薛主任点名调我母亲到该委员会工作去的）。

    我母亲后来在自传中写到：“（到农村经济调查委员会）此后就经常在泾县城里、茂林、三里店（注：今三里镇）一带工作，背背包、穿稻草鞋，一夜要走下二十几里路，有时住庙里、空学校，也不知道怕，觉得这种生活很有趣，热情很高，对工作却没有经验。

    薛暮桥主任经常来听取汇报、指导工作。他说：军部组成这个委员会很重要，一是调查农民各阶层的经济地位和政治倾向，以便于更好地搞好团结抗日的统一战线；二是调查皖南地区封建迷信和反动道会门的活动，有利于我们准确掌握打击的对象；三是调查皖南地区地主、富农的残酷剥削和敲诈勒索，以便依靠和发动劳苦大众。他还说：在皖南地区，泾县、繁昌、铜陵、南陵这四个县是比较有代表性的，经过同志们的努力，调查整理出来的资料是有价值的。就当前来说，可以对学员进行阶级教育，在减租减息运动中，可做为教育农民，认识穷根富源，提高阶级觉悟的生动教材；就将来来说，到建设新中国的时候，是进行土地改革的重要参考。

    我们到皖南山区进行调查是很艰苦的，带着问题深入下去，进行典型调查，告一段落时，回来整理材料，集体讨论成文后，再请首长来听汇报、做指示。我和许坦克、孙晓梅三人在一个小组，首先调查的地方是泾县。我们住在一位有爱国热情的中学教师家里，通过他的介绍，我们熟悉了不少劳动人民，还接近了一些开明人士。每次下乡一个月，返回后汇报材料。

    我们还曾到三里店住过一段较长的时间。这个地区是军部通往江北无为游击纵队和江北指挥部的要道，更需要掌握政治动态和阶级关系。

    ……我们深入农村调查时，与群众同劳动，帮他们一起干活，从中获得材料。如要收集专题材料，那可不像竹筒倒豆子那样便当了。只有什么活儿都干，什么苦都吃得下，才能获得群众的信任，听到群众的心里话。比如，皖南许多群众是烧牛粪饼的，我们就和群众一起做牛粪饼。一堆牛粪倒上水，大家争着脱掉鞋袜，用双脚踩糊，再用手做成圆团，压扁贴在墙上，晒干就成了牛粪饼。用它烧水、做饭，既省柴草，火力又旺盛。

    在和群众一起的共同劳动中，我们能听到他们诉说着一页一页的血泪史。群众认为，新四军里能人多，做工、种田、打仗样样会，能写、会算、教书行行精。比如，村里哪家农民要分家，就把我们请去，替他立据，还要像‘娘舅’那样，让坐上席，作‘裁判’。
……

    通过对泾县、铜陵、繁昌、南陵四县的农村调查，使我们清楚地看到：皖南山区的地主、高利贷者的剥削之多，敲诈农民之残酷，真是触目惊心！”

    农村经济调查委员会工作了半年，我母亲调到江北工作，任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文化教员，不久又任江北指挥部司令部代理政治指导员。接着，我父亲也调出教导总队，到江北工作，分配至江北游击纵队任三大队副大队长。这是父母亲第一次离开军部。

    我母亲担任江北指挥部代理政治指导员这一段时间，她自己在自传里有描述：“1939年5月，开辟了江北根据地，成立江北指挥部。这时农村经济调查委员会结束，我被分配到江北指挥部任文教（注：文化教员），后代理指导员。我心里很害怕的，不知道指导员该怎么当，又不敢说不干，机关这样大，上有张云逸指挥、刘少奇同志、科长、参谋等，下有各种战杂人员，别的单位有政指、文教、青年干事，我只有一个人，也不敢说，想着谁都比我强，有长征的、有三年游击战的老同志，谁都比我大，我这时才18足岁（注：那时还不到18岁），所以我的工作只在战杂人员中进行。有时开会干部到不齐，我也不敢说他们。刘少奇同志经常叫我去问问干部的生活思想，我也说不好。他就告诉我机关政指应该做哪些工作，又说在党内不论什么人都得执行支部的决议，服从支部书记的领导，叫我大胆工作。每次开支部大会、俱乐部军人大会，他都先到场。此后工作就慢慢的好做起来，自己也慢慢的比较大胆，心里感到首长对我这样好，我要好好地干，要不然叫别人笑死了。所以不知累、不怕苦，干得很起劲，不懂就到处问。在完成扩军任务时，能发动大家，自己也亲自到处去宣传动员参军，做到了超额完成任务，得到单位扩军优胜奖。”

    刘少奇同志当时是中共中央中原局书记，他是在1939年11月初以中央代表身份来到新四军江北指挥部的。

    新四军江北指挥部于1939年5月4日在庐江东汤池成立，其旧址位于今安徽省合肥市庐江县汤池镇东侧马槽河畔的松元村大行村民组（靠着金孔雀度假村）。

    在我父亲的自传中，有这样一段话：“……我们三队（指江北游击纵队三大队）担任江北指挥部警卫任务时，那时江北指挥部司令部机关指导员就是我爱人郑铁鹰同志，她对我就有这个深刻的影响（印象），觉得我这个队长太严格了。”

    由此判定，在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时期，我们父母亲互相知道对方了、关注对方了。此时期，我父亲带队参加了屯仓战斗等，因江北游击纵队成立教导大队，他被调去任队长，不久江北指挥部教导大队和江北游击纵队教导大队合并成立了江北军政干校（抗大五分校），他又成为干校的队长。我母亲则先后调任江北指挥部医院医训队队长兼政治教员、江北指挥部医院院部政治干事。

    在江北指挥部医院时，我母亲经历了一场反日伪军“扫荡”战斗，并且还因此得名“郑铁鹰”——我母亲在自传中写到：“1940年7月，（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医院成立医训队，我被分配去担任队长兼政治教员。不久，日寇扫荡，整个部队分头转移。在转移途中，我们这一方向的（队伍）遭遇鬼子从山下绕过来了，头上有敌机，当时队伍就乱起来了，我一点经验也没有，当时只想到一点：自己一不沉着，下面将更慌乱。因此，我能够大胆沉着，让一位部队来的较有战斗经验的排长带一部分人，我带另一部分人，分头突围！拼死命地跑到集结地的时候，（全队）只有几个（人）甩掉背包，人员没有损失。在反扫荡结束总结工作中，我受到了表扬，很多熟人都来为我高兴，有的同志把我的名字铁英改为‘铁鹰队长’（此名系取自《八月的乡村》一书中）。以后大家都这样叫我，我也感到这名字很好，就这样叫出来了。”我母亲入伍时的姓名是郑丽英，此时，她18岁。

    现今，大马槽河两岸变化很大，我父亲当年所在的江北军政干校、教导大队驻地已不复存在，母亲当年所在的江北指挥部医院医训队驻地谭家仓如今是新建的高档建筑群了！

    我父母在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时，于1941年1月发生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皖南新四军军部直属部队等9千余人遭到国民党7个师约8万人的突然袭击，除2000余人分散突围外，少数被俘，大部壮烈牺牲，军长叶挺被扣押，副军长项英、参谋长周子昆突围后遇难，政治部主任袁国平牺牲。这就是国民党第二次反共高潮的高峰。

    皖南事变前，我父亲已由江北军政干校（即抗大五分校）二队队长调任华中总指挥部二科参谋（负责侦察和教育），我母亲则在江北指挥部医院院部任政治干事，所以，他（她）们没有遭受皖南事变的苦难。

    皖南事变后，中央军委于1941年1月20日发布重建新四军军部的命令，以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为基础组成，任命陈毅为代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张云逸为副军长，赖传珠为参谋长，邓子恢为政治部主任。随后重建的新四军军部进驻江苏盐城。

    重建新四军军部时，我父亲调任新四军军部侦察科参谋而重回军部。此时，他经过教导队、教导营、教导总队几期的学习，已经不再是大字不识几个的穷小子了。这也是他1937年年底离开陈毅特务员任后与陈毅老首长的重逢。

    我母亲所在的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撤编而进入新四军第二师序列，她随之任第二师师直属政治处宣教干事，很快又任师司令部政治指导员。

    重建后的新四军军部进驻江苏盐城，其旧址为江苏省盐城市建军西路126号泰山庙。

    我父亲当年所在的新四军司令部作战处（含侦察科）是在泰山庙第二进院子里的正殿（大殿）里。

    新四军军部和中共中央华中局进驻盐城几个月后，我母亲选调到华中局党校（第一期）学习，但我没有发现盐城华中局党校校址的所在。

    我母亲在华中局党校学习结束后，任鲁迅艺术工作团政治指导员。可惜，我没有打听到鲁迅艺术工作团在盐城的驻地，只知道盐城华中鲁迅艺术学院旧址是在兜率寺（该寺已不存在），现在盐城市有一条“鲁艺路”。

    盐城市的“新四军重建军部纪念塔”被市民们亲切地称为“大铜马”，由原新四军第四师师长张爱萍题字。这是我走过所有新四军军部的旧址、遗址中，最威武、最传神、最精致的塑像！

    1941年7月，日伪军对盐阜区发动第一次大“扫荡”，7月9日新四军军部和中共中央华中局主动撤离盐城。新四军军部从盐城北移陆续到达的驻地见下图。

    1941年8月，新四军军部和中共中央华中局转移到今江苏省盐城市阜宁县陈集乡停翅港村。

    新四军军部重建后进驻盐城时，我父亲田长华已任新四军军部特务团作战训练参谋。军部进驻停翅港不久，他接受了一项特殊的任务——孤军深入敌后运回电台用的电池。这是时任新四军参谋长的赖传珠亲自向我父亲布置的任务。在《赖传珠日记》中的记载：1941年9月2日“派田长华率一个连去小海接电台材料，告诉他们经过路线及注意问题。”1941年9月29日“田参谋来谈南去的经过情形。电料已到。”《赖传珠日记》中提到的“电料”就是电台用的电池，“小海”即今江苏盐城市大丰市小海镇，实际上，我父亲找到电池的地点是“苦水洋”，今江苏盐城市东台市渔港附近。我父亲回忆，赖传珠参谋长交待任务时，特别强调：任务非常重要，一定千方百计接运回来，接运不回来要杀你头！

    我父亲率军部特务团的主力七连往返六百余里，穿过敌人据点、封锁线，在苦水洋（村庄名，在苏北东台县以东大桥东北地区）突袭已占领村庄的鬼子小队，将敌击溃并追击十余里，再联络上地方党组织，寻找到藏匿起来的二十多担电池，连挑带扛地运回停翅港军部。

    我们在停翅港村寻访，意外地听到老书记朱浩开说，他家当年就是新四军军部设立电台的地方，老书记说：“当年电台设在我们家，屋外拉着天线，像张网一样的，每天都在嘀嘀嗒嗒发报。”他还说，电台用的电池很多，用完的废电池没有地方存放，又不能随便乱扔，就塞进一堵烂泥墙里……后来，从墙里扒出来的电池足有几百斤。是啊，这里一定有我父亲他们从海边运回来那二十多担电池呀！

    老书记的家，位置没有变，但当年是个四合院，现在墙都扒光了，已经不是当年的格局了。

    新四军军部驻在停翅港这一时期，我母亲重回军部，除了任鲁迅艺术工作团政治指导员，还在1942年3月8日任军部妇女工作委员会主任。她在自传中写到：“1942年三八节，成立军部妇女工作委员会，饶漱石〔代〕政委在大会上宣布我被选为主任。因为当时军队女同志多，结婚的也渐渐多了，又是战争环境，女同志许多特殊困难未能得到及时的解决。所以，我们的任务：第一是督促以师为单位都成立妇女工作委员会，组织起来进行一些有关女同志本身问题的教育；第二是起草了卫生费、生产费、流产费、婴孩保育费、产前产后的休息期和例假〔规定〕，每月发粗纸三十张，每年增发两条短裤等。经过陈毅军长的批准，成为军队中的供给规定，并进行了一些思想教育。我当时很热心做这个工作。”

    我还有一个推断，就是我父母亲是在军部驻停翅港时期结为伉俪的，因为在这一时期，我父亲任军部特务团作战训练参谋，我母亲任鲁迅艺术工作团政治指导员、军部妇女工作委员会主任，两人应在一起的。另外，还有一个佐证，就是我母亲在1942年底“打埋伏”（即去老百姓家隐蔽）时，因频繁“跑反”而导致产后失去了新生儿，推断父母亲结婚极可能在1942年初，即军部驻停翅港时期里。按照当时男同志结婚须达到“258团”（即年龄25岁以上、8年以上军龄、团级以上干部），我父亲时年26岁、军龄第八年，还未到团职，若在1942年以前结婚也不太容易被批准吧。

    不管怎样说，我父母亲的“结婚照”确实很有味道，那种新四军中带文化气息的“味道”！

    在盐城新四军纪念馆和停翅港新四军军部旧址纪念馆中，分别展示有陈毅军长对弈的画作。

    我父亲是新四军时期的陈毅第一任特务员（即警卫员），陈毅为了身边随时能有对弈的对手，硬是教会了我父亲下围棋。不知道我父亲和陈毅代军长在盐城、停翅港重逢时，是否又会杀得天昏地暗。总之，在陈毅军长反复对阵的指点下，多年后，仗着在新四军练就的底子，我父亲在济南军区各兵种部围棋圈子里颇有口碑，而在山东省老干部围棋赛中轻松杀入第二轮。

    1942年12月，日伪军动用12万人对盐阜地区展开清剿，意在消灭新四军军部。新四军军部遂于12月25日离开停翅港后，经16天秘密行军于1943年1月10日到达黄花塘的。

    现在，黄花塘新四军军部旧址有两处：“老的”一处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复建的院落，挂牌“黄花塘新四军军部旧址”（张爱萍题字）；“新的”一处是为纪念新四军军部暨中共中央华中局进驻黄花塘60周年时修建，以新建的黄花塘新四军军部纪念馆为主。新老旧址相距约百米，都属于江苏省淮安市盱眙县黄花塘镇。

    此时期，我父亲尽管在军部不可能参加大的战斗，但也参加了屯仓战斗、曹甸战斗、岗门反“扫荡”等一些距离黄花塘不太远的战斗。我母亲则度过了新四军时期令她感到备受煎熬的“打埋伏”时期！由于新四军执行精兵简政，将一些非战斗人员下放到地方去，即能从事地方工作，又能减少部队人数。我母亲与许多女同志一样，被下放“到老百姓家里打埋伏”，离开了部队的战友们和组织，经历了精神煎熬的一个时期。

    关于“打埋伏”，缘于日伪军上万人在1941年下半年对盐阜区发动的大“扫荡”，造成中共中央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及直属队必须转移。由停翅港村迁驻到黄花塘是一次重大行动，要行军十余天，途中不仅要经过十几道封锁线，还可能与扫荡的日伪军遭遇。陈毅（代）军长经过反复思考，决定军部要精简机关，轻装前进。动员一些年老病残的人拿了路费返回原籍，一些女同志或者孕妇则就地安排“打埋伏”，暂时隐蔽在可靠的群众家中。这个时期情况紧急的程度，连陈毅（代）军长和张茜夫妻都未能带上不满周岁的儿子（小名叫小侉，大名叫陈昊苏），只能将他托付给了停翅港军部驻地的张大娘家。由此可见一斑。

    我母亲在她的自传中写到了她“打埋伏”的这一段情况：“在1942年12月，日寇冈村宁次到了南京，企图扫荡消灭新四军军部，情况紧急，部队转移，我因怀孕，不能随队行动。……部队全转移走了，情况很紧张，日伪军经常出动，我每个晚上都得转换地方。产后几天，孩子就得脐带风死了。……我也得了严重的关节炎。……

    不久，组织上说精兵简政，缩小机关，干部要降级使用，女同志一律下地方去工作。我……就于1943年2月转到淮南盱眙县旧铺镇岗村小学任校长。……后来把我调到旧铺完小任级〔主〕任，一共做了四学期，到1945年1月又调回军部。”

    我母亲调回军部时，任军供（应）卫（生）部直属休养所政治指导员。

    在黄花塘新四军军部纪念馆卞龙馆长的带领下，我们找到了我母亲任小学校长的岗村，见到了当年她的学生，看到当年的小学校已经废弃。

    可惜的是，我父亲当年所在的新四军军部特务团驻地就在岗村旁的豆庄，当年庄子很小，现在老房子都拆光了，变成了一片农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