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着，卞龙馆长又带领我们在旧铺镇寻找当年的“完小”。看到当年的小学校已经成为盱眙县旧铺粮油管理所，而她和小学校教职员住宿的小庙已经成为盱眙县旧铺中心幼儿园。

    我母亲调回军部时，军部已于1945年2月28日从黄花塘移驻千棵柳（今江苏省淮安市盱眙县旧铺镇千棵柳村），离旧铺仅几公里。

    千棵柳新四军军部已没有了“旧址”，只有“遗址”了——当年新四军军部所在的小院还在，位置、占地和朝向都没有变，但小院的院门已经改建了，原来军部住的朝东的老屋（正房）也拆了。当年军部房东后人是葛正才、葛正富兄弟俩。

    新四军军部驻地小院后面当年茂密的千棵杨柳，已被一片小竹林和稀稀拉拉的几十棵杨树取代。

    陈毅（代）军长的住房也被拆了，从房上拆下来的两幅门（本地产的“禾木”制作），一幅门被用在了后来盖的砖瓦房上。

    从房上拆下来的格栅窗户则用来当作了鸡窝的顶盖。

    卞龙馆长还带领我们找到了当年的姚庄，现在它已不是一个独立的行政村，而是属于五里村的一个组，全名“五里村姚庄（组）”。当年新四军供卫部直属休养所驻地在这里，原先的茅草房已经变成了砖瓦房。我母亲调回军部在此任休养所政治指导员，刘球任休养所所长。当地年长的老乡都记得休养所领导都是女的，来这里休养的都是大干部。

    我母亲回忆：“休养所是直属军卫生部的，工作了一年多。在工作过程中，休养所很庞大，护士都是上海红十字会刚来的，她们喜欢别人叫她们‘小姐’。我们还负责治疗各个师的团、师级干部。病床是两头土墩子，往上架上竹子，条件很差。所长刘球，我们是皖南教导队的同学，她很有修养，工作精神很好，我俩商议好了，说干就干，对于争取团结外来的技术人员方面成绩较明显，医疗上也未曾出事故。当军部召开第一次群英大会时，我俩都被指定列席。生活过的很亲切，我的工作情绪很高。”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的消息传达到了休养所，八年抗战胜利了！我母亲和全所的干部、战士、医护人员、休养人员在这里欢庆，身体好的欢呼跳跃，不能走动的伤病员，也从床上坐起，或支撑拐棍，由人扶着举臂高呼和传递喜讯。一直到夜晚，大家拿着手电筒、举着灯笼，仍然继续传递着喜讯，还有人不禁唱了起来！

    新四军军部驻在千棵柳期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于8月9日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声明，指出由于苏联对日宣战，“对日战争已处在最后阶段”，号召“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人民军队，应在一切可能条件下，对于一切不愿投降的侵略者及其走狗实行广泛的进攻，歼灭这些敌人的力量，夺取其武器和资财，猛烈地扩大解放区，缩小沦陷区”。从此，中国解放区的抗战进入全面反攻阶段。

    抗战胜利后国内形势发生的急剧变化。8月28日，毛泽东在周恩来，王若飞的陪同下，飞往重庆与国民党蒋介石进行谈判，争取国内和平。

    在前线打得越好，和谈就会越顺利。新四军各部接到刘少奇、陈毅的电令后，立即发起声势浩大的全面反攻。

    查找我父亲这一时期他自己的记载，得知在新四军大反攻时期，他随军部特务团出发，参加大反攻去了。而我母亲随之从军供卫部直属休养所也奔前线去了，先是在“两淮战役”（淮安、淮阴）中组织救护伤病员，继而北上，调任津浦前线新四军指挥部野战医院政治指导员。

    1945年9月，淮安全县解放。9月6日，新四军解放淮阴城，成立清江市，并成为苏皖边区政府所在地。9月19日，新四军军部由千棵柳向淮阴搬迁，21日进入淮阴城。

    但是，直至今日，我遍查资料，无有指出淮阴新四军军部所在位置的，更谈不上其旧址、遗址所在。

    我母亲当时紧急带队赶往淮阴，接受“两淮战役”中的伤病员们。接到命令时，我母亲正因为阑尾炎动手术躺在病床上，她回忆到“心里急得很，一路上就抬着去。”她不顾同志们劝阻，坚持随队赶到了淮阴，不想，“屋漏偏逢连阴雨”，发起高烧来！她看到伤病员有千把人，只能咬牙拄着拐杖坚持工作。

    我母亲和战友们忙了好几天，总算把伤病员们都安置妥当了，命令又来了，要我母亲再带队赶到津浦前线指挥部成立野战医院，我母亲被任命为该医院的政治指导员。还没有出发，又来指示，让我母亲同三十几个工作人员暂时留下，负责照管这一千多名伤病员，等待第一师卫生部来接替。我母亲后来写到：“月余后，伤员移交完毕，我们也赶赴津浦前线，因为笨重的药品器材都留在我这里，所以一路上行动起来都很不容易。自己只好前后来回的跑着照应，因此刀口就一直愈合得很慢，直到现在遗留下一个痛苦毛病，每天至少要大便二三次，风雨天要大便四五次。当时是处在胜利大进军的环境，不可能照顾自己的身体，同时情绪上也为抗战胜利而欢欣鼓舞，一股劲地投入这大进军〔中〕。人人都像生龙活虎似的，谁都不知道疲劳。自己也实在顾不得自己的伤口。自己也没有想到自己的伤口。”

    我父亲这时任军部特务团三营营长。对于他来说，总是被圈在教导队、军部里面，总算盼到特务团被放出来可以大打了。他在月余时间里接连参加了打六合、打仪征、下茅山、攻“两淮”一系列战斗。

    在攻打六合城战斗中，新四军第二师师长罗炳辉指挥军部特务团和第二师学兵连、六合支队分工攻城。我父亲带特务团三营担负向城北攻击的任务，他带三名通讯员率先利用夜暗渡过护城河，再指挥突击连架云梯登城并率先突进城内。在巷战中，他和三名通讯员突进速度太快，于是将计就计，他指挥三名通讯员扮作大部队诈敌，共俘敌130多人，缴获100多枪支，占整个战斗中俘敌人数的四分之一。多少年后，一旦说起攻打六合城，我父亲总是不满意战后所报的，说是一营首先攻进城的。

    之后，我父亲带特务团三营单独游击到茅山脚下，打了一场目标为给龟缩在南京、镇江的日伪军以心理威慑的伏击战——攻打六合城战斗之后，三营迅速集结到长江边，换成便衣，悄悄登上民船，驶到长江南岸，迅速进入茅山埋伏在山脚下，伏击了日伪军乘车、步行的混合编队。三营在集中火力、快速出击、短暂肉搏之后即吹号撤退，迅速隐入莽莽山中。事后查证，敌人有约2000多，与三营形成7:1的悬殊力量对比！

    营长敢于带头近战抓俘虏，敢于孤军以300人打敌2000人，都很体现出我父亲的性格！

    自8月22日至9月中旬的10多天中，新四军每战必胜，解放了大江南北200多座城镇，歼灭日伪军12500余人，基本上占领了南京、太湖、天目山之间的广大乡村和县城，将苏中、苏北、淮南、淮北根据地连成了一片。

    毛泽东一行在重庆和蒋介石的谈判是针锋相对，谈谈打打、打打停停。9月中旬，为了达成和平协议，也为了粉碎蒋介石散布的共军就是为了争地盘的谎言，中国共产党准备作出让步，决定让出广东、浙江、苏南、皖南、皖中、湖南、湖北、河南等8个省区的根据地，到陇海路以北及苏北、皖中集中。毛泽东、周恩来对蒋介石十分了解，他们深知，如果中共方面宣布此事，国民党必定会围剿后撤的新四军。因此，在达成协议之前，必须先通知8省新四军、游击队迅速秘密撤离。刘少奇接到毛泽东的指示后，于9月19日急电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令长江以南的新四军迅速撤到苏北。

    中共中央在1945 年9月19日《目前任务和战略部署》的指示中，提出了“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总方针，决定从山东调兵数万人急进东北，新四军江南的浙江、苏南、皖南部队主力北撤，一部分进入山东；决定陈毅、饶漱石到山东工作，已在山东的罗荣桓赴东北。根据中共中央的战略部署， 中共中央华中局机关、新四军军部于1945 年10月从淮阴陆续出发，继续北移进入山东，于10月底落脚临沂城。

    在新四军军部到达临沂之前，山东八路军五路大军大反攻历时一个多月，取得了巨大胜利，山东五个解放区完全连成了一片。我滨海军区、鲁中军区部队和山东军区特务团攻克临沂城，临沂城由此成为山东解放区首府。

    新四军军部在临沂城的驻地先后两处——先在天主教堂（今临沂市兰山路中段，与路南的德国医院相对），后在东郊前河湾村（今临沂市河东区九曲街道前河湾社区）。

    天主教堂新四军军部旧址保护完好，位于天主教堂后院的两层楼里，军部和陈毅军长办公都在小楼的一层。

    军部人员住宿和中共华东局机关则在天主教堂隔马路相对的“南堂”里。南堂楼房于2005年被拆除，并被纳入王羲之公园。现在与天主教堂隔马路相对的是王羲之公园北门了。

    我父母亲随新四军入鲁的北进大部队，也于1945年10月进入山东，首先参加的是新四军军部进驻临沂天主教堂后，指挥的第一仗——津浦路战役。津浦路战役也称为津浦路阻击战、津浦路徐（州）济（南）段战役，即新四军和山东军区部队在津浦铁路中段，对沿津浦路北犯的国民党军进行的阻击战。10月15日，我津浦前线指挥部在峄县（今枣庄市峄城区）成立，新四军军长陈毅兼任司令员，黎玉兼任政委。入鲁的新四军部队与山东军区留下的一部分主力，组成津浦前线野战军（1946年1月7日改称山东野战军），共7万余人，迎战来犯敌军。战役自10月18日开始，在地方部队和民兵、群众配合下，至12月16日结束，共歼灭国民党军和伪军2万余人，受降日军近4000千人，控制了津浦铁路徐州、济南段沿线130余公里，临城、枣庄铁路30余公里，攻克了邹县、滕县县城，解放了鲁南津浦线和临枣线广大地区，挫败了国民党军北进打通津浦路的企图。

    我父亲此时仍是军部特务团三营营长。他们入鲁后的第一个任务是担任津浦前线指挥部的警卫工作。父亲在此又一次见到了自己的老首长陈毅。我想，我父亲一定会向陈毅军长诉苦，他如何如何要下部队（指作战部队），如何如何总是被圈在了军部圈子里……！因而，我父亲见到陈毅后不到两个月，就调任山东胶东军区警备四旅八团副团长了，终于脱离军部圈子了，接着就打上大仗了。

    不过，按我母亲在解放后对我们说的，我父亲调到胶东军区是军区司令员许世友要过去的。母亲说的也有道理，许世友在红四方面军任第四军军长时，我父亲就在军部特务队；在延安时期，发生了“许世友被囚禁受审事件”（那时许世友不同意对张国焘全盘否定，更不能容忍那些对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的无理指责，因此，他被当作“跟张国焘一伙的”“军阀”“土匪”而首当其冲地受到了辱骂和批判，为此他偷偷决定要拉人返回四川打游击，不想行动未及实现即被人举报，他就被关押起来），我父亲是看管他的警卫，也是帮他在街上买遍“好吃的”老部下。所以，许司令要走我父亲，有可能；而我父亲是从军部特务团直接去了胶东军区的，也表明真有这可能。

    不过，父亲到了作战部队，倒是打上仗了，可苦了跟随父亲调动的母亲了。

    我母亲入鲁时任津浦前线指挥部野战医院政治指导员。她经过“两淮战役”的磨练，已经完成了从“休养所”照顾首长到野战救护伤病员的转变。

    在新四军军部进驻临沂初期，国共双方还在谈谈打打、打打停停，还由国民党代表张治中、中共代表周恩来、美方代表马歇尔组成的军事三人小组来负责监督停战事宜。

    至1946年6月，蒋介石悍然撕毁停战协定，全面内战随之爆发。在陈毅等直接指挥下，山东军民奋起自卫还击。7月下旬，新四军军部名义上仍在临沂城，实际上常活动于城郊的高都、杨庄一带。12月19日宿北战役后，陈毅回到临沂时，新四军兼山东军区司令部等领导机关已迁至临沂城东北郊、沂河东岸的前河湾村。

    前河湾村新四军军部旧址位于山东省临沂市河东区九曲镇前河湾社区，这是军部最后一处驻地，也是我们到达的第十三处军部驻地。

    离这个军部旧址约二百米，一排院落平房的东南角，有一个院落比其他院落稍显陈旧，就是当年陈毅军长、夫人张茜的住房，当年的房东是钟维君，现在房东后人是钟恩章。

    父亲离开军部，就到了山东胶东军区警备四旅八团任副团长，母亲也随去到山东胶东军区兵站总处任政治协理员，他们投入了历时109天的胶济线阻击战（持续至组成华东野战军进行鲁南战役、莱芜战役之后）。胶济线有着举足轻重的战略地位，胶东军区、鲁中军区、渤海军区的部队协同，阻击和消灭由济南东进和由潍县西犯之敌，阻止国民党军打通胶济线。我父母所在的胶东军区担负胶济线东段的阻击任务。从1947年6月一直战至9月下旬，胶东军区部队在歼灭和击溃国民党军5个团后，主动撤离了胶济线东段。胶济线阻击战历时109天，歼敌1.2万余人。虽然国民党军打通了胶济线，但只能以铁路为依托龟缩在少数地点，而渤海、鲁中、胶东3个解放区完全连成一片。

    我父亲当时任副团长的胶东军区警四旅八团（该团没有任命团长），主要在胶济线东段作战。他在关于胶济线阻击战的总结中写道：“1946年6月底，国民党军队向我们解放区发动全面内战。当时我团受胶东军区南海军分区贾若裕司令员指挥，活动于即墨县西北地区。

    1946年6月底，蒋军五十四军从青岛登陆后，沿胶济铁路向我解放区进攻。我团奉命阻击敌人五十四军的进攻，担任由城阳至高密沿胶济线的正面运动阻击敌人的防御战。保障我胶东军区五旅和南海分区独立团于夜间反击，歼灭进攻之敌。我团全体指战员积极顽强的以运动防御阻滞了敌人之进攻，保障了我胶东军区主力五旅的利用夜间出击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

    几乎每天的规律是：白天敌人进攻，我军防御；夜间即相反了，我军采取进攻，敌人处于防御被歼。
    ……

    我团在这次胶高即战役中担任运动防御，东起即墨县西之山东村、马山以西一线起，到高密县城东约十华里之胶河南北一线止；在这个中间线是兰村为中心的南北一线。我团在这道防御线中，积极顽强地阻击敌五十四军一个师以上〔兵力〕的进攻，歼灭了敌人的有生力量，前后连续作战达二十余天，胜利地完成了阻迟敌军进攻的任务。获得了军区和旅首长的表扬。

    我团完成阻击任务后，紧接着是胶东军区派出几十辆汽车，将我全团全体指战员运行烟台进行休整补充。地方党政机关和旅部组织文艺晚会，并进行劳军。部队情绪很高涨。”

    在历时109天的胶济线阻击战中，我军涌现出一大批战斗英雄。我父亲的警四旅八团中的二营四连排长魏来国就是其中一名，被军区授予“山东射击英雄”的称号，仅在胶济线东段南泉（即墨）车站阻击战中，他就以一百二三十发子弹毙伤敌人100余名。

    我母亲对参加胶济线阻击战有简短的记录：“（1946年）六月底，全国〔性〕内战大打起来了。〔国民党〕顽八军在青岛登陆，向胶济线侵犯。这时我……沿胶济线跟随部队参加了昌邑、平掖战斗，一直打到莱芜战役。”“在党号召‘爬山头’的时候，在毁灭〔性〕的战争面前，就是死亡、掉头，谁都当作一件光荣的事迹。我同大家一样，屋顶被敌炮弹打掉了，敌机扫射轰炸，燃烧弹着起来了，大家都会一拥而上，用棉被扑灭火，抢救伤员，帮助伤员在黄土上滚灭身上的火，扑在伤员身上遮挡敌机的扫射，争先恐后地为伤员输血。”

    我母亲还有一段文字：“我的小孩生病，被一位不懂儿科的卫生队长一针打死了。”这是我父母在新四军中失去的第二个孩子了！我姐姐说，这个哥哥名字“田小川”，去世的时候已经一岁了，爱笑，会叫人，非常讨人喜欢。当时，我母亲想抱着孩子到医院去看病，但在那样的战争环境里未能实现，只得找身边的卫生队长来打针，结果失误了。在我这个“田小川”哥哥去世前，他留下了一张和我父亲的合影照片。

    1947年1月21日，新四军兼山东军区和华中军区合编为华东军区，山东野战军和华中野战军合编为华东野战军。同时，新四军番号撤销。新四军走过十年光辉历程，在前河湾完成了其光荣的使命！前河湾既是新四军军部最后一处驻地，也是华东野战军诞生地。

    我父母所在部队随之改编为华东野战军第九纵队所属部队，父亲任第二十六师七十六团副团长，母亲任第二十六师野战（医护）所政治协理员。他（她）们一同进入解放战争时期，紧接着参加了莱芜战役和孟良崮战役。

    一年多以后，解放战争的形势日益明朗，我父母又得了一个宝贝女儿，这次，留下了一张宝贵的“全家福”——照片中，左边是父亲田长华，前面中间是姐姐田晓虹，后面中间是母亲郑铁鹰，右边是警卫员张金贵（山东潍县人）。

    这些，就是我的父母伴随新四军军部的十年历程。